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 图片来自网络

1948年8月,正在徐州的邱清泉听到了一个消息,“飞将军”孙元良出任16兵團司令官兼徐州“剿总”郑州前进指挥部副主任了。

“让孙飞将带兵?杜老总这回有得头疼了。”邱清泉不由得替杜聿明担忧起来。

除邱清泉外,还有一个人对孙元良要到徐州带兵表达出了强烈的不安。

这个人就是宋希濂。

本来,宋希濂是要接替准备赴美治病的杜聿明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

可当他听说孙元良要到徐州去的消息后,立即变卦,说啥也不肯与孙元良出现在同一战场。

没办法,蒋氏只能让杜聿明留下来。

客观地说,孙元良并非是不能打仗的人,不然,他在黄埔1期生中的晋升速度也不会那么快。

孙元良对战场上危险的敏锐性很高。

按理说,具备这种潜质,往往是成为名将的前提,可孙元良却没有把他这种敏锐的直觉用在对的地方。

当他发现战场出现危险的时候,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解决这些危险,而是想着如何逃跑。

如果说他能拉着大家伙儿一起跑也就罢了,毕竟别人会感他的情。

可大家一起跑目标太大,哪有自己一个人跑来的爽利呢?

南京保卫战时,当唐生智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宣布要突围后,负责任一些的将领回到部队指挥突围,不负责任一点将领用电话命令部队突围,像孙元良这种的,既没有回部队,也没有打电话,自己一个人悄无声息的就跑了。

可在挹江门,他被宋希濂给堵住了。

在黄埔1期生中,要论看不上孙元良的,非宋希濂莫属。

宋希濂看不上孙元良,并不仅仅是因为孙元良抛弃部队逃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元良贪。

在淞沪会战时期,孙元良把全国民众慰问部队的慰问品、两军交战附近的纱场的棉纱全部偷运出去给卖了。

至于卖得的款项,自然揣进了他的私囊。

这些事儿,是宋希濂的兄长,时任88师军需主任的宋尚鲁对宋希濂说的。

孙元良在挹江门被宋希濂堵住后,立即抛弃了卫兵,自己一个人跑了。

让人可恨的是,孙元良逃离南京后,在蒋氏面前还编造谎言。

他解释自己为何迟迟未到汉口报到的原因是,他带着从南京突围出来的一些残部在栖霞山打游击。

气愤之下,宋希濂和88师旅长廖龄奇等人举报了孙元良。



宋希濂 图片来自网络

可没料想,在武昌军法执行总监部坐了42天牢的孙元良后来竟以被诬告为名免于处分。

做出这个结论的是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鹿钟麟。

接着,又有顾祝同、张文白等人出面保释,孙元良还当上了第20军团副军团长。

孙元良之所以免于处罚,一方面是因为张文白等人在保释他的时候说,黄埔1期生,现在已经不多了。

听了这个话,蒋氏心里还是有感触的。

别说黄埔1期生不多了,就连黄埔6期以前的学生都不多了。

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战死了太多的黄埔生。老蒋心一软,这才放了孙元良。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孙元良走通了陈诚的门路。

至今,在档案馆中仍能查到孙元良向陈诚写信表忠心的档案。

内容是:

若果有罪,生当然守法,若果无罪,则生拟“不作长(师长、旅长之类)”、“不带兵”,永远追随钧座,略尽绵薄,并亲教训,俾免殒越。

至于那位状告孙元良的廖龄奇,早就被孙元良用5万元买通了。

事后证明,蒋氏此举大错特错。

正是由于对孙元良没有严肃处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

比如在兰封之战中擅自脱离战场的龙慕寒、在商丘擅自脱离战场的黄杰、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中救援马当要塞不力的薛蔚英、擅自放弃信阳的胡宗南。

这4个黄埔1期生,除有罪反升官的胡宗南、侥幸逃脱一死的黄杰外,龙慕寒和薛蔚英均被处以严厉军罚。

如果蒋氏能够严肃处理孙元良,给前线的黄埔生们以震慑,那么,在以后的作战中很有可能不会出现龙慕寒、黄杰、薛蔚英和胡宗南。

也可能是孙元良写给陈诚的那封表忠心的信件起到作用了吧,此后一直到1944年7月,孙元良都没有带兵。

1939年,孙元良被派去欧美考察,一直到1943年下半年才回国,并出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虚职。

一直到了1944年7月,孙元良终于重新带兵了。

这是因为,由于在豫湘桂会战中失利,日军已经进入了贵州,兵锋直指独山,重庆实在是无兵可派,也无人能带兵出战,只能把重庆警卫军编为第29军,由孙元良担任军长,率部赴贵州东南部参战。

