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开篇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四书通讲》
既然我们把“四书”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四书”的最后一章当然不该轻易放过：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这段话不仅是《孟子》一书的尾声，也是整个“四书”的终章。
孟子的这段议论，大有以道自任、“舍我其谁”之概，同时也回应了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预言：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
这两章文字皆有一个对于“时间”的期许，那就是“五百年”！
朱熹对“孟子去齐”一章的注释说：“自尧舜至汤，自汤至文、武，皆五百馀年而圣人出。名世，谓其人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者，为之辅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属。”（《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0页）
《四书章句集注》
朱子显然是把这一章与《孟子》最后一章互为参照的，其中同出互见的两组人物，一是“圣王”系列，一是“名世者”系列——“圣王”确立法度，“名世者”执行法度——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名为“君臣”而实则“师徒”的“递相授受”的传承机制和“见闻”系统。
正是在这里，埋藏着一把打开“道”之“窄门”的隐形钥匙！
那么，圣王之间到底传授了什么呢？《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的开头给出了答案：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请注意，这段话是尧对舜所言，而舜又以此“命禹”——命者，令也，授也，传也——其中的承传方式及人物线索清晰可见。
而“允执厥中”四字，在《尚书·大禹谟》中则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实乃圣王治道之要诀，允称博厚高明，千古不刊！
更有意味的是，此章紧接着尧、舜、禹三圣传道之后，又有商汤、武王、孔子之言，其中显露的，正是一条“道统”授受、“道脉”流传的辗转接力之路线。
钱穆先生论此章与全书之关系说：“盖此章非孔子之言，又非其门弟子之语，而自尧、舜、禹、汤而至武王，终以孔子，其次序有条不紊，其为全书后序而出于编订者某一人或某几人之手，殆无可疑。”（《论语新解》）
《论语新解》
不过窃以为，这一说法尚未全部揭示出《孟子》、也即“四书”末章更深层的“话外音”。
二
孟子到底想说什么呢？以我个人愚见，盖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道”的下移，乃大势所趋。
在孔子以前，“道”的传递是由“圣王”递相授受的，正如古史传说中的“绝地天通”之前，“天命”本来只能由“天子”或帝王感知与传递——后有所谓“汤武革命”，也不过是“革（改）其天命”——故王朝更替也好，道统传递也罢，皆与一般“政治素人”或平民无关。
孔子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道统”传递的上位垄断格局。《论语·尧曰》篇也好，《孟子》末章也罢，都做了一个将孔子“植入”圣王传道系统的工作，其重大意义在于，将本来高高在上的“天命”和“道统”，经由孔子这样一位平民圣哲，下移到了广土众民之中。
孔子一介布衣，对于尧、舜、禹、汤、文王前后承传之道，虽然未能“见而知之”，却终能“闻而知之”，并达到“集大成”之境界，这一“圣道”由“王”而下移至“士”的文化事件，对于“道统”的确立及传递，意义重大，非同小可。
正是孔子以一人之力，在“王道”缺失、“霸道”横行、“圣王不作”的春秋乱世，担荷起了本应由“圣王”履行的弘化使命和传道责任。孔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素王”，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孔子像
其二，是“道”由“人”传，人在道就在。
孟子敢于“以道自任”，是因为他发现了“道脉流传”的历史信息和生命真相。盖“道”之传递，正赖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学缘师法”之外，还有“心法心印”。
用孟子的话说，“见而知之”就是嫡传亲炙，“闻而知之”则是“私淑尚友”——从孔子到曾子，曾子到子思，子思再到孟子，其间流贯的正是一条未曾中断的“现身说法”、“口传心授”的伟大“道脉”！
因为“目击道存”，故能“心心相印”，并最终确保了“道”的传递真实无妄，浑然天成！
也就是说，“道”虽然需要“经”和“文”来承载，但对于“道”之微言大义的把握和传递，则必须要超越“文字”和“名相”，才能“体贴”、“遥契”、“觉悟”和“印证”！
换言之，孔子之所以反复提醒弟子们，在言行之间要更重视“行”，原因正在于“言”无从“尽意”，而包含着出处行止、待人接物、音容笑貌的“行”，却可以于无声处彰显“道”的博大、高明和精微！
《班固集校注》
班固在介绍《论语》成书时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这里的“孔子应答”与“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正是对孔门师徒“口耳相传”“默识心通”的“传道”过程的精准描述。
这也恰好印证了孔子反复阐明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就是说，因为“天道远，人道迩”，故要想上达“天道”，就必须下学“人道”。
既然是“人道”，当然只能由“人传”。一句话，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
那么，“道”究竟靠什么传递呢？
