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术报


吴茀之 蓖麻 128×62cm 1973年 中国美术学院藏

“国画写生,着重在各种形态之变化,构图之发生不已,确足医临摹徒窃纸上形似之病,济创造凭空结想之穷,为求国画新发展之道。若必专事写生,将吾国数千年来精神所寄之笔墨与气韵,一概废而不讲,则何以修养身心,提高品格,尽其所至,亦郎世宁之流亚也,吾未敢从。”这是吴茀之在《中国画理概论》写生一节中的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写生与笔墨在中国画发展中的重要关系。

吴茀之早年习画从《芥子园画谱》入手,以技法为先,进而学步于家藏恽南田、蒋廷锡的花鸟画册,摹其形质,对其后来形成关照自然的写生观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吴茀之以写生为革新国画的重要途径。清代民国时期,花鸟画写生一路多承袭恽南田画法,沿至海派除赵之谦等少数画家以金石法振其骨力外皆不脱“画谱气”,加之书画市场频繁,导致很多作品迎合庸俗口味,徒在前人的模式中讨生活,习气很重,没有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少生活气。茀之先生认识到此种弊端根源,乃是未探其源只是习其流所至。于此在《论写生》中提到:“欲全其形,欲新其境界,非从写生下手不可,由临摹到一些笔墨之经验与神韵上的领会以后,应从事实地写作以明理境。久之,小则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之形态,大则于人生之意义,自然之变化,皆可了然于胸中,由此即景生情,即情造景,渐入创作而达到化境不难矣。”可知其受恽南田“一洗时习,独开生面”写生思想的影响。

吴茀之在具体写生的观察和运用中,追求真实生动,意趣盎然,物我相应。当直面物象的同时,探其理,而后注以笔墨形质,在《论写生》中则进一步地阐述了恽南田“极生动之致”的理法:“花卉的笔墨,常因气候而异。画春花,要得滋润含露之意,故宜用湿笔;画秋冬之花,要得其傲霜之态,故以燥笔为之,凡画花卉,要得其迎风,带雨含露之意态。”再则,吴茀之又长于诗文,尚情趣,这在写生与其他作品中洋溢出很强的抒情性。《南田画跋》亦有记:“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者不生情。”可见,吴茀之写生观直接恽氏遗风,然其工致、描绘性的表达方式并未被过多吸收,而更倾向于水墨写意一路,主性灵,重格调。

吴茀之33岁任上海美专教授,在对师友、古人等多方取法之后,已基本确立了以“扬州画派”的革新思想为主的绘画理念、审美以及大的取法方向。此后直至中年,从上海美专到国立艺专,一方面以长期关照自然的观念作为基点,加强写生、师造化、创画稿、重视观察感受、深入其以写生为改革的实践;另一方面不断在传统笔墨与写生之间总结经验,拓展了花鸟画创作表现力。同时于章法、笔墨、题材、用色、意境诸多方面都有所生发和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写生系统。“笔墨要旧,境界要新。”可视为其心得。

吴茀之晚年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经时日之积淀,画风呈现出醇厚平和之气,艺术造诣已渐入佳境。就写生手法上看,一则将吴昌硕大写意“画气不画形”而略显空泛的不足,转化为具体教学实施的具体运用,重视观察,强调物理性;其次主书法及笔墨的生动性和中国文人画诗境特征,避免一味地描摹,被动的写生,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便于教授的写生体系。他曾告诫学生:“写生不能照样画葫芦,一丝不变地画下来,不是中国花鸟画的写生,而是西方风景画的写生或照相。”这道出了中国画写生中主观取舍和西方写实性写生的艺术差异,他认为西画写生更倾向于造型写实,毫发逼真,但易被自然物象所束缚,缺乏画意,是“从外而来”的;而中国画师法造化是得于心源,乃领悟自然对象的生意神态,化为内心的感受,所谓“由内而发”,因而强调个体的修为格调。师造化作为研习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环节,最终又需落实于创作之作品。

吴茀之又提出通过“记忆画”的运用来极佳地融合写生与创作之间的间隙。“记忆画”是通过观察,把对象的形象及神志记忆在脑里,再进行独立创作的一种取法方式,“记忆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画家的潜意识。作者在经过对物象的观察后,在记忆时都变得较为概括,少了一些细节,形象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张了,事物在记忆中已经成为醇化了的影像。吴茀之对此类影像作如是解释“是对象特征的最高综合,不是偶然印象,而是特征的重新组织”。物象在心灵的洗涤净化后,已然化为个体内心的心像,成为创造艺术形象语言的关键环节。在现存吴茀之上世纪六十年代信笔濡墨而成的《花鸟写生册页》中,全然可窥见其写生理念的运用,题材丰富,手法多样,品格高逸,显得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其中《水仙》《西红柿》《龙吐珠》《康乃馨》《万寿菊》数纸呈现出明显的实物写生的痕迹,其余则倾向于“记忆画”或比拟方法范畴。

吴茀之以事写生、观形态、创构图,寄精神于笔墨、气韵、重品格的理念一直贯穿其一生的画迹中。“欲全其形,欲新其境,欲传其神,即景生情,因情造境”。写生为画绘之一隅,以自然为师,乃直接之模仿;临摹以范为师,间接之模仿,虽构图、章法、取势、剪裁、象形、笔墨、取舍、顾盼,皆只目中之色相,朱子曰“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非研于义理之一端,终而融万物为心,归于一意,古人谓“道形而上,艺成而下”,修心闻道是为本,观天地而知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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