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家明，有没有想过，人这一辈子，往往走错的那一步，反而决定了一生？”赵敏端起咖啡杯，望着窗外广州雨后的天空。我摩挲着手中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皮夹，里面夹着一张二十年前的车票，声音干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已经买好了今晚的机票。二十年了，我想我该去见他一面。”
01
南下的绿皮火车拥挤得让人窒息，我站在车厢连接处的过道上，肩膀被过往的乘客不断撞击。七十二小时的旅程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小时，我的双腿像是灌了铅，嘴唇因为缺水而干裂。我叫林家明，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江西小伙子，此刻我正经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
“小伙子，去广东啊？”一个嚼着槟榔的中年男人递给我一根烟。
我摇摇头：“不会抽。”
“南下打工？”男人问。
“嗯，朋友在那边，说帮我安排好了。”我拍了拍胸前口袋里的信，那是周志强上个月寄来的。信中他说广东遍地是黄金，工厂多得像街边的小吃摊，一个月能挣一千多，顶老家小半年的工资。
“哟，有人罩着就是好。”男人咧嘴笑了，“我去年下的广东，在东莞一个厂里，受不了就回来了。那边的钱不好挣啊，小伙子。”
我只是笑笑，没有接话。从南昌国营厂辞职时，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傻，父亲更是气得三天没和我说话。只有母亲偷偷塞给我五百块钱，说无论如何都要记得寄信回家。
火车驶过一片片油菜花田，窗外的风景渐渐从北方的苍黄变成了南方的嫩绿。我拿出周志强的信又读了一遍，他在深圳一家外资玩具厂，据说日子过得不错，还准备做点小生意。我们是发小，又是大专同班同学，比我小一岁，从小就比我活络。当年毕业时他就跃跃欲试要去闯荡，而我选择了稳定的国企。一晃眼两年过去，他的信里写满了广东的繁华，我却每月领着不到两百的工资，吃着单位食堂，看着厂里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终于下定决心。
火车进站的刹车声惊醒了我浅眠的神经。透过布满划痕的车窗，我第一次看到了深圳的天空——不是想象中的金光闪闪，而是灰蒙蒙的，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闷热。
站台上人头攒动，我拖着简单的行李，在茫茫人海中试图寻找周志强的身影。电话里他说会来接我，但我扫视了好几遍，没有看到他。
“家明！家明！”随着一阵急促的呼喊，一个戴着墨镜的削瘦身影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志强？”我几乎认不出他来。记忆中的周志强圆脸大眼，现在却黑瘦了一圈，下巴上冒出了青茬，只有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没变。
“哎呀老乡，可想死我了！”他用力拍着我的背，接过我的行李袋，“走走走，我带你去住的地方，咱路上边走边说。”
我跟着周志强钻进一辆面包车，车里挤满了和我一样风尘仆仆的乘客。窗外闪过一栋栋在建的高楼，马路两旁的招牌五颜六色，到处都是工地和商店，喧嚣得让我头晕目眩。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周志强突然说，“我听说厂里又收了一批老乡，都是专科生，做流水线。”
“我不后悔，”我犹豫了一下，“信里你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周志强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差不多吧，就是可能要先吃点苦。咱老乡都是从底层做起的，没有人一来就能当经理。”
下车后，我们七拐八拐进了一条窄巷，两边是低矮的楼房，晾晒的衣服在风中摇曳。周志强停在一栋三层小楼前，领着我爬上二楼，推开了一扇掉漆的铁门。
“到家了，”他说，“暂时委屈你了。”
房间大约十五平米，里面已经住了三个人，分别来自湖南和江西，都是周志强的老乡。两张上下铺的床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中间只剩一条窄道。床头堆放着各种杂物，墙上贴着几张明星海报，一个小风扇在角落里艰难地转动着。
“你睡这个下铺，跟我一起，”周志强指了指靠窗的床，“东西放这边的箱子里，洗澡在楼下，一次两块钱。”
我点点头，把行李放下，坐在床沿上。这与我想象中的广东生活相去甚远，比起信中描述的“小日子过得不错”，眼前的一切显得如此拥挤简陋。
“别发愣了，”周志强拍拍我的肩膀，“收拾完咱出去转转，带你见见世面。”
02
深圳的街头比我想象中还要热闹。周志强带着我穿过一条商业街，指着各种店铺向我介绍。录像厅门口排着长队，卡拉OK厅里传出嘈杂的歌声，小摊上摆满了各种新奇的物品——有些我认识，比如随身听和电子表；有些则闻所未闻，周志强说那是从香港带过来的。
“看见没，这些都是最新潮的东西，”周志强的语气中充满骄傲，“老家连见都见不到。”
