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图查看详情
1076年，68岁的赵抃（biàn）自觉年事已高，萌生了隐退山林之意，上书宋神宗说自己想告老还乡。
看到奏折，宋神宗脸色骤变，把伺候在旁的内监吓得连忙后退几步。等宋神宗冷静下来，其中一个内监，小心翼翼地询问：“皇上，为何发这么大脾气？”
宋神宗把手里的奏折扔给内监。内监一看，原来是铁面御史的还乡请告书。内监在一旁喃喃道：“赵大人可真是执着，这都第5次上书请辞了！”
赵抃，何许人也？他两任杭州知州，曾奏请朝廷为吴越国王钱氏修坟庙，赐名“表忠观”，这才有了后世的钱王祠和镇馆之宝“表忠观碑”；他和苏东坡亦师亦友，成为莫逆之交，赵抃去世，苏东坡亲自为他撰写碑文；他擅诗词，喜欢以茶会友，和辩才法师、苏东坡一起留下了“龙井三贤”的佳话；《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我们熟悉的影视戏曲人物“包青天”，一半来自“黑脸”包拯，另一半来自“铁面”赵抃。
不久前，杭州市历史学会传来消息，杭州市历史学会赵抃研究专委会成立。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五任御史，官至副相，名垂青史的大宋名臣吧。
赵抃雕像（袁健 摄）
“包青天”原型之一 写入《二十四史》
五次“求退休”都没有被批准，这“铁面御史”赵抃究竟有何本事，为什么宋神宗迟迟不愿意放他走呢？
赵抃，字阅道，号知非子。1008年，他出生于浙江衢州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虽是官宦世家，可到祖父一代，早已衰落。少年时候的赵抃，并不算好命，年幼之时，父亲便早早离世，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为艰难，由母亲和长兄共同抚养长大。
他自幼毅力超群，才华横溢，勤学不辍，后考中进士。再后来因工作出色又被举荐为殿中御史，在殿中御史的任上，赵抃开始名动京师。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他的故事和“包青天”很相似，没错，“包青天”的身世和长相均是后人根据赵抃的故事进行加工改编而成的。实际上，历史上的包拯一副白面，真正的“黑脸”是同时期的赵抃，他肤色黝黑，宛如铁面，加之“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因官居御史，加上脸色黝黑，被人称作是“铁面御史”。
历史上清官很多，但赵抃是唯一一位被写进《二十四史》的御史，成语“铁面御史”说的就是赵抃。千百年来，无数说书唱戏之人，为了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将赵抃和包拯“合二为一”，逐渐演变。如今，“黑脸包公戏”无人不知，其实，那张真正的“黑脸”，却日益模糊，被大多人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
两度出任“杭州市长” 奏请朝廷修建“钱王祠”
在浙江历史文化名人中，赵抃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赵抃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晚年曾两度出任杭州知州。历史上，杭州最有名的“老市长”，是白居易和苏东坡。其实，赵抃这位北宋“杭州老市长”，同样留下了不少美谈。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赵抃首次出任杭州知州。他在杭州执政时，对百姓、部属十分宽厚，于是不少人心存侥幸，成为偷盗者。然而，赵抃没有让盗贼横行，他对那些为非作歹、情节严重的恶徒严加处置，给了盗贼狠狠的打击。很快，杭州境内就安宁太平了。同年十二月，赵抃调离杭州。
熙宁十年（1077年）五月，赵抃再次出任杭州知州时，杭州百姓夹道欢迎。这也是赵抃仕途的最后一站。
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赵抃深感吴越王有功于后世，应得到人们的敬重。然而不到百年，吴越国王钱氏的陵墓、庙宇以及家族坟墓等共约30处，都处于荒废状态。于是，赵抃奏请朝廷为吴越国王钱氏修坟庙。
赵抃的建议既有凝聚地方对王朝的向心力意义，也有平和杭州人心的意图。朝廷理解了赵抃的意思，便以皇帝的名义将妙音院改赐名为表忠观，也就是“钱王祠”的前身。
