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年仅30多岁的刘瑞龙同志，率领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大军”，驰骋于华东战场，支援我军作战，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而他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刘瑞龙虽然年轻，但却是个老资历的革命者。1910年10月3日，他生于江苏南通(今南通市)。15 岁参加革命，1927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通(南通)海(海安)如(如皋)特委书记，与张爱萍、黄火青等创建了红十四军，后来他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创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日本投降后，他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兼民运部长、苏皖边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一任华野副参谋长兼后勤部司令
1947年5月下旬，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战役，刘瑞龙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司令，与傅秋涛任主任的华东支前委员会密切配合，动员和组织人民支援前线。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淮海战役中，华野除了没有飞机以外，精良武器之多，大大超过敌军，大炮尤其多。我军常用一种火箭筒发射炸药，去炸毁敌人碉堡，威力无比。每放一炮，需要炸药三四十斤。因此，我军所需炮弹、炸药甚多，许多弹药要从大连、沈阳等地远道运来，还得防火、防水、防爆炸，派民兵押运保护。
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刘瑞龙领带的华野后勤司令部共组织第一线的民工总数达 230 万人。还有第二线、第三线的民工，共18个民兵团共2万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前线做好粮草、弹药的供应。
单以口粮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前线每个月需要原粮(毛粮)1.1亿多斤，还要动员人民将原粮加工(如将小麦磨成面粉)。淮海战役是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华野后勤司令部同时担负着中野的后勤。
为此，华野后勤司令部在徐州西之黄口，特设一个办事处，任命安徽阜阳地委书记王光宇为指挥、负责中野各部队的粮弹供应和伤员后运等项后勤工作。
华野司令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动员大批民工，协助工兵抢修铁路、公路，架设长途电话线，并保证其畅通无阻。
吃饭和弹药问题解决后，还要解决吃菜问题，要采办大批蔬菜、肥猪及纸烟。要争取少吃粗粮，多吃大米。当时刘瑞龙提出的口号是"哪里打炮向哪里运粮"。部队每人带3天口粮，米袋装满。各支前办事处运输4天粮食，共7天。（到淮海战役结束时,前线尚有余粮 2000 万斤。)
陈毅元帅曾评价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这个组织者就是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刘瑞龙。
二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淮海战役后，中共中央决定百万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京(宁)沪杭。
1949年初，华东野战军在徐州贾汪改称第三野战军，刘瑞龙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渡江战役的正面战线很长。自长江口向西至铜陵繁吕，为三野的作战范围；铜陵、繁吕至江西九江湖口，为二野作战范围；四野自武汉南下，直取湖南、两广和海南岛。这么多的军队，还有许多随军南下的工作团队，总计约100多万人，后勤供应十分艰巨。长江两岸水田多，,河流湖泊多，运输工具主要是船，而我军后勤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少船。
怎么办?
刘瑞龙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总前委、华东局和'三野"前委(华野改编为三野时，三野前委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唐亮、刘瑞龙5人组成)领导华东支前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及南京、上海等城市解放后各种支前供应问题作了统一部署与安排，并且动员了广大人民大力修筑道路，疏河，开坝，架设长途电话线，筹集和运粮草军需品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苏北、皖北为渡江作战动员民工达 320 多万，苏北、皖北筹集和运输到前线的粮食，有3.4亿多斤，山东妇女赶制的军鞋达 200 万双。
“船只和水手是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部队团以上领导机构都建立了船只管理机构。在各级支前机构和人民的支援下，到4月初，全军已搜集到各类术船8000多只，每一个军大约有500到 600只。加上部队自己制造的运送大炮、车辆骡马的竹筏、木排等，基本上解决了第一梯队的渡江乘载问题。”
“这些船只和竹筏、木筏等横渡器材分配到各个分队以后，做好船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十分重要了。我们的办法就是，把部队人员和船工组织在一起，共同生活、操作，动员上万多船工，训练部队选拔的几千名水手。在船工中开展诉苦教育和团结的活动。同时，制定了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抚恤条例，妥善安排好船工家属生活。”
“后勤部门对征用的船只要进行检查修理，缺舵缺锚的配舵配锚，缺帆和桅杆的配帆配桅杆，缺篙、橹、桨和缆绳的都要一一配齐。修理船只，需要的大批器材和工匠，要从四面八方选调。后勤部门将船只检修好了，才交与战斗部队使用。”
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充分准备，二野和三野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计划，于4月21日准时发起渡江战役。万炮齐鸣，千帆竞发。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 月 23 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至此，长江三角洲无敌踪，蒋家王朝全面崩溃。
可惜的是，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刘瑞龙即离开军队，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华东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刘瑞龙同志被调国家农业部，任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建国初，毛主席在接见黄克诚、刘瑞龙等人时，微笑着称呼刘瑞龙为“粮草大将军”。一旁的刘少奇，给毛主席详细介绍了刘瑞龙在淮海战役巨大的后勤贡献。
1955年，因早已离开军队系统，刘瑞龙遗憾地错过了大授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