我点点头，目不暇接地看着街上的一切。年轻女孩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染着时髦的发型；男孩们戴着墨镜，蹬着摩托车呼啸而过；到处都是粤语的吆喝声，我一句也听不懂。
“吃宵夜去，”周志强拉着我拐进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巷，“正宗的广东味，包你吃了忘不了。”
大排档的塑料桌椅摆得密密麻麻，我们好不容易挤到一张桌前坐下。周志强熟练地用粤语点了一堆菜，然后向我挤挤眼睛。
“这边的老板都认识我，有时候会多给点肉。”
烧烤和啤酒很快上桌，周志强举起杯子：“来，庆祝你南下打拼的第一天！”
啤酒下肚，我感到一阵轻松。也许一切没那么糟，我想。我告诉周志强我已经辞职，准备在广东长期发展。
“明天带你去厂里报到，”周志强说，“我跟组长打过招呼了，应该能直接上岗。”
“谢谢你，”我真诚地说，“要不是你，我可能还在南昌那个厂里混日子呢。”
周志强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自家兄弟，别这么客气。对了，你带了多少钱来？”
“五百块，我妈偷偷给的。”
他点点头：“先存着吧，这边花钱如流水，得省着点用。”
夜已深，我们踉跄着回到出租屋。其他室友已经睡了，屋里只有沉重的呼吸声。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耳边是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这就是我向往的广东，我想，睡意渐渐袭来。
清晨五点，周志强就把我摇醒了。“快起来，六点钟要打卡，迟到扣工资。”
我跟着他和其他室友一起挤公交车前往工厂。玩具厂坐落在一片工业区内，高大的铁门后是几栋灰色的厂房。门口排着长队，工人们拿着工卡依次刷卡进入。
周志强领着我去了人事部，简单办理了入职手续。因为有他的引荐，流程异常顺利。人事主管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她扫了一眼我的专科文凭。
“先去流水线，表现好的话三个月后可以调岗。”
就这样，我成了玩具厂装配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塑料零件组装成玩具熊，一遍又一遍，日复一日。车间里闷热异常，风扇只吹到少数几个位置，我的工位恰好不在范围内。
第一天下班时，我浑身酸痛，双手因为接触塑料件而发红发肿。周志强在厂门口等我，递给我一瓶汽水。
“习惯就好，”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比你还惨，手上全是血泡。”
“工资真的有三百五十吗？”我问。
“基本工资是二百八，加上全勤奖和加班费，差不多三百五左右吧。”周志强避开我的目光，“怎么，嫌少啊？”
我摇摇头。这比信中说的“月入上千”差远了，但比起老家的一百八十，还是高出不少。
一周后，我完全融入了工厂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准时打卡，工作到晚上七点，有时还要加班到九点。出租屋里的床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厂度过。
周末难得休息，周志强提议带我去市中心转转。这次我们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让我咋舌。一件普通的T恤要七八十元，一双运动鞋三四百元，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
“这些都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周志强看出了我的惊讶，“咱们这种打工仔，还是去批发市场划算。”
“你信里说的街上到处是彩电摩托车，是真的吗？”我问。
周志强笑了笑：“那是说老板们啊，咱们工人当然还买不起。不过只要努力，迟早能过上那种日子。”
我不再说话，心里有一丝失落。也许我对南下打工的期望太高了，现实总是残酷的。
“别灰心，”周志强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有个发财的门路，到时候带上你。”
“什么门路？”
“做点小生意，”他神秘地眨眨眼，“现在还不能说，等时机成熟了告诉你。”
03
工厂生活一成不变，唯一的变化是我渐渐适应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节奏。我学会了几句简单的粤语，能够在街市上和小贩讨价还价。但工作依然枯燥，每天组装相同的玩具，拧同样的螺丝，日子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一般毫无新意。
直到那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一切。
那天车间来了几个外国客户，他们是来考察产品质量的。主管带着他们巡视生产线，其中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停在我面前，用英语问了些问题。出于本能，我用英语回答了他。大学里学的那点英语派上了用场，虽然磕磕绊绊，但总算能交流。
