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1949年下半年，战场节节败退、举步维艰的老蒋除了将东南沿海的宝岛视作自己最后的落脚点精心经营外，大陆仅剩的一块战略基地也就聚焦在大西南地区了。
当年8月29日，老蒋飞赴重庆歌乐山参加“西南决战”的军事部署会议，与张群、胡宗南、宋希濂、杨森、刘文辉等中央和地方军政要员们共商“大计”。
影视作品中部署西南决战的国军将领
在老蒋看来，国军虽在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后主力损失殆尽，但只要设法利用好这最后的几十万精锐保住西南半壁，等待国际局势出现变化，一切就都会出现反转。也正是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综合考量，老蒋才会毫不犹豫的严词拒绝胡宗南与宋希濂的退守滇缅计划。
这样一来，就只有固守西南，与解放军在此决战这条唯一的路可走了。只不过，在关于决战的兵力配置和部署上，众人还需做一番详尽周密的研究才是。
正当会议现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片沉寂之时，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沈策主动站出来陈述了自己的“胸中良策：
“历代兵家入川，多从川北而来，当然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现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因此，学生以为共军将从川北过来。”
沈策是胡宗南的心腹爱将，他的发言自然得到了胡宗南的认可，当然，结合川北与川东的地形地貌以及我军前期作出的“声北击东”故布迷阵操作，老蒋和刘文辉、杨森等人也都纷纷表示了赞同意见。
影视作品中的胡宗南
因此，会议形成的最终决议方案便围绕着重点布防川北防线展开：一是严防死守秦岭防线，不得擅自后退；二是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三是将罗广文第15兵团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区，随时做好向川北机动的准备。
不过，老蒋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这一作战计划的幕后设计者、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表面上他是国军西南决战计划的“总设计师”，实则是长期秘密潜伏的我党“红色特工”。
就解放大西南战役而言，刘宗宽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淮海战役期间的国军作战厅长郭汝瑰，用事后刘伯承的话来评价：
“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特别是西南所起的作用用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影视作品中的刘伯承与邓小平
或许，从老蒋自信的认为“川北决战”计划天衣无缝的那一刻起，失败的阴影便已然笼罩在他的头上了。
但令人些许疑惑的是，既然这是刘宗宽提前设计好的说辞，又为何会让自己的副手沈策代替转述一番“真知灼见”呢？
归根结底，还是刘宗宽在国军阵营中一言难尽的经历所致。刘宗宽生于陕西蒲城县，早年投奔陕籍将领杨虎城领导的“靖国军”部队，后在对方的准予下报考了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继续回到杨虎城身边任职。
出身黄埔却不留恋中央军的“招牌”，也算是刘宗宽独树一帜的风格了。此后，他又在杨虎城的保举下进入南京陆军大学深造学习，在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9月，以同期“武状元”的第一名成绩接受老蒋的台上颁奖。
按理说同时拥有“黄埔”和“陆大”的履历光环，只要刘宗宽表现积极，日后的前途一定是无可限量的，再加上老蒋也确实有珍惜和拉拢他的意思。
抗战时期的刘宗宽
但刘宗宽性情秉直率真，属于那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性情中人，更何况老蒋在“西安事变”后对待自己老领导杨虎城的态度已经让他寒了心，因而执意要回归自己的老部队中去。
老蒋对此自然心有不快，也为日后刘宗宽的意外遭遇埋下了深刻伏笔。
回到西北军后的刘宗宽被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的孙蔚如保举出任少将参谋长一职。但好景不长，刘宗宽便在陕西地界上得罪了老蒋的“天子门生”胡宗南。
原来，被胡宗南任命为暂编15师师长的刘宗宽，在率部执行黄河防务之际意外发现胡宗南安插在自己部队中的亲信竟然发起了“国难财”，涉及领域之广令他瞠目结舌。
