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腿伤得再深半寸，怕是连骨头都要露出来了。”1931年10月7日清晨，湖北黄陂红军医院病房里，护士王明佳端着搪瓷盘的手微微发抖。躺在木板床上的张行忠突然抓住她的手腕：“同志，你说话的口音像是麻城人？”
这段看似平常的对话，揭开了战争年代最令人揪心的爱情谜团。此时距离他们秘密成婚，恰好过去了三百六十七天。
麻城北郊的深宅大院里，十八岁的王明佳正对着铜镜梳头。梳齿卡在发间发出“咔嗒”声，惊动了窗外盯梢的家丁。这是1929年春天，作为当地首富的独生女，她的闺房外永远守着三个护院。父亲王世昌刚给她订了门亲事，对方是武汉警察局长的侄子。
“小姐，张先生在后门等您。”丫鬟春桃的声音轻得像片落叶。王明佳抓起准备好的包袱，刚跨出半步又折返，将梳妆台上的银簪子揣进怀里——这是母亲临终前留给她的唯一念想。
接应她的是个精瘦汉子，自称张行玉。他带着王明佳在玉米地里穿行整夜，黎明时分将她交给个年轻战士：“这是我弟弟张行忠，鄂豫皖游击队的。”晨雾中，王明佳看清了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额角有道寸许长的疤。
三天后的深夜，他们在罗山县农户家的柴房里拜了天地。没有红烛喜服，只有半截蜡烛头插在土墙上。张行忠掏出个布包：“这是用三个银元打的戒指，等革命胜利了......”话没说完，村外突然响起枪声。这场仓促的婚礼，最终以新郎背着新娘子翻过三道山梁告终。
医院走廊飘来浓重的血腥味，打断了王明佳的回忆。作为护理班最出色的学员，她被分配到黄陂医院不过半月。每天要处理三十多个伤员，发炎的伤口、溃烂的皮肉，这些都没让她退缩。直到遇见这个右腿缠着绷带的连长，那双眼睛总让她想起柴房里跳动的烛光。
“王护士，三号床伤员需要立即清创！”院长的喊声让王明佳浑身一震。她抓起纱布跑向病房，却在门口撞见拄着拐杖练习走路的张行忠。拐杖滑脱的瞬间，两人同时伸手去扶，指尖相触时竟像触电般缩回。
这诡异的默契引起保卫科注意。10月12日傍晚，王明佳被叫到保卫处办公室。土墙上“肃反”两个红字刺得她眼疼，审讯员把钢笔摔在桌上：“说！你和张行忠到底是什么关系？”
“报告首长，我们只是医护关系。”王明佳挺直脊背，指甲掐进掌心。她比谁都清楚，承认婚姻就意味着暴露地主出身——这是要掉脑袋的死罪。
同一时刻，张行忠正对着油灯发呆。绷带下那道贯穿小腿的弹痕，是三天前在双桥镇突围时留下的。子弹擦过动脉的瞬间，他忽然想起新婚夜妻子塞给他的绣帕，上面歪歪扭扭绣着“革命成功”四个字。此刻那方帕子就贴身揣着，浸透了血与汗。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十月最后那个雨夜。王明佳被指派给张行忠拆线，棉球沾着酒精擦过皮肤时，她突然低声哼起段旋律。那是大别山深处的采茶调，张行忠猛地坐起身：“你是......柴房里的......”
“嘘！”王明佳慌忙捂住他的嘴，泪水却止不住滚落。油灯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恍如当年摇曳的烛影。这个瞬间，所有纪律、危险都被抛诸脑后，张行忠颤抖着掏出那枚戒指：“我一直带在身上。”
保卫科破门而入时，戒指正躺在王明佳掌心泛着微光。11月3日的审讯记录上写着：“地主阶级潜伏分子王明佳，以色诱手段腐蚀红军干部。”没人相信那个雨夜的相认，更没人愿意听绣帕背后的故事。
张行忠被关禁闭的第十五天，窗外飘来焚烧文件的焦糊味。他发疯似的捶打木门：“让我见王明佳！”回应他的只有呼啸的北风。直到次年开春，打扫刑场的炊事员老杨在沟渠边捡到枚银簪子，簪头刻着细小的“佳”字。
1955年授衔仪式上，张行忠的将官礼服口袋里始终揣着两件东西：半块绣着“革命成功”的帕子，还有枚沾着硝烟味的银戒指。每当有人问起，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总会望向南方：“有些仗打完了，有些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