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广州沙面白鹅潭的滩涂上，香港著名爱国商人霍英东站在滔滔珠江边，内心正孕育着一个破冰的宏大计划，他准备建设中国大陆第一家五星级中外合资酒店。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梦想，结果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阻碍下，却屡屡遭遇挫折，但是这并未阻止酒店建设的脚步，反而演绎出一段跌宕起伏的改革“突围”史。
当霍英东选定沙面岛作为酒店建设用地时，这片330亩的冲积沙洲还残留着殖民时代的伤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里曾沦为英法租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让这片土地成为民族记忆中的耻辱烙印。但霍英东却以独特的政治智慧洞察到：“在屈辱之地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酒店，才能长民族志气！”他的远见将商业投资升华为国家象征，为“白天鹅宾馆”注入了超越商业价值的政治意义。
1979年1月，《广州沙面白鹅潭投资兴建旅馆计划意向书草案》签署，但真正启动建设时却陷入审批泥潭。霍英东投资高达5000万美元，远超广东省审批权限，必须报国务院批准，然而当时国务院尚未出台外商投资相关法规，霍英东十几次往返北京，跑遍经贸部、侨办、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却始终未获批复。更令项目组焦虑的是，酒店被归类为“楼堂馆所”，恰逢中央严控此类项目，审批程序如同千层迷宫。
时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同志在听取霍英东汇报后，他敏锐意识到白天鹅项目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投资，而是撬动改革开放的关键支点。面对超出省级审批权限的困局，杨尚昆同志果断决定北上求援：“我去看望一下叶帅”，他深知叶帅在中央领导层拥有很高的政治影响力，这位老革命家或许对中央特殊政策会提出更深层次的理解。
杨尚昆同志连夜赶往北京，在叶帅家中他提出了心中的顾虑，当他汇报审批面临的困境时，叶帅意味深长地提醒：“尚昆，你们不是有尚方宝剑吗？”这把“宝剑”正是1979年7月中央批准的《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是中央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领域先行先试的权限。
叶帅的点拨犹如拨云见日，杨尚昆同志立即启用中央50号文件，充分利用广东省自主审批的权限，这一政策创新不仅解决了白天鹅宾馆的审批难题，更开创了地方改革开放的先河。根据新政策，外商投资项目按投资额分级审批，500万美元以下项目由省里直接审批，500万至3000万美元报中央备案，这种“分级授权”模式，为后续深圳特区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项目获批后，建设过程中仍充满戏剧性：因建筑高度超标，军方要求在楼顶设置高射炮台，规划部门则坚持在旁边建员工宿舍和自行车棚，杨尚昆同志再次向叶帅求助，最终说服相关部门免除这些“中国特色”要求。霍英东也在此时表现出建设者的担当，他坚持不请外国管理集团，而是将2000名毫无经验的员工分批送往美国学习酒店管理。
霍英东实施“本土化运营”理念，他率先启用信用卡结算，在当时还引发了“看不见现金如何收款”的质疑，但他力排众议最终成功推动中国酒店业与国际接轨。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天，他再次力排众议开放参观，那天人们争相体验抽水马桶、拍照留念，手纸日耗量达400余卷，他用“全民狂欢”的方式打破高级酒店的神秘感。
作为中国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很快成为外交舞台，1986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下榻时，霍英东特意从香港空运兰花装点客房；邓公三次视察期间对法式面包赞不绝口，甚至自费购买带回中南海。从这些细节中看到了中国接待外宾的新气象，暗含着决策层通过具体事物传递开放信号的深意，当改革派官员在此研讨经济政策时，白天鹅已超越建筑本身，升华为改革精神的物质载体。
白天鹅宾馆的建造史是改革开放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建筑地标，更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文化自信的孵化器、思想解放的催化剂。当我们在今日回望这段历史，看到了杨尚昆同志与叶帅的智慧交锋、看到了霍英东的商业远见，还看到一个古老文明在时代浪潮中破茧重生的瑰丽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