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啊，这梯田修得比去年更规整了。”1976年4月23日午后，周恩来站在大寨狼窝掌的坡地上，望着远处层叠如画的梯田，手掌搭在陈永贵肩头。陈永贵正要接话，一阵山风掠过，总理的灰色中山装被吹得猎猎作响，他下意识抬手压住被风吹乱的银发，补了句：“我年纪大，应该是最后一次来。”
太行山褶皱里的这片土地，在二十年间经历了两次“开天辟地”。第一次是1948年土改分田时，昔阳县的农民用锄头砸碎了地契；第二次则是陈永贵领着大寨人，用扁担箩筐把七沟八梁改造成“海绵田”。这片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石灰岩山区，硬是靠着手凿肩挑，在1963年创下亩产704斤的奇迹——这个数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四成有余。
陈永贵的办公室至今保存着当年那杆旱烟袋，铜烟锅上留着指甲掐出的印子。1949年刚当上生产委员时，他总蹲在打谷场边的碾盘上开社员会。有回讨论引水渠走向，老会计说按旧例该绕开赵家坟，他“啪”地把烟袋往碾盘上一磕：“活人还怕死人？水渠直着走！”青石板上迸出的火星，惊得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走。这个细节后来被写进山西省委的调查报告，称其为“破除封建迷信的典范”。
有意思的是，这个被毛主席称为“没有文化的政治家”的庄稼汉，倒真摸索出套管理学问。他发明的“标兵工分”制度，让劳动能手每天能挣12个工分，懒汉只能拿8分。村里最壮的劳力贾进才不服气，有天故意磨洋工，结果当天工分册上他的名字后头真画了个“8”。第二天天没亮，这汉子就扛着镢头上了虎头山。这套法子后来被总结成“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成了全国推广的“大寨式管理”。
1964年冬的那场报告会，人民大会堂穹顶的鎏金吊灯晃得陈永贵眼晕。他攥着讲稿的手心全是汗，稿纸上歪扭的字迹还是扫盲班老师帮着誊的。说到大寨十年造地三十亩，台下有位戴眼镜的干部突然举手：“陈书记，您这账不对吧？全县劳力都调去也完不成啊！”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陈永贵愣了两秒，扯开嗓门回道：“这位同志算的是晴天账，咱庄稼人可不管刮风下雨！”话音未落，坐在前排的周总理带头鼓起掌来。后来才知道，那个提问者是某部委的统计处长。
总理对大寨的情分，藏在三次视察的细节里。1965年带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时，他特意换上圆口布鞋，跟着社员们爬了五里山路；1973年陪墨西哥总统参观，在玉米地里掰了三个棒子塞给外宾：“尝尝，社会主义的粮食甜着哩！”最动人的还是1976年这次，七十八岁的老人执意要登高看看蓄水池。随行医生急得直跺脚，陈永贵赶忙找来两个后生架着胳膊，三百多级台阶走了半个钟头。登顶时总理的白衬衫都汗透了，却笑着指向远处的麦田：“你们看，这绿浪比中南海的湖水还好看。”
临别时的那句“最后一次”，像块石头压在陈永贵心头。他连夜召开支委会，把二十三个生产队的队长全叫到大队部。“都给我听好了！”他拍着桌上的《红旗》杂志，“总理说大寨的旗不能倒，从今往后，哪个队掉链子，我卷铺盖住他炕头去！”油灯把十二个汉子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得跟窗外摇曳的杨树影似的。那年秋收，大寨的玉米亩产破了八百斤，县里奖的东方红拖拉机开进村时，孩子们追着跑了好几里地。
总理去世前两个月，托人捎来幅亲手写的条幅。展开泛黄的宣纸，“艰苦创业”四个魏碑体的大字力透纸背，左下角还钤着枚“翔宇”朱文印。陈永贵请县文化馆师傅裱了，挂在党支部会议室正墙。每次开生产会，他都要指着条幅说：“瞅瞅，总理拿命换的字，咱要对得起！”直到1980年卸任，那幅字还像刚挂上时一样挺括，玻璃框里连粒灰尘都找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