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蜀地的蚕市‖崔耕

蜀地的蚕市

崔耕

蜀地蚕桑业发展源远流长,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蚕市”条,引前蜀杜光庭《仙传拾遗》关于蜀地蚕桑业起源的传说:“蜀蚕丛氏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每岁首出之,以给民家,每给一,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于王。”宋代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百八记载唐人陈溪之说,早在蜀汉时期就有蚕市了。

程棨《摹刘松年蚕织图(耕织)图卷》 (元)

《方舆胜览》指出:“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由此可知,成都蚕市繁盛于唐代,在五代、两宋时期,蚕市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这时成都养蚕业、丝织业高度发达,学者估计宋代成都丝织品的年产量达到300万匹以上(许蓉生《宋代成都的丝织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11期),成为国家的“硬通货”,因此对于各类蚕器的需求更大,因此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蚕市的市场内容。早在唐高宗时,每年阳春三月在成都乾元观、龙兴观、至真观兴办蚕市,至真观道士王晖说“好为人相蚕种,遥知丰损”。这一日人们蜂拥而至,道士王晖寓目指点,从而蚕市大兴。每年三月三,“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繁荣的市场上,有人出售符箓让人佩戴,以消灾求福,祈求一年蚕桑大吉……市场逐渐漫溢周边街巷,成为春节之后的赏春之季。

较早明确使用“蚕市”这一概念的文献来自唐德宗时期。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一三七《成都府碑记》中有“《蚕市记》,韦南康文”的记载。韦南康即韦皋,唐德宗贞元初(785年)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蜀地做官时亲身感受了巴蜀地区蚕市的兴旺,因此专门写下《蚕市记》。该文已佚,但从其留下的只言片语仍然可以看出唐德宗时期成都的蚕市已经是定期举行,吸引各地奔涌而来的商家和购物者,“每及上春,以蚕为名……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

到唐僖宗时期,成都的蚕市已和药市、十宝市一并称为“三市”,并且官府将捕盗布告张贴于此,盗贼看到告示后就来自首。三市之一的蚕市恰恰因为人流量非常大,因此才会将官府告示贴于此处。

晚唐诗人薛能在《边城寓题》诗中曾写道“蚕市归农醉,渔舟钓客醒”,司空图《漫题三首》之一亦有“蜗庐经岁客,蚕市异乡人”,可见蚕市已经是繁华之所,在蚕市做买卖的农人饮酒至醉,顿时成为茫然四顾的“异乡人”,足见蚕市成了山居者的一个“梦田”的大本营。这时成都的蚕市已经具有了很强的是市井气息,成了各色人等会聚交际所在,同时也是一个大江湖。

花间派重要词人韦庄曾经担任前蜀的宰相,其《怨王孙·锦里蚕市》:“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这首词描写了晚唐成都锦里蚕市的热闹繁华,蚕市再也不是一个专门贸易蚕具、蚕种、蚕桑的地方,而是综合贸易的大码头,同时也成为歌舞宴饮游乐的消金窟。

晚唐五代时期,由于蜀地险阻,较少受到兵火之灾,成都仍然一派繁华之象,蚕市也进一步发展。前蜀皇帝王建割据蜀地,他十分重视蚕市,“至时货易毕集,圜阓(音环会,意思是市区)填委。”“蜀人称其繁盛。而(王)建尝登楼望之,见其鬻桑者不一,乃顾左右曰:‘条桑甚多,傥税之,必获厚利’。”(鲍士恭《五国故事》卷上)可见,王建从登楼观蚕市的繁盛之况,悟出可以大肆收税,“必获厚利”。

五代时期的成都蚕市继承了唐末蚕市集综合性贸易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功能,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了逛蚕市的风气。这种风气甚至影响了皇室成员,后蜀后主孟昶的贵妃花蕊夫人在《宫词》九十三中咏叹:“春早寻花入内园,竞传宣旨欲黄昏。明朝驾幸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早早准备,帝王逛蚕市已然成为皇室春季的头等大事。

黄休复《茅亭客话》指出:

“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少卿章岵尝官于蜀,持吴绫、湖罗至官,与川帛同染红。后还京师,经徽润,吴、湖帛色皆渝变,惟蜀产者如旧。后询蜀人之由,云:‘蜀地畜蚕,与他邦异。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煨之,故帛成宜色。’然世之重川红,以为染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也。”(《〈蜀典〉校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

由此可以发现,蚕市与蚕丛氏的曲折关系,以及蜀锦“川红”具有传奇性的来历。

在成都,蚕市循环的时间和地点就有明确规定,即:正月五日在五门;正月十五日在州南门;正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在圣寿寺;二月八日、三月九日在大慈寺;三月三日在北门学射山(今成都凤凰山);三月二十七日在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此外,各州县也有蚕市,如眉州“二月十五蚕市”,彭州唐昌县、绵州龙安县等均有蚕市。就连较为偏僻的彭州葛仙山一带亦有蚕市。《云籍七签》卷一二二指出:“每年三月三日蚕市之辰,众逾万人,宿止山内,饮食之内,水常有余。”可见当时蚕市的市景是十分繁荣和壮观的。每当蚕市之际,人们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货辐辏,万人拥道,红男绿女,摩肩接踵。唐末彭州唐昌县(今成都是郫都区唐昌镇)蚕市,《文苑英华》卷八○指出:“每及上春,以蚕为名,因定日而有知其往。公亦约之期而候之。其日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想人之心,岂待询问而知其欢悦也。”

正月二十三,“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这是一年当中继“五门蚕市”后的第二个蚕市。

开放的城市格局,加上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作为西蜀重镇的成都充满了活力。成都的蚕桑丝绸业发展迅猛,成都以织造中心的效应带动蜀地很多州县成为绢帛产地。据《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记载,四川的绢产地有28个州,约占当时全国87个产绢州的三分之一(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由此可知四川是唐代最重要的绢产地。精美的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不仅是唐宋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为中世纪的成都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1992年版《眉山县志》记载,北宋年间,县城文化发达,市井繁荣。蚕丝交易发达,城内有蚕市(官市)、纱毂行、为丝纱集市等。

苏辙诗《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其二蚕市》,就有清楚回忆。

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拉开帷幕的蚕市,不但是交易,而且成为蜀中乡民的隆重典礼。诗歌展示了眉州村民卖掉余粮、购买蚕器的过程,万木复苏、一派葱绿,市面上见不到浓妆高雅的闲人。市场上亲朋偶然相遇了,又成为一场友情的“春聚”。孩童时代的苏轼兄弟,忍不住放下书本,就行在蚕市的人流里,好不快活!

收到弟弟诗作,置身陕西凤翔府的苏轼,正处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青春时期,但往事缕缕,感叹顿生,作《和子由蚕市》,记录了更为细腻的少年感观,构成了蚕市的二重奏: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

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

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

去年霜降斫秋获,今年箔积如连山。

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翅金与纨。

忆昔与子皆童卯,年年废书走市观。

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

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

这当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共同的眉州童年记忆。每当蚕市拉开帷幕,蜀中乡民“共忘辛苦逐欣欢”,投身于一场浩大的民众狂欢,吸引包括儿童,竟然“废书走市观”,可见蚕市的吸引力、影响力、震撼力之强烈程度。同时,“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又反映充斥于蚕市的欺凌弱小的矛盾,体现了苏轼体恤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的善意与爱心。蚕的意象在苏轼心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后来徒感“老蚕作茧何时脱,梦想至人空激烈”。早年清晰的民间印痕,与苏轼日后成长为敢爱敢恨的清官良吏一脉相承、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