据黔桂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的说法,孙元良一见到他就哭了,因为新编成的第29军只是一支卫戍部队,根本就没打过仗。

汤恩伯说的话虽然半真半假,有窝囊孙元良的成分在内,但以孙元良的行事风格,这种事情他是干得出来的。

还好的是有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下辖的第20军死战不退,汤恩伯的13军和94军及时赶到,才算是挡住了日军,日军这才于1944年12月4日黄昏主动撤退。

这一史实,连白崇禧在事后的总结中也承认。

而孙元良却在战后捞取了大功劳,并以此“功绩”获得了“青白”勋章。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于1946年4月调任重庆警备司令,又于1947年10月调任郑州绥靖公署整47军军长。



孙震 图片来自网络

孙元良能够当上整编军长还是靠了叔叔孙震的帮助。

当时,孙震正面临着被蒋氏剥夺军权的可能。

孙震很明智,一来他久历戎行,确实也疲劳了。二来,若与蒋氏明争硬抗,他也没有那个实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孙震敢于放弃他的基本部队。

因此,在他决定放弃军权之前,向蒋氏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他的基本部队整41师和整47师由他的侄子孙元良来执掌。

这个请求被蒋氏接受。

一来,当时的惯例是,一方军事主官离职后,他保举的人选往往会成为接任者,这也算是给卸任者的一点儿面子。

二来,孙震保举的并不是川军将领,而是孙元良。

虽然在黄埔系将领中孙元良名声很差,若让他执掌嫡系部队,恐怕无人信服,而执掌川军则没有这个顾虑。

不管怎么说,孙元良毕竟是黄埔1期生不是?由孙元良来执掌军权,也算是杂牌部队嫡系化了。

就这样,1948年1月,孙震辞去职务,于6月29日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留下的军权由孙元良接任。

1948年8月,蒋军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失败与不足。

在部队建制方面,除决定恢复原来的军、师两级番号外,并决定将兵團作为正式的指挥机构,并以川军整47军及第5绥靖区为基础,建立16兵團,辖41军、47军和99军,以孙元良为司令官。

很显然,这个任命是非常不合适的。

若非有孙震保举,若非16兵團是由川军组成,孙元良是无论如何也当不上这个司令官的。

果然,孙元良一上任就表现出与其他人不同,过去的作风一点也没变。

当军需处长拿着账本告诉他,16兵團实发的军饷只有账面上七成的时候,孙元良的解决办法是,把各师留守处的存粮全部变现。

至于变现后要做什么?当然不是发给士兵,而是要组建快速纵队。

至于那缺了三成的军饷,孙元良就当没看见、没听见。

组建快速纵队倒是好事儿,会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可装备难道不是应该上级拨发吗?难道还需要16兵團自己掏腰包购买吗?

装备由上级拨发那是没错的,可没有好处,谁给你拨发呢?

孙元良有办法,他把三个县的壮丁安家费8万银元挪用,用于打点人情了。

他的逻辑是,既然杜聿明要搞什么“滚筒战术”,那就要有轮子,没有轮子怎么滚?

很显然,孙元良这是在偷换概念。

“滚筒战术”指的可不是用轮子滚,而是几支部队滚动式向前或后退,跟轮子根本没关系。

经过孙元良的一系列操作,第2快速纵队终于组建起来了。

至于被挪用的那8万银元,究竟有多少用于打点人情,或是被他自己贪了,谁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这8万银元肯定没用在购买装备上。

哪有组建部队,还需要自己掏钱买装备的事?

重建的新第2快速纵队以47军125师为核心,配属1个战车营、1个榴弹炮营、1个汽车营等组成。

可这个战车营连一辆坦克都没有,配属的装备的是美制轮式装甲车。

可有一点好处,新第2快速纵队有榴弹炮营,这一点超过了原来的第2快速纵队。

至于汽车营的50辆卡车,就是孙元良不知花费了多少银元打点来的。

可再好的装备也得人来用,人若不行,再好的装备也没用。

在淮海战役中,第2快速纵队的装备几乎都被孙元良自己给炸毁了。



杜聿明 图片来自网络

1948年11月28日,杜聿明奉命到南京开会。

出于对郭汝瑰的不信任,在作战会议上,杜聿明并没有把撤退的时间明说,只是在暗地里告诉了老蒋和顾祝同。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回到徐州后却发现,徐州已经乱了套了。