“表忠观”建好后，谁来写碑文呢？赵抃想到了自己最信任的朋友苏东坡。当时苏东坡已经不在杭州了，但苏东坡有在杭州任职的经历，对钱镠的贡献非常了解。苏东坡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次年便写出了《表忠观碑记》，并刻石立碑。这篇文章一字不漏地完整抄录了赵抃的奏疏，只是在最后加上了四字为句的一段铭文。
六度迁徙的“表忠观碑” 是钱王祠的镇馆之宝
是钱王祠的镇馆之
赵抃所建的表忠观，后毁于兵火。现在的钱王祠，是2003年在明嘉靖年间柳浪闻莺内表忠观的旧址上重建的，苏东坡写的“表忠观碑”，就在这里。
《表忠观碑记》是苏东坡留给杭州的唯一见证吴越国历史的碑石文物。文章梳理钱王三代人历史事迹的脉络，将钱镠和他的后代为维护国家的统一，纳土归宋，使江南大地免于战火的事迹表述得清清楚楚。经过北宋的元祐党争，苏东坡的手迹已遭大量毁损，《表忠观碑记》是苏东坡留存下来的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表忠观碑记》全文850字，光华夺目，风格清雄，文章之规范，书法之豪放，苏东坡的政治宿敌王安石，看了后也连连赞道：表忠观碑文诚为“三王世家”体。
在近千年的漫漫岁月中，表忠观碑经历的迁徙和各种灾难，充满传奇色彩。最早一次迁徙，是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时，皇上敕令将表忠观碑从碑座上一块块移下来，迁徙到南宋太学（即今杭州延安路红楼的位置）。那时候太学刚刚建立，宋高宗将自己写的石经竖于太学的同时，还看中了表忠观碑。四块表忠观碑每块重达三吨，从玉皇山迁到太学，这是表忠观碑经历的第一次长途迁徙。
1518年，表忠观碑随南宋石经迁至杭州府学（今孔庙碑林），此时它已是400岁高龄。数百年的光阴使表忠观碑伤残重重，但字迹尚清晰可辨，这是第二次迁徙。
1560年，明嘉靖年间杭州郡守陈柯建议，依据原碑重刻表忠观碑。新刻的表忠观碑立于同年在柳浪闻莺景区改建的表忠观内，而宋刻的表忠观碑依旧立于府学之中。
到了清代，杭州府学内的表忠观碑已不知去向。有一年秋天，杭州府学的一位余教授和好友为了能一睹苏东坡楷书大字的风采，在查看了很多记载后，确定表忠观碑还在府学内，便一处处翻检，经过多次寻找，终于在泥地中找到两块残碑，剔除苔藓，他们发现这就是失踪多年的宋刻表忠观碑。失而复得的残碑当然就成了宝贝，后来被移至钱王祠内，这是表忠观碑的第四次迁徙。
1977年，钱王祠旧址辟为聚景园。此时祠中石碑大部分已遭毁损，表忠观碑再次蒙难，宋碑佚失，只剩下明刻的三块碑石，后被移入杭州碑林。这是表忠观碑的第五次迁徙。
2003年，钱王祠重建，表忠观碑这才从杭州碑林移至钱王祠内，完成了它的第六次迁徙,也成为钱王祠的镇馆之宝。
向朝廷推荐科考落榜的苏洵 还举荐了周敦颐等三十多位贤臣
一个修建“表忠观”，一个写碑文，两位“杭州老市长”，皆流芳百世。
苏东坡虽然比赵抃小了29岁，但两人是忘年交，情谊深厚。有趣的是，赵抃两次来杭州任知州，苏轼也是两次在杭州为官，可谓人生奇妙的交集。
按照辈分来讲，赵抃算是苏东坡的师叔。赵抃十分爱才，当年苏东坡父子三人参加科考，儿子苏东坡与苏辙都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父亲苏洵落榜了，但他的政论文确实写得好，文名远扬，爱才的赵抃不忍心这样的人才被埋没，便极力推荐。据《宋会要》记载，正是时任成都府转运使赵抃的推荐，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都是知恩图报的人，这份情谊一直记在心中。就这样，赵抃和苏东坡慢慢成了忘年交。
受到赵抃推荐的远不止苏家父子三人。赵抃在任期间，还举荐了周敦颐等三十多位贤臣。
赵抃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时，还没到70岁，他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没有被朝廷允许，可是他不停地向朝廷请求。
元丰二年二月，赵抃被加封太子少保的官职之后才退休，回到衢州老家居住，当时已经72岁了。从此，他彻底脱离政治上的纷争，过起优游山林的神仙生活。
离世前两天还在杭州 死后苏东坡亲自为他写碑记
赵抃当初从杭州退休时，杭州市民纷纷挽留他。 赵抃说： “六年以后我会再回来。 ”退休六年后，他在儿子赵屼（wù）的陪同下重游杭州。 杭州市民感恩赵抃，无数士绅百姓蜂拥而来，道路拥塞。 这种情况，于古于今，并不多见，苏东坡后来记载，“杭人德公，逆者如见父母”。