“你会说英语？”主管惊讶地看着我。
“学过一点，”我说，“大专时候的必修课。”
当天下午，我被叫到了办公室。厂长和外贸部经理坐在那里，脸上带着审视的表情。
“有个翻译的岗位，”厂长开门见山，“你有兴趣吗？”
就这样，我从流水线调到了外贸部，成为一名初级翻译。工资一下子涨到了六百元，工作环境也好了很多。我有了自己的小桌子，不用再整天站着，甚至还有空调。
周志强对我的转变似乎并不惊讶：“我就知道你这个书呆子早晚有出头之日。”
“运气好罢了，”我笑着说，“要不是碰上那几个外国人，我还在拧螺丝呢。”
“今晚一起吃饭，我请客，”周志强说，“正好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
那天晚上，周志强带我去了一家看起来颇为高档的餐厅。包厢里已经坐了三个人，两男一女，穿着打扮都很时髦。
“这是我发小林家明，刚从厂里提拔上来，”周志强介绍道，“这几位是我的生意伙伴。”
饭桌上，我才了解到周志强所谓的“小生意”是什么。他们从香港带货到内地卖，主要是电子产品和奢侈品，利用的是两地的差价。
“一块江诗丹顿，在香港买一万多，拿到深圳能卖两万五，”一个叫阿峰的男人说，“一趟下来，少说也有上万块的利润。”
“这...这合法吗？”我小声问周志强。
“灰色地带吧，”他压低声音，“只要不被抓到就行。你别担心，我们有路子，很安全的。”
饭后，周志强单独找我谈话。“考虑一下，要不要加入我们，”他说，“你现在翻译一个月才六百，跟我干，一个月至少三千起步。”
“要投钱吗？”我问。
“当然，没有本钱怎么做生意？”周志强笑了笑，“五千块入伙，第一票就能回本。”
我陷入了沉思。五千块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几乎是我小半年的工资。但如果真如周志强所说，回报率如此之高，值得冒险吗？
“给你一周时间考虑，”周志强拍拍我的肩膀，“机会难得，别错过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心思完全被这个决定占据。一方面，我不想冒险；另一方面，我又渴望像周志强描述的那样“一夜暴富”。在外贸部工作的日子里，我见过太多成功人士，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让我羡慕不已。
正当我纠结不已时，外贸部来了一位新同事，是个当地女孩，叫赵敏。她负责文书工作，经常需要我帮忙翻译一些资料。我们因为一次加班熟悉起来，她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对广东的一切了如指掌。
“你是外地人吧？”她问我。
“嗯，江西的。”
“怪不得普通话这么标准，”赵敏笑着说，“很多北方人来了广东都吃不惯这边的食物，你还好吗？”
“刚开始不习惯，现在还行，”我说，“就是有时候听不懂粤语，很尴尬。”
“我教你啊，”她自告奋勇，“我从小在广州长大，粤语说得可标准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午休时间的“粤语小课堂”。赵敏是个耐心的老师，从简单的打招呼教起，逐渐到日常对话。在她的帮助下，我的粤语进步飞快。
一天，赵敏神色凝重地找到我。“听说你和一个叫周志强的人是朋友？”
“是啊，我们是老乡，一起来的广东。”
“小心一点，”她压低声音，“最近公安查得严，好几个做水货的都被抓了。我表哥在海关工作，说这段时间专门在打击走私。”
我心头一震，这正是周志强邀请我加入的“生意”。“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不知道你朋友具体做什么，”赵敏说，“但现在这种风声紧，最好不要碰边缘的事情。”
这番话坚定了我的决心。晚上回到出租屋，我郑重地告诉周志强，我决定不参与他的生意。
“我想安安稳稳赚钱，”我说，“现在工作刚有起色，不想冒险。”
周志强的脸色一沉，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随你便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不过这事别对别人说，尤其是你那些新同事。”
“放心，我不会说的。”
从那天起，周志强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他很少回出租屋，即使回来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我猜他是因为我拒绝加入他的“生意”而生气，但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04
周二的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还以为是室友忘带钥匙了。
“开门！公安！”门外传来威严的声音。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室友包括周志强都不在。我颤抖着打开门，几个穿制服的警察闯了进来。
“都别动！配合检查！”领头的警察大声喊道。
“我...我没做什么啊，”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就是个工厂翻译...”