出现这种状况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蒋氏已经提前通知徐州的要害部门撤退了。

看到此情此景,杜聿明绝望了。

他一再要求保密,可实际情况却是无密可保。

杜聿明的计划是,在11月30日晚上,以全线出击的方式来迷惑华野。

具体部署是,李弥的13兵團先派出一个师占领徐州以西与安徽交界处的萧县,邱清泉的第2兵團担任后卫掩护,孙元良的16兵團和13兵團主力以及徐州警卫司令部的部队一律在黄昏时出发,在发起全线佯攻之后,与华野脱离接触。正式撤退的时间为12月1日。

可没料想,李弥派出的一个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定占领萧县。

孙元良不仅没有对华野发起佯攻,反而主动撤退,而且还不顾杜聿明在12月1日正式撤退的命令,于11月30日晚上就撤退了。

当然,孙元良对此的解释是,理解错了。

至于是真理解错了,还是故意为之?只有孙元良自己知道。

更要命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是,杜聿明指挥部用于沟通各兵團的电话线被误拆了,杜聿明与下辖几个兵團失去了联系。

二是,跟随蒋军撤退的徐州各色人等竟然达到了惊人的30万。

这还怎么走?

这一次,跑得比孙元良还快的是李弥。

和孙元良一样,李弥给部队下达的撤退时间也是11月30日。

李弥给部下的解释是,几十万人撤退,怎么能跑得了?还让我们在侧翼做掩护,那不是把我们当成替死鬼又是什么?

由于害怕杜聿明用电报找他,他还特意切断了与杜聿明的联系。

两天之内,李弥就跑到了距离徐州百里之外。

见李弥拔了头筹,孙元良表示不服。

逃跑了三天后,杜聿明终于在孟集把部下收拢起来。

这是因为,他收到了空投下来的蒋氏的命令,命令他立即停止撤退,转向濉溪口方向攻击前进,以解黄维之围。

看了蒋氏的手令后,所有人都不发言,只有邱清泉表示强硬。

他先是骂了一顿代替李弥来开会的13兵團副司令(李弥没敢来)。

可这位副司令不服气,说他们之所以掩护不力,全都是因为孙元良提前撤退所致。

孙元良有点儿心虚。

面对一贯强势的邱清泉,孙元良也不敢得罪,只能表示愿意服从命令。

于是,杜聿明下令,由邱清泉兵團主攻,13和16兵團为左右两翼掩护。

可当部队攻至濉溪西北的青龙集以西,陈官庄以南地区的时候,担任侧翼掩护的孙元良兵團阵地被华野突破,并迅速插至13与16兵團的结合部。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蒋氏下达的解救黄维兵團的作战命令已经无法执行。

孙元良主张,应立即放弃解救黄维,实施突围。

“良公的见解高明。”对孙元良的提议,邱清泉难得的表示了赞同,

12月6日下午,杜聿明做出了分散突围至阜阳集中的决定。

事实证明,杜聿明这个决策非常错误。

黄维兵團之所以能坚守,很关键的因素是抱团抵抗。

而杜聿明在部队仍具实力的时候分散突围,这就给了华野对其进行分割围歼的机会。

同时,杜聿明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就是甩掉机关和后勤人员轻装突围。

顿时,蒋军内部乱了套。

于是,李弥变卦了,紧接着邱清泉也变卦了。杜聿明意识到突围计划要泡汤了。

他立即联系李弥、邱清泉和孙元良放弃突围,只有孙元良联络不上。

这是因为孙元良通过偷听杜聿明的电话线路,得知杜聿明要放弃突围,于是下令切断了与杜聿明的联络。

6日晚上,孙元良16兵團的阵地上不断传来巨响,这是孙元良正在炸毁大炮和多余的弾药。

这一切都表明,孙元良要独自逃跑了。

见到此情此景,李弥不禁感叹,你自己摸黑儿跑就得了,这么大张旗鼓的炸毁大炮和弾药,岂不是在明着告诉华野,你要突围了吗?

16兵團有32000余人,孙元良这次突围的结果是有16000余人逃了出去,剩下的一半人在华野和邱清泉第5军的夹击下,又重返了包围圈。

跑出去的这16000人,在我军地方部队和民兵、老百姓的追击和搜捕下被全歼。

孙元良虽然也一度被俘,但他毕竟是逃跑的老手,居然在混乱的战场中逃脱了。

在辗转了12天后,12月18日,孙元良终于出现在信阳车站,随后见到了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并在老蒋的允许下回到了南京听候处理。

孙元良的逃跑之路并没有结束,在他回四川重整16兵團后曾经有不跑的机会,可他仍然选择了逃跑。

这一跑,就一直跑到了海峡对岸才算停住了脚步,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地方可跑了。

纵观孙元良的军旅生涯,“跑路”已经成为了常态,堪称“孙跑跑”。

而他每一次逃跑后都没有受到严惩的原因并不是他运气好,除蒋系部队中的“官官相护”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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