第一，要靠耳闻目见，所谓“相与言而接闻”也。
只有这种面对面的口传心授，才能确保信息不会散失和篡改，“道体”才能完好无损。所以，对于不能得聆圣王及孔子亲炙的后世学者而言，就只能如孟子所说的，通过“颂其诗，读其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了。
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在“尚友古人”和“私淑诸人”的过程中，摆脱名相，破掉执着，以自己的生命热力和慧命活力，去“联想”圣贤传道之“场境”、“语境”和“情境”，进而契入其“心境”、“意境”和“道境”，并最终“还原”其“道场”，“激活”其“道体”，“疏通”其“道气”，“承传”其“道脉”！
佛家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宗所谓“但参活句，莫参死句”，说的正是此意。
第二，要靠“以心传心”，实现“心体”与“道体”的一线贯通。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放”者，失也。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
到哪里去找那颗已经“放失”已久的“心”呢？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孟子译注》（典藏版）
原来，我们“放失”掉的“赤子之心”，在圣人那里早已“先得”着了，无时无刻不在正等着我们去“求”！圣心与我心，原本无二，千古一体，此即“心之所同然”者也！一句话，没有“心”的神交冥会，所谓“传道”，恐怕也只是镜花水月。
以上两点，正是我们所说的打开道之“窄门”的那把金钥匙。
三
然而吊诡的是，这把本来由孟子发现的“金钥匙”，却竟在孟子手里失落了！
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是韩愈。他在《原道》一文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显然，韩愈是接着《孟子》最后一章往下说。他发现，孟子之后，“道”的传递便出现了“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传译”困境，以至于造成了“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藉藉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读荀子》）的混乱局面，佛、老二氏于是乎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韩昌黎文集校注》
其实，不是孟子丢失了“道”，而不过是在他之后，“道”因为不得其人而不幸“失传”罢了。因为失传，反倒更显孟子之可贵！
在《读荀子》一文中，韩愈对孟子大加赞叹：“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可以说，韩愈已经隐然看见孟子手里的那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了！就捍卫孔子之道而言，孟子最大的贡献就是“距杨、墨”。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汉代儒者扬雄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卷》）
扬雄窃比于孟子，正因其能斥百家、崇儒道，故而敢以“圣人之徒”自期。而对于韩愈来说，当时的“塞路者”便是佛、老二氏之学。
所以，他才要学孟子辟杨、墨，做一番艰苦卓绝的“清道夫”的工作，以廓清通向“道之窄门”的“塞路”之物。从这个角度上说，韩愈简直是嘘枯吹生的“道”的守夜人！
《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寅恪先生谓其“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诚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论韩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良有以也！
韩愈死后三百年，宋儒沿着其大刀阔斧开出的“道统”之路，终于走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北宋五子”之首的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通书·文辞》）说，使中断千年的“道脉”得以“疏通”，以孔孟为旨归的原始儒学借助理学的转型，终于冲破佛、老二氏的义理纠缠而得以破茧而出，大放光明。
值得注意的是，和孔、曾、思、孟这“四子”前后接力一样，“北宋五子”，生当同时，互有交游，可谓“见而知之”；而生于南宋的朱子，又系程子后学，其于“五子”，又可谓“闻而知之”。这一条理学之“道脉”也是线索宛然，有迹可循。
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三家、三学之传承，无不赖此师徒授受之“心传”而得以实现，此即韩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之义也。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
所以，道之不传，关键在后人常常蔽于私心和成见，不愿“尚友古人”，甚至根本不信有“道”之存在，更不信“道”之可知可传，即使他们阅读经典，亦不过纠缠于章句名相、义理逻辑，而未能“以心印心”，“以法证法”，故大道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一般凡夫俗子甚至文人学者，终不能“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也。
四
以上对“道脉”传递之内在理路与历史进程做了大致梳理，其要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首先，“道”之为物，虽有形上精微之特点，也并非不可“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故我们绝不认同“道”的不可知论，也不赞同关于“道”之解说的神秘主义倾向。
