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杭州笕桥机场飘着细雨，三架C - 47运输机“嗡嗡”响着。劳冠英刚被任命为74军军长，手里紧紧攥着委任状。再看跑道上，新兵队伍乱成一锅粥。这些从浙东抓来的壮丁，好多还穿着对襟布衫，在宪兵的打骂声中，稀里糊涂地往机舱里钻。不远处停机坪上，“天下第一军”的鎏金木牌被雨水冲得看不清字，就跟这支部队的命运似的，眼看着要不行了。
与此同时，重庆林园官邸的防空洞里，俞济时拿着红蓝铅笔，一下一下敲着《陆军整编方案》。墙上挂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让他的脸色看起来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作为74军的创始人，他正为第三次重建74军的军长人选头疼呢。侍从参谋递来劳冠英的档案，他瞅见“王耀武旧部”这几个字，鼻子里哼了一声：“就这五期出来的小角色，当年副师长都没当上，现在倒要当军长了？”
，在浙中一个由祠堂改成的司令部里，五十一岁的劳冠英对着一本破破烂烂的《陆军战斗序列》发呆。书翻到1940年那页，边角都卷起来了。那年，他还是58师174旅的少将旅长。想起当年，廖龄奇师长办公室的门“砰”地在他面前关上，就像一道跨不过去的坎。王耀武把张灵甫直接空降成副师长时，参谋处的人都在背后笑话他。长沙会战结束后，廖龄奇被押去枪毙，58师的官兵一气之下，集体扯掉了领章，那场面，劳冠英到现在都忘不了。
七月的福州鼓山脚下，热得人喘不过气，海风还带着股咸腥味。74军刚经历了千里大溃退，残部正把美制M1917重机枪拆了，扔进闽江里。“军座，共军先头部队离咱们不到一百里了！”参谋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劳冠英一听，抓起钢盔就朝地图砸过去：“朱绍良这个老滑头，说好的三个师装备呢？连根毛都没见着！”窗外，炊事班正杀最后几匹战马，血腥味引来了一大群绿头苍蝇，嗡嗡乱飞。
平潭岛那边，海浪不停地拍打着73军的碉堡。李天霞手里把玩着劳冠英送来的将官佩剑，一脸嘲讽：“冠英兄，委员长都准备放弃福建了，你还想着让我的运输舰装这些破玩意儿？”说完，随手就把剑扔进了弹药箱。箱盖上“民国三十八年七月造”的漆字，都掉得差不多了。当天晚上，二十多个74军团级以上的军官，挤在渔船舱底，听着外面越来越远的枪炮声，有人小声哼起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四军军歌》，但没哼几句就断了。
1950年元旦，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局的地下室里，隐隐约约能听到外面的爆竹声。审判席上，李天霞指着劳冠英，笑得前仰后合：“当年你给王耀武当小弟，现在连小弟都不如！”旁听席上的俞济时突然站起来，抓起整盒“歼灭共匪”勋章，朝被告席砸过去。三枚铜章擦过劳冠英的额头，在水泥地上蹦跶了几下，发出清脆的声响。法官念到“擅自撤退致全军覆没”时，窗外正好传来“保卫大台湾”的口号声。
1965年，基隆码头仓库改成的“冠英杂货铺”里，台风呼呼地刮，铁皮屋顶被吹得哐哐响。劳冠英头发都掉光了，就着煤油灯的光，在旧军毯上画《浙赣线防御示意图》。玻璃柜里，泛黄的“忠勤勋章”旁边，放着女儿从美军福利社带回来的午餐肉罐头。“爸，陈诚院长去世了。”小儿子小声跟他说。劳冠英手一抖，笔尖在图纸上洇出一大团墨。
1977年清明，台北军人公墓被雨幕笼罩着。俞济时坐着轮椅，停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随从念到“劳冠英殁于1972年”时，老人突然抓起铁伞，使劲儿敲打碑座：“这个废物！连块像样的墓碑都留不住！”铁伞和碑座碰撞的声音，惊飞了一群斑鸠。恍惚间，那振翅声里好像夹杂着当年上高会战的冲锋号。雨越下越大，把碑文上“精忠报国”的金漆都冲掉了，雨水顺着碑身流进台湾海峡，消失得无影无踪。定标题，吸引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