警察们开始翻箱倒柜，检查每一个角落。其中一个警察掀开了周志强的床垫，从下面拖出一个黑色背包。
“这是什么？是你的吗？”他厉声问我。
“不是我的，是我室友的，”我惊恐地说，“我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警察拉开背包的拉链，里面赫然是几条高档香烟和几块手表。“走私货，”他冷冷地说，“跟我们走一趟吧。”
“真的不是我的！”我急得快哭了，“是我室友周志强的，我只是和他合租而已！”
“周志强？”警察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经常从香港带货的？”
“对对对，就是他！”我连忙点头，“我只是个工厂职员，和他的事情没关系！”
警察将证物收走，带我去了派出所做笔录。整个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周志强去哪了？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人来查？那些东西为什么会在他床下？
直到天亮，赵敏和厂里的几个同事赶到派出所，为我作证我一直在加班，不可能参与走私活动。经过一番调查，警方最终相信了我与走私无关，但那晚的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
“我帮你申请了宿舍，”赵敏说，“你不能再住那个地方了。”
“谢谢，”我感激地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
“因为你是好人啊，”她笑了笑，“好人值得被帮助。”
虽然我证明了清白，但厂里还是找了个借口把我开除了。理由是“为工厂带来不良影响”。我站在厂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月的遣散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回到出租屋收拾东西时，我发现周志强的物品已经不见了，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唯一留下的是床下的一个小本子，被警察翻动床垫时掉到了床底。我捡起来，发现那是一本记账簿，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生意往来和人名电话。
我忽然明白了一切。周志强不是临时逃走的，他早就计划好了。那些走私货被故意留在他的床下，目的就是让我当替罪羊。如果不是赵敏和同事们及时赶来作证，我现在可能已经在拘留所里了。
失业、失去住处、被朋友背叛，这一切让我几乎崩溃。我坐在床边，思考着是否应该买张车票回老家。
正在这时，赵敏敲响了门。“你还好吗？”她关切地问。
“不太好，”我苦笑着说，“失业了，还差点坐牢。”
“我叔叔在黄埔开了个小工厂，专门做出口加工，”赵敏说，“他正好需要一个会计，你有兴趣吗？”
“我...我不会做会计啊。”
“但你做事细心，又懂点英语，我叔叔说可以培养，”赵敏鼓励我，“总比回老家强吧？”
就这样，我接受了赵敏的帮助，前往黄埔区的小工厂开始了新工作。赵敏叔叔的工厂不大，只有二十多名员工，主要生产一些小型电子零件，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
我从最基础的账目整理做起，日夜苦学会计知识。赵敏经常下班后过来帮我，教我如何做账、如何与海关打交道、如何处理出口文件。渐渐地，我掌握了这份工作的要领，甚至开始承担一些简单的外贸联络工作。
“你学得真快，”赵叔（我已经习惯这么称呼赵敏的叔叔）夸奖道，“比我请的那些大学生都强。”
“我只是害怕再失业，”我说，“所以特别珍惜这份工作。”
“不会的，”赵叔拍拍我的肩膀，“只要你好好干，这里就永远有你的位置。”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我搬进了工厂提供的宿舍，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工作。唯一的娱乐就是周末和赵敏一起逛街、看电影或是去她家吃饭。赵敏的父母是地道的广州人，对我这个外地人却非常友善。
“你比那些广东男孩靠谱，”赵敏的母亲悄悄对我说，“我们都很喜欢你。”
这让我既惊讶又感动，但我和赵敏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我不确定她对我的帮助是出于同情还是别的什么，而我也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感情，生怕破坏了这来之不易的友谊。
半年后的一天，赵叔把我叫到办公室。“家明啊，我想开拓北方市场，但不知道怎么入手，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起了周志强留下的那本账簿，里面记录了不少北方的联系人。虽然对周志强恨之入骨，但这些资源或许可以派上用场。
“我有一些老家的关系，”我说，“而且以前...一个朋友留下了一些北方商家的联系方式，也许可以试试。”
赵叔眼睛一亮：“太好了！你负责联系他们，成功的话，我给你提成！”
就这样，我开始了北方市场的开拓工作。我先联系了江西的几家商店，凭借老乡关系成功地打开了销路。随后又通过账簿上的联系人，陆续开发了湖北、河南等地的市场。
