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阳光穿过破碎的云层，洒落在雁门关外的山梁上。关沟村，七扭八歪的土墙泛着惨白的光。这座隐匿于平型关古道褶皱深处的小村庄，此时仿佛被遗弃的棋盘，零散地分布在山坳之中。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上，挂着的破铜钟在寒风里摇摇晃晃，却再也无人敲响，用以示警。三天前，阎锡山晋军的部队向着东南山隘撤离，但凡能走动的村民，都跟着撤到东西炮池村去了。而留在村里的，是二十来个行动不便的老人、身怀六甲的孕妇，以及发着高烧、虚弱不堪的孩童。他们如同被狂风卷落的枯叶，瑟缩在露明沟的岩缝之中。。
九月二十三日，晨雾尚未散尽，马蹄铁敲击山石的清脆声响，惊飞了崖畔的寒鸦。五个日本骑兵慢悠悠地晃进了村口，战马鼻子喷出的白气，与他们口中吐出的烟圈交织在一起。领头的军曹，用刺刀尖挑起晾在篱笆上的婴儿尿布，随后对着空荡荡的村落，发出一阵狂笑。这笑声，犹如一道催命符，让躲在沟底岩洞里的孕妇王秀英，浑身止不住地颤抖。她怀胎八月的肚皮紧贴着岩壁，差一点就碰翻了摞在洞口的柴禾垛。
晌午，太阳高悬，露明沟被晒得发烫。六个日本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如同梳篦一般，从沟顶开始向下搜寻。藏在最外侧岩缝里的赵家媳妇，最先被发现。这位裹着小脚的妇人，抱着两岁的女儿刚跑出三步，后心就被刺刀狠狠捅穿。婴儿的啼哭，引来了更多日本士兵。他们如同围猎野兔一般，将二十多个老弱妇孺逼到了沟底。五十多岁的瘫子李福贵，被粗暴地拖了出来，当成了活靶子。当三八大盖的6.5毫米子弹，在他肩胛骨上钻出一个血洞时，围观的日本士兵竟拍手叫好，毫无怜悯之心。
与此同时，十里之外的唐之洼村，同样的惨剧也在上演。九月二十四日正午，宋培蹲在自家谷子地里，专心地磨着镰刀。远处公路上腾起的烟尘，让他心头猛地一紧。八个短工还在埋头收割，谁都没有注意到，十几个骑着东洋大马的日本士兵，已经悄然包抄过来。张明珠刚把捆好的谷穗甩上驴车，后脖领突然被马鞭卷住，整个人被拖倒在地。日本少尉的佐官刀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银弧，三十岁的卢景还没来得及反应，天灵盖就带着热气飞进了谷垛。
小沙河南岸的打谷场，沦为了日军的刑场。七个庄稼汉被反绑着，跪在石碾旁。日本士兵像戏弄猴子一样，用刺刀尖挑开他们的粗布褂子。五十岁的张千金吓得裤裆湿透，这个给地主扛了半辈子活的老光棍，到死都没能合上被刺刀剜去右眼的眼睛。带血的马蹄铁在晒场上踩出凌乱的印记，与人体组织混在一起，黏在夯土之中，引来了成群的绿头苍蝇。
宋培跌跌撞撞地跑到打谷场时，夕阳已经将西天染成了血红。他雇来的七个短工，以各种扭曲的姿势倒在场院四周。卢景没了脑袋的身子，依旧保持着跪姿，脖腔里的血早已凝结成黑痂。这个平日里精明能干的东家，突然发出夜枭般的嚎叫，双手疯狂地刨着晒场上的黄土，刨出了两个深坑，指甲盖都翻了起来。当邻居们将他架回家时，他的眼珠子瞪得几乎要爆出眼眶，嘴里反复念叨着“八个活人呐”，直到七天后咽下最后一口气，都未能瞑目。
关沟村的屠杀一直持续到日头偏西。露明沟底的尸体堆里，有个孕妇的肚皮被残忍剖开，尚未成形的胎儿连着脐带，挂在酸枣树上。三岁男孩铁蛋，蜷缩在母亲尚有余温的怀里，小手还紧紧攥着半块糖瓜，直到被汽油浇透点燃，都没有松开。二十三个鲜活的生命消逝，他们的血渗进沟底的砂石之中。第二年春天，这里开出的山丹丹花，红得让人毛骨悚然。
十月初，寒雨纷纷，冲刷着两个村庄所遭受暴行的罪证。关沟村幸存的五个孩童，被晋军发现时，正趴在露明沟顶，啃食着野酸枣充饥。唐之洼的乡亲们趁着夜色，摸回打谷场，用铡刀草草处理了八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由于尸体损毁严重，实在难以分清谁是谁的胳膊腿，只能混着装进薄皮棺材。宋培的墓碑比其他人的高出半尺，这个固执的庄稼汉，至死都不肯闭眼。石匠无奈，只好在他名字下面多刻了一道凹槽，权当是他合不上的眼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编修县志时，关沟惨案的死亡数字定格为二十三口，唐之洼村的八条人命，也永远地记录在了泛黄的档案纸上。当年在露明沟被熏黑的山岩缝里，如今依然能抠出几粒变形的步枪弹头；而小沙河打谷场边的老槐树，每到阴雨天，就会渗出暗红色的树胶，村里的老人都说，那是冤魂的血泪。当年被日军当作靶子的瘫子李福贵，他的侄孙在平型关战役纪念馆担任讲解员，每次说起关沟村的故事，总要指着玻璃柜里那把卷刃的佐官刀：“瞧见刀柄上的菊花纹没？就是这朵花，沾满了咱爷爷那辈人的血。”
参考资料：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 版社1986年版，第19-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