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隋代楷书研究的实践价值 —— 由沙孟海对此相关研究引发的思考

沙孟海先生

隋代楷书研究的实践价值

——由沙孟海对此相关研究引发的思考

文｜沈浩

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以文字为载体，文化为依托，文学为内容，艺术为表现，记录了华夏大地几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寄托了中华儿女绵长而深远的情怀，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

1980年6月，时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的沙孟海在北京治病期间给刘江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关于对中国首届五位书法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问题，这便是现在书法界大都已熟知的《与刘江书》。此信言简意赅，以当时全国书展的座谈为语境，围绕着如何重视传统讲到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文字基础，强调对小篆形体结构必须下切实的功夫。二是关于专业技法基础，强调对正楷功夫应加以重视。三是关于学问基础，强调除技法以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四是关于阅读和查考古书的能力，强调重视目录学。五是关于为艺做学问的态度，强调“转益多师”“抗志希古”。

1980年沙孟海《与刘江书》手稿（节选）

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隋代的确是一个关键时期。对于隋代楷书的研究，宋代欧阳修、蔡襄、米芾、朱长文、赵明诚等人就开始对书家、书作有所关注。

20世纪对隋代楷书研究最具引领性的莫过于沙孟海。作为20世纪中国书坛最具代表性的书家、学者、教育家，沙孟海深谙语言文字、文史、考古诸学，在创作、研究和教育的各个领域中他以“通达”来展现书法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理性。据沙孟海自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撰写《当代中国史学》时发现20世纪上半叶关于书法史的系统研究著述极少，沙孟海29岁时撰写的可谓当时屈指可数的代表。为此，顾颉刚便在1947年一次与沙孟海同行出差时怂恿其撰写书法全史，由此促成了198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书法史图录》的付梓。可见，系统性是沙孟海治学的重要特点。在《中国书法史图录》中他收录了隋碑图版典型者29帧，含括法帖、碑刻、墓志、造像、写经。沙孟海对隋代书法的总结虽然篇幅并不长，但凸显了系统性和综合性。他从风格上将隋代楷书归纳为四种主要面貌：一、平正和美一路；二、峻严方饬一路；三、浑厚圆劲一路；四、秀朗细挺一路。从形质上将之分为“斜画紧结”“平画宽结”两种类型；在文字上则关注掺杂多体的现象。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学者在书法史研究中所广泛引用，但对于书法实践者而言，却并未加以充分的重视。因而我们可以从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对其隋代楷书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加以分析，并从中获得启迪。

章仇禹生造像

在书法创作领域中，楷书一直被作为实践的基础，往往是初学或临摹的对象，稍有成就的书者便将之束之高阁，创作时少有涉及。这样的现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之，如今依旧存在。沙孟海在《与刘江书》中便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书法展正楷极少的现象，而提出应对正楷功夫加以重视。他建议就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典型作品一二种经常临摹，并指出了关注传世作品中刻手优劣的相关问题。旋即他又提出：“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如此“以学养书”，并非只是技能和知识的具备，而是实践与理论的互通和相辅相成，是治学与创艺在观念和方法上的相通，以理论研究培养思考能力、引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研究的成果，是为专业书法实践的方法论。

曹植庙碑

四十年过去，如今随着书法事业的繁荣，爱好、参与人数的增加，全国书法展上楷书确比以往要多见，这与书协引导、展览驱动、专业教育不无关系。就入展作品的总体来看，一直以取法“魏碑”者居多，但是作品往往面貌千篇一律，或者是名为追古实则流于时风，或者是泥古而少有化用，传统所给予我们的创造资源远未被充分利用。因而，今天我们再一次提出沙孟海对隋代楷书的研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提醒学书者在取法魏碑、唐楷的同时，还可关注和学习隋碑，而更在于通过对隋碑的关注和研究去引发对中国书法内在发展规律的探寻和对如何借古开今的思考。

隽修罗碑

沙孟海在学术研究和创作上十分强调“穷源竟流”，他在中讲道：“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什么方法学习古人，吸收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沙孟海对于隋代楷书的风格研究便是按这样的思路展开的，于是有了：“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第二，峻严方饬一路。从北魏出来，以《董美人》《苏慈》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隽敬碑阴》出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由于运笔细挺，另成一种境界，以《龙藏寺》为代表，下开褚遂良、二薛。”从表面看这是论书法本体的问题，呈现诸帖间的相互关系，实则是一个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来看，隋代书法恰好处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也因此形成了时代风格。而一个时代的风格恰是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集成和淘沙形成的，所以时代风格的形成中贯穿着承袭、酝酿、萌生和发展各个阶段，个体风格的形成也同样如此，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因此，基于这样的理路，我们研究一个时代的书法，师法一个书家的作品，学习各个碑帖，观察的是以风格为基础的内在体势的关联和发展，寻求的是“常”与“变”的关系，体悟的是入古出新的境界和方法，追求的是内在的化用和融通。正所谓本立而道生。

文殊般若经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我们所要面临的文化艺术环境比古人要复杂得多。传统给予我们丰厚的积累，善用者，传统是取之不尽的财富，而不善用者，传统即成为沉重的包袱。今天，我们学习书法，实物范本的积累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活跃，同时受到的干扰也越来越大。沙孟海对隋代楷书的研究，在“法”与“道”，“会”与“懂”之间构筑起了书法作为学科的“学理”逻辑，旨在借鉴名迹，深究书体源流，体悟艺术因革，熔铸古今，以求推陈出新、自成面貌。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种思考传统和取法传统的方法，提醒我们如何不再以简单的“拿来主义”来照搬历史，如何从纷乱复杂的传统中提炼其中的本质和规律，感悟时代的气息，把握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避免流于表面和浅薄，以一种专业的态度，与古为徒，借古开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