不到一年时间，工厂的北方订单占到了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赵叔大为赞赏，提拔我为销售主管，专门负责北方业务，月薪涨到了一千二百元，还有提成。
“我就知道你不是池中之物，”赵敏高兴地说，“看你现在，事业有成，英俊潇洒。”
“哪有那么夸张，”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都是你们帮我，否则我早就灰溜溜地回老家了。”
“你有没有想过，”赵敏忽然正色道，“如果当初周志强没有背叛你，你现在会在哪里？”
我愣住了，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跟着周志强做所谓的“生意”，我现在可能已经赚了不少钱，也可能已经坐牢；如果老老实实留在玩具厂，也许现在还是个普通翻译，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地生活。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说，“但我不后悔现在的选择。”
赵敏笑了笑：“我也不后悔遇见你。”
那一刻，在广州的暮色中，我们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
05
一九九四年初，我在广东已经待了将近两年。这两年间，我从一个懵懂的北方青年，变成了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半个广东人”。事业上，我已经成为赵叔工厂的业务骨干；生活上，我搬出了工厂宿舍，在黄埔租了一套小公寓。
而我和赵敏的关系，也在那年春天有了突破性进展。
那是一个雨后的傍晚，我和赵敏在珠江边散步。春风拂过江面，激起一片涟漪。
“家明，你想过回老家吗？”赵敏突然问我。
“有时候会想，”我说，“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想念家乡的年味。”
“那...你会留在广东吗？”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的眼睛：“如果有足够的理由，我会留下来。”
“什么样的理由？”她轻声问。
“比如...有人需要我留下来。”
赵敏的脸微微泛红，她低下头，小声说：“如果我说我需要你留下来，够吗？”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们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恋人。一年后，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下，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不久，赵敏怀孕了。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我更加拼命工作。赵叔看我干劲十足，给了我更多的责任和权力。
“我打算再开一家厂，”他对我说，“专门做国内市场，你来当厂长，怎么样？”
“我...我能行吗？”我有些犹豫。
“你比我想象的要能干得多，”赵叔笑着说，“况且你现在也是我半个儿子了，还有谁比你更合适？”
一九九六年，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年，我正式成为了第二家工厂的厂长。工厂主要生产小型家电，面向国内市场，规模不大但效益不错。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看着不断增长的订单和利润，一切辛苦都值得。
赵敏生完孩子后没有继续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每天晚上回到家，看着妻子和儿子的笑脸，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
“你现在是不折不扣的广东女婿了，”赵敏的父亲开玩笑说，“比很多本地人都会赚钱。”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一九九七年。这一年对广东乃至整个亚洲都是不平凡的一年。香港回归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随后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许多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
“形势不太好啊，”赵叔忧心忡忡地说，“很多厂都撑不下去了。”
我却看到了机会：“危中有机，现在很多小厂因为资金链断裂准备甩卖，我们可以低价收购一些有潜力的厂子。”
“你有把握吗？”赵叔问。
“我们的优势是有稳定的北方市场，”我自信地说，“别人都在争夺沿海市场，我们可以专注内陆，那里的需求还在增长。”
在我的建议下，赵叔投资收购了两家濒临倒闭的小厂，经过整合后专门生产供应北方市场的产品。这一决策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不仅保住了原有的市场份额，还扩大了生产规模。
