在新中国所有的开国元勋行列，程子华的资历是被人经常讨论的。
1955年，解放军进行军衔制改革的时候，程子华已经担任了山西省的省委书记以及省政府主席，程子华是他的家乡山西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意味着程子华没有在军队工作了，按照中央领导人的惯例，离开了军队以及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将领，不再参与授衔（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定）。
在很多人看来，程子华在过去革命岁月中的贡献，足以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
因为程子华领导出了最强的红军，
程子华的革命之路发端于贫寒与求学的岁月，1905年6月，他出生于山西解县一个贫民家庭，原姓苏，因幼年过继给姨母家改姓程。
家境困顿使他早早面对生活的艰辛，高小毕业后，他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这所官费学校为他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也成为他接触进步思想的起点。
他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1925年6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的胸膛里燃起了对革命事业的向往。
1926年12月，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山西省委决定派遣程子华等三人前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深造，他顺利考入该校第六期，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军事训练。
武汉分校作为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时期的延伸，承载着培养革命军官的重任，程子华在此期间与中共党员、军校工兵大队长徐向前等山西籍师生频繁交流，讨论北伐形势、抗日前景及军事策略。
也是在这些交流中，让程子华对革命的理解更加深刻，思想上逐渐从模糊的爱国热情转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军校的学习期间，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央独立师，随同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
夏斗寅叛乱发生在1927年5月，企图破坏武汉国民政府，程子华所在的部队奉命迎战。
这是程子华第一次接触实战，前线的厮杀让他明白了，这个时代的革命不是靠动动笔杆子就可以的，也是这一次的实战，让他首次感受到战火的炙热，枪声与炮火交织中，程子华心中的声音却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清晰。
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反动派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而程子华所在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教导团也受到波及，他毅然选择离开，经汉口辗转至上海，寻找党组织的指引，这段从黄埔军校到脱离国民党军队的经历，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初次转折。
抵达上海后，程子华接到党组织的新任务。
当时的党中央派人与他谈话：
“‘八一’暴动后，贺、叶部队去了广东，你到广东参加贺叶军。”
接到了中央的命令，他随即南下，投身广东的革命洪流。
他先在李济深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短暂服役，随后回到张发奎部教导团，并通过努力重新接上党的关系，1927年12月，广东局势动荡，张发奎与新桂系争夺地盘，将主力部队调往西江迎战，导致广州后方空虚。这一形势为武装起义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根据党中央指示，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广州起义，程子华积极投身其中。
在起义的过程中，程子华表现非常出色，而且动作以及思想非常敏捷，他随起义部队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而这一建筑一直都被视为反动势力的坚固堡垒，程子华把这里攻克，象征着起义的初步胜利。
起义当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程子华在战斗中见证了革命力量的凝聚。
可惜的是，因为敌军的反扑来得非常快，起义仅维持三日便遭镇压，失败后，他随余部转战千里，来到由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随后，程子华跟着部队到达潮汕地区作战，他在海陆丰积极参与保卫斗争，与当地军民并肩作战，因作战受伤留驻海丰，由于他是北方人，口音和外貌在当地难以隐蔽，地方党组织遂安排他离开，寻找新的党组织联系。
这段时间并不长，但是程子华经历的事情非常多，他从广州的枪林弹雨到海陆丰的艰苦斗争，亲历了革命的残酷与希望，也是这条道路上，程子华因为身上的伤，清晰感觉到的痛，更加明悟自己人生的方向。
养好了伤之后，程子华离开了广东。
离开广东后，程子华在白色恐怖中辗转寻找党组织，只不过这一次寻找党组织的道路很坎坷。
他先是到上海，又回山西解县老家，都没有找到党组织，最终还是在1929年的夏天，程子华在河南南阳岳维峻部找到党组织。
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已在该部十五个连建立党支部，拥有七十余名党员，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直接受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程子华找到了组织之后，因为过去出色的革命经历，程子华很快被任命为副官，后升任第一师六团二营五连排长。
他利用职务之便，以交友方式秘密争取士兵支持，团结党外同情分子，为起义积蓄力量，岳维峻部并非蒋介石嫡系，反蒋情绪浓厚，且因多次改编，内部较为松散。
我党在该部的组织力量虽经缩编有所削弱，但影响仍在增长。1929年10月初，部队奉命开往阳新、大冶一带进攻红军。