这也是赵抃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出游。他在杭州病发，回到故里衢州两天后即驾鹤西去。
这一天是元丰七年八月癸巳日。报丧的文告发布后，皇帝追封他为太子少师，谥号为“清献”。于是，后人称赵抃为“清献公”。
好友苏东坡洋洋洒洒为赵抃亲笔写下《赵清献公神道碑》，这篇文章他是用了真感情，洋洋洒洒三千多字将赵抃的一生娓娓道来，后来元人修《宋史》时，赵抃的传记多采自苏轼的这篇文章。
苏东坡一生中，只为四个人写过碑文：第一个是宰相富弼（皇帝下的命令，不得不写），第二个是司马光（司马光曾为苏轼母亲写过碑铭），第三个是史学家范镇（范镇是苏洵的铁哥们），第四个就是赵抃。
苏东坡笔下的赵抃堪称完美，“世有公像，如月在水”。这是他对这位忘年交的深情“表白”，点赞的正是赵抃明辨是非的正义和一心为民的真情；他在碑文里还写了自己对赵抃的敬意，“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而赵抃“兼而有之”。
成语“一琴一鹤”说的就是他
赵抃终其一生，历三朝为官，40多年都在外宦游，辗转大半个中国。而每每转任之时，身边只有一琴一鹤相随。
赵抃平时生活中情趣高洁，举止潇洒，家中有一张唐代雷氏名琴，还养了一只白龟，一只丹顶鹤，不论是外出访友，还是走马赴任，他都一并随身带着。
“一琴一鹤”“琴鹤家声”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如今，琴鹤堂成为赵姓堂号，琴鹤家声或琴鹤家风也常常成为赵姓人家照壁或赵氏宗祠匾额的题字内容，其起源就是这位“一琴一鹤”相随的赵抃。
苏东坡曾在《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上欣然题诗：“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
千年之后，我们思及赵抃，或许会忽略他的黑脸，而最清晰的则是他留给我们“一琴一鹤”的背影。这背影虽已千古，却没有在历史的烟尘中模糊远去。高古清妙的琴声仿佛正穿越时空而来，白鹤也似载着一位一袭白衣面目黝黑的老者，翩然振翅，唳声不止。
除了琴鹤相随，赵抃还喜欢以茶会友，是杭州著名的“龙井三贤”之一，另外两人，一个是隐居龙井13年的得道高僧辩才法师徐无象，一个正是赵抃的好友、多次疏浚西湖的大文豪苏东坡。
琴鹤图，绘图：桂建民
“龙井三贤”佳话千年流传
辩才移居风篁岭上龙井村的寿圣院后，他选择在狮峰山麓，开始了种茶生活，以茶为伴，研读佛经，过着隐士般的生活。龙井茶因辩才而得名，后人称他是龙井种茶的开山鼻祖。苏东坡与辩才的故事非常有名，龙井山脚下的过溪亭正是他们友情的见证，两人常常煮茗论道，情谊深厚。而赵抃与苏轼，也是从祖辈传下来的莫逆之交。
元丰二年春，赵抃在归隐前游览南山，夜宿龙井，与辩才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谈。在元丰甲子年，赵抃再次来访，留下了龙泓亭茶诗，辩才也以和诗回应。两位文人墨客的交流，留下了诗词佳话。
为什么赵抃能够和苏轼、辩才法师一同被后人称为“龙井三贤”呢？不仅是因为他们友情深厚，更因为他们都是贤能之人，为当时的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辩才法师天资聪颖，好学精进，学识渊博，25岁就开始讲法，让上天竺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丛林；赵抃多次治理杭州，取消各类弊政，微服出访做基层廉政监察，在饥荒期间以工代赈，救活了许多饥民；苏东坡的事迹我们就更熟悉了，他救治灾民、修堤建闸，也疏浚西湖、建造苏堤，塑造了杭州的重要地标。
在杭州人的心中，龙井是茶，茶就是龙井。“龙井三贤”辩才、赵抃、苏东坡，应和之间是诗，寄情山水的是茶话。
南宋时期，杭州风篁岭上的寿圣院更名为广福院，为了纪念这三位贤者，特别设立了供奉三人的“三贤祠”。祠堂内供奉着赵抃、苏东坡、辩才法师的塑像，供人瞻仰，传递着他们的君子之交精神。
如今，寿圣院早已成了残垣断壁，三贤祠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辩才、赵抃、苏轼“龙井三贤”以茶会友的佳话，却如同飘香的龙井茶，千百年来，历久弥新。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潘卓盈
编辑 陈筱妍
审核 张倩 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