危机过后，我和赵叔的厂子不仅存活下来，还比以前更强大了。一九九九年，我们在广州买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九十平米的三居室，离赵敏父母家不远。
搬进新家那天，赵敏拉着我的手，站在阳台上眺望广州的夜景。“想过吗？你当年只带了五百块钱来广东，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
我笑了笑：“要不是遇见你，我可能早就回老家了。”
“要不是周志强背叛你，你也不会遇见我，”赵敏说，“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妙。”
提起周志强，我心中已经没有当初的愤怒，只剩下一丝淡淡的疑惑。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他在哪里，过得如何。
千禧年到来，互联网浪潮席卷全国。我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向赵叔提议将部分业务转向电子商务。
“现在很多北方客户都开始用电脑了，”我说，“我们可以建个网站，直接接受订单，省去中间环节。”
赵叔虽然年纪大了，思想却很开放：“你看着办吧，我相信你的判断。”
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电子商务部门，开发了公司网站，开始接受网上订单。这一转型使得公司在新世纪的竞争中又领先一步，业务量迅速增长。
到了二零零零年，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员工人数超过了三百人。赵叔开始逐渐退居二线，把更多的管理权交给了我。
“你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他说，“我老了，想多陪陪家人。”
我内心充满感激：“没有您的信任和支持，我不可能有今天。”
“别这么说，”赵叔拍拍我的肩膀，“你是我见过最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也是最诚实可靠的。与其说是我帮了你，不如说是你为我的企业带来了新生。”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和责任感。从一个怀揣五百块钱南下的打工仔，到如今掌管着数百人企业的管理者，这条路虽然艰辛，但每一步都让我更加坚定和成熟。
我常常想起那个逃走的周志强，也许正是他的背叛，成就了今天的我。
06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的事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二零零三年，我和赵叔共同注册了一家贸易集团，将原有的几家工厂整合在一起，开始涉足更多领域。
随着沿海城市房地产的兴起，我预见到了其中的机会，开始小规模投资一些住宅和商业项目。最初只是试水，但随着几个项目的成功，地产业务逐渐成为集团的重要一环。
“你现在是真正的成功人士了，”赵敏看着我们新买的别墅，自豪地说，“当年那个拖着行李箱来广东的北方小伙子，都记不起来了。”
我笑了笑：“怎么会忘呢？要不是当初你帮我，我现在可能还在哪个厂里当小职员。”
事业的成功带来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但也悄悄改变了我们的家庭关系。我越来越忙，常常早出晚归，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回家，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里。
赵敏从不抱怨，默默地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儿子小军渐渐长大，已经是个调皮的小学生了。因为很少见到我，他对我既敬又畏，每次我回家都显得有些拘谨。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陪我踢球？”有一次他鼓起勇气问我。
“等爸爸忙完这阵子，”我摸摸他的头，“一定陪你踢。”
但这样的承诺总是一拖再拖，最后变成了泡影。赵敏看在眼里，偶尔会提醒我：“家明，孩子需要父亲的陪伴。”
“我知道，”我总是这样回答，“等公司这个项目结束，我一定多抽时间陪他。”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许多企业陷入困境。但危机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机会。凭借充足的现金流和稳健的管理，我的集团不仅安然度过了危机，还趁机收购了几家资金链断裂的竞争对手。
“你真有本事，”赵叔赞叹道，“每次危机都能让你的企业更强大。”
我谦虚地笑笑：“只是运气好罢了。”
但我心里明白，这不只是运气，更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对市场的敏锐判断。从当年那个被周志强背叛的懵懂青年，到如今叱咤商场的企业家，我走过的每一步都让我更加坚强和睿智。
事业上的成功让我倍感自信，但家庭生活却悄然出现了裂痕。