其次，因为“道”是可以“闻见与知”的，那么，就一定可以通过“人”来“传”。尽管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道脉”偶或一时中衰，但绝不至断绝消亡，一旦逢其时，得其人，必有“一阳来复”的一天！故所谓“道之不传”，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不是“无解”的难题。
第三，也是本书最想证明的一点，就是道不仅可得而“传”，而且可得而“行”！
今之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者，时常要面临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严峻质问，即儒家所标举的道德理想主义，不过是高悬于天上的乌托邦梦想，诸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等美好憧憬，永远不可能实现！
而且，他们还会搬出儒家内部的声音来为此说张目，如作为程颐四传弟子的朱熹就曾不无悲观地说：“（唐）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答陈同甫》）
《朱子全书》
这里，朱子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不过是“假借仁义”以“行其私”，当后世得天下的帝王标举孔子仁义之道时，其所行者早已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正是在这里，“道统”与“势统”（或曰“政统”）开始各行其是，分道扬镳了。
朱子的意思是，千万不要以成败和结果来论道统，假借仁义而行的“霸道”，其实与尧、舜、禹、汤诸圣王践行的“王道”，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道！
换言之，“王道”之不行，并不意味着“人道”之沦丧。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上》）
就此而言，孔子作《春秋》，既是规范“王道”，也是存续“人道”。
关于孔子作《春秋》之义，司马迁说得明白，那就是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
南宋初期覆北宋国子监刻递修本《史记•孔子世家》
无他，盖因“道之不行”也。当在位者皆私心自用、不行正道之时，孔子乃以一人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以《春秋》之义为天下立道、为后世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以布衣身行王者事，从此，孔子开创的“道统”与“学统”，便与君主代表的“势统”或“政统”，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并最终形成了“道尊于势”的价值理念。
所以，当我们读到朱子“道之不行”的感叹时，大可不必灰心丧气。要知道，“行道”与“传道”究竟并非一事，“道之不行”绝不意味着“道之不传”。
一句话，就算“道”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得“行”，也绝不减损“道”的价值！为了彰显“道”的这一近乎西方宗教之神的绝对价值，朱子才要用“天理”为说，以便“激活”原始儒学中本来就蕴藏着的终极关怀和信仰精神。
当朱子说出“道之不行”之时，正说明他已从前人手中接过了“道”的火炬。当他终于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子书”，合为一编，撰成《四书章句集注》之时，正是“道脉”得以“归正”并重放光明之日。“四书”正是在此一意义上，才堪称中国文化之“圣经”与“道书”。
本书所梳理的十三个道，皆从“四书”之教义中提炼出来，无不是可知、可传、可行的日用常行之“人道”。只要“人道”不失，“天道”便会常伴常行，“王道”即使终不可期，亦可作为一终极理想和绝对信念，如日月高悬，照亮尘世间阡陌纵横的“道路”。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良有以也。
在本书的结尾，我想说的是——在这广袤无边的天文世界和人文世界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跨越时空的纽带和系统：
《论语新识》
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统”；以学缘为纽带，形成了“学统”；以“斯文”“慧命”和“道”的传递为纽带，则形成了“道统”。这三统，远比通过强权建立且随时变易的“政统”或“势统”更强大，更持久，更深厚。
中华文化正是一个由“血统”“学统”和“道统”交织而成的独特的文化生命体，在长达数千年的演化和发展中，她已经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她也许不够完美，但她足够智慧，足够坚韧，也足够温暖。
作为此一文化所孕育、发荣、成就的个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来去匆匆，但文化的总体生命却可绵延不绝，至少将与人类的总体命运同在。
在这个如长河一般悠远的文化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河边逆旅中的一个行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饮水思源，不能不心怀感恩。正如北宋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所唱：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道脉”如水，逝者如斯，来者亦如斯。“窄门”洞开，惊鸿一瞥，刹那即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