程子华与地下党员赵品山联系，认为不能将枪口对准红军，遂决定伺机起义，恰在此际，党中央派柯庆施、邓乾元等人到汉口与他接洽，商讨行动方案，中央军委最终确定“里应外合”策略，计划与红五军第五纵队配合攻占大冶城。
1929年12月14日晚11时，起义行动正式展开。
程子华召集各连党员和班长，迅速解决反动军官，率部与何长工、李灿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会师。
就这样，起义部队五个连合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担任支队长，他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整顿队伍，清除旧军队的不良作风，使这支部队焕然一新。
大冶兵暴在我党的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场运动。
大治兵暴当时被党中央誉为“模范兵暴第一声”，其意义不亚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1934年1月，程子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二等红星奖章，这次壮举标志着他从普通士兵向指挥者的转变，也为他日后领导更大规模部队积累了经验。
1934年6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程子华谈话，指示他前往鄂豫皖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就是红四方面军所在的根据地。
只不过，因为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围剿，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撤离，重建的红二十五军又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减员严重，形势岌岌可危。
所以程子华属于是临危受命。
程子华抵达后，结合周恩来打出去的指示，分析认为困守原地无异于坐以待毙，主张实施战略转移，他提出可向伏牛山进发，借鉴土匪头子樊钟秀盘踞多年的经验，创建新根据地。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一致同意西进方案，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
与此同时，省委责成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
在1934年的12月16日，也是中央红军在长征的时候，程子华率领者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在出发之前，程子华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程子华带着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后因地形不利，转向豫西伏牛山。
程子华与吴焕先商议后，又决定进入陕南，最终战胜敌军围堵，于1935年春初步建立鄂豫陕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获悉中央红军北上，决定继续前进，而在之后的一次战斗中，政委吴焕先牺牲，缺少了政委之后，程子华只能兼任省委代理书记和军政委，与徐海东率部北上，9月抵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县。
红二十五军出发时部队仅2900人，到达时增至3400人，留在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也发展至近2000人，成为四支主力红军长征中唯一人数增加的部队。
由此可见，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能力突出，而当时徐海东还是以程子华为主的。
他们率领的部队后来成为了红15军团，在中央红军遭受到了巨大减员的时候，程子华和徐海东带出来的这支红军部队，就是最强的军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子华投身晋察冀边区工作，1939年，他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委和冀中军区政委，加强吕正操部的正规化建设，该纵队由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而成，初始6万余人，成分复杂。
但是程子华治理军队非常有一套，他通过分配红军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十六个主力团，使部队军政素质显著提升。
经过了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后，他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调研地道斗争并推广，使冀中成为平原游击战的典范。
1943-1945年这两年时间里面，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发展至32万人，民兵90余万，解放区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为抗战胜利奠定基础。
解放战争中，程子华率冀察热辽部队参与关键战役，1948年，他指挥塔山阻击战，率四纵、十一纵等部六昼夜死守，寸土未失，确保锦州攻克，为辽沈战役胜利立下殊功。
早在我军进行兵团制改革之前，程子华已经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司令员，由此可见他的地位提高。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他随后率第二兵团入关，切断平张线，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他率十三兵团南下，解放湖南全境。
而在新中国建立后，程子华立即被安排到山西进行地方工作，所以他没有获得军衔，但是程子华这么多年的军事贡献以及付出，足以让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比如他曾经的老搭档徐海东将军，大将第二的地位，程子华如果能够评定军衔，相信也差之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