结果不言而喻，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刘宗宽当即严惩了这些投机倒把的军官，但也因此得罪了老蒋身边的“红人”胡宗南。最终，在西北国军中“一手遮天”的胡宗南将刘宗宽撤职查办，并密报老蒋对方与杨虎城的存在的特殊“裙带”关系。
西安事变前的杨虎城
老蒋本就因西安事变而结怨杨虎城，得到胡宗南的小报告后，不由分说的下令将刘宗宽押赴重庆，交军委会审查办理。可问题在于，刘宗宽查处“违法乱纪”军官合情合理，而胡宗南归罪对方却完全是“莫须有”，一时找不出有力证据的审判机关也只得草草判处对方有期徒刑13年。
而这样的结果，还是他昔日恩师、好友多方奔走后争取到的最“宽大处理”结果，又怎能不让一心整军报国的刘宗宽失望至极？
对国军的失望乃至绝望，从另一角度来看，也预示着对我党政策方针的期望。经历两年牢狱之灾的刘宗宽被同僚保释出狱后进入陆军大学担任教官。在恩师韩兆鄂等人的介绍下，刘宗宽加入了民主党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日后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自此之后，刘宗宽得以随韩兆鄂、章伯钧等人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人有了频繁深入的接触，并最终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行营参谋处长任上接受我党的合作建议，在掩护民主人士开展活动的同时，为民主革命事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国民政府重庆行营旧址
自此之后，刘宗宽便正式成为秘密战线中的一员，与我党携手展开了密切深入合作。及至1949年春，原重庆绥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刘宗宽继续担任公署副参谋长，因兼任参谋长的参谋次长肖毅肃随张群往来于南京、重庆之间多有不便，因此刘宗宽便在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指派下代理参谋长一职。
也正因这次的机缘巧合，促成了刘宗宽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第一功”。
作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国军在西南的防御计划制定自然要经由刘宗宽之手。在最初的方案制定中，他便有意为第二野战军挺进川东预留出一个缺口，同时对外大造舆论声势，使我军沿用三国时期“邓艾入川”的战略“不胫而走”，吸引国军将主要兵力布防于川北一线。
当然，作为副手的沈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来自己此前与老蒋和胡宗南之间生出裂痕，再由自己阐述这一计划难免引起二人的怀疑；二来沈策既是胡宗南心腹，又急于在老蒋面前表现，倒不如借此送对方一个顺水人情。
影视作品中的刘宗宽与地下工作者场景
最终，刘宗宽将会议形成的决议内容，连同兵力、火力配置和具体设防地点在内的信息一并交由地下工作者房显志，层层传递到二野刘邓二人手中。
当胡宗南在陕南被一野大军打得手足无措之际，刘宗宽借机将原本作为“预备队”北上布防的罗广文兵团调至川西北一带支援，而罗广文前脚刚走，川东旋即形势告急，无奈，罗广文兵团又硬着头皮返回川东“救火”。
一来二去，罗广文这支精锐之师硬生生被拖成了疲惫之师，面对合围而来的二野大军，主力几乎丧失殆尽，最终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选择阵前起义。
得益于刘宗宽的情报“及时雨”，我军不仅消灭了胡宗南的嫡系主力第一军，也顺利实现了由川东入境继而解放重庆的战略目标。而刘宗宽本人也在重庆解放前夕借故脱离岗位，随庆祝重庆解放的民众一同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重庆各界欢迎解放军入城场景
正因刘宗宽在重庆解放前举足轻重的贡献，刘伯承才会由衷的给予“胜过十万雄兵”、“西南解放第一功”的高度评价，称得上是实至名归。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刘宗宽始终将“入党”之事视为自己一生的夙愿，并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尽管这一程序未及完成他已溘然长逝，但身后却得到了追认为“共产党员”的殊荣，也算是圆了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日，才是我真正开始闻道之时”的铮铮誓言。
一个人的一生很漫长，但只要专注于做成一件事，他便是一个“大写的人”。就这点而言，刘宗宽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