儿子小军进入青春期后，叛逆心理越来越强。他对我的成功不以为然，反而经常和我顶撞。一次争吵中，他甚至说出了伤人的话。
“你除了赚钱还会什么？”他嘲讽地说，“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我的心。我忽然意识到，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我忽略了太多家庭的温情。
赵敏也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像从前那样分享她的想法和感受。有时我深夜回家，发现她独自坐在阳台上发呆，眼神中透着疲惫和失落。
“你还好吗？”我试探着问。
“挺好的，”她勉强一笑，“就是有点累。”
我知道她不只是身体上的疲惫，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孤独。多年来她一个人承担着家庭的重担，而我却很少给予真正的关心和支持。
二零一零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紧接着是天旋地转的眩晕感。秘书发现我情况不对，立刻叫了救护车。医院诊断是心肌缺血，虽然不算严重，但医生警告我必须减轻工作压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你太拼了，”赵敏在病床前红着眼睛说，“钱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
躺在病床上，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命工作？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周志强更成功？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是仅仅因为习惯了奋斗的状态，不知道如何停下来？
“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我对赵敏说，“等我好了，我会放慢脚步，多陪陪你和小军。”
赵敏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真的吗？”
“真的，”我坚定地说，“家比什么都重要。”
出院后，我确实减少了工作时间，开始尝试融入家庭生活。我参加了小军的学校活动，周末带全家去旅行，努力修复那些因长期忽视而产生的裂痕。
慢慢地，家庭氛围有所改善。小军不再那么抵触我，赵敏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其实我一直很感激那个背叛你的朋友，”有一次赵敏对我说，“如果不是他，我们不会相遇，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是啊，”我若有所思地说，“命运真是奇妙。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你原谅他了吗？”赵敏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早就不恨他了，但也说不上原谅。只是那都过去了，没必要再去想。”
谁能想到，就在我以为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命运再次给我带来了意外的转折。
07
二零一二年春，广州一年一度的泛珠三角经贸论坛如期举行。作为本地知名企业家，我受邀参加开幕式和主题演讲。
会场布置得庄重而典雅，来自各地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济济一堂。我在VIP席位上坐下，翻看着会议手册，目光忽然被一个名字吸引：周志强，香港德信投资集团董事，主题演讲嘉宾。
我的心猛地一跳，这个名字太常见了，不可能是他吧？二十年过去了，那个曾经背叛我的发小，怎么可能成为香港投资集团的董事？
带着疑惑，我等待着那场主题演讲。当主持人宣布下一位演讲嘉宾是“香港德信投资集团周志强董事”时，我的目光死死盯着舞台。
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走上台，尽管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熟悉的轮廓和神态让我立刻确认——正是当年那个周志强。
他侃侃而谈，讲述着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言语间透露出的自信和从容，与我记忆中那个油嘴滑舌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在场的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显然对他的演讲很是赞赏。
我坐在台下，内心波澜起伏。二十年前，他不告而别，让我差点锒铛入狱；二十年后，他西装革履，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命运何其讽刺。
演讲结束后，与会嘉宾移步到宴会厅参加招待晚宴。我刻意避开了周志强，不想在公众场合与他相认。但命运似乎有意安排我们相遇，在自助餐区，我们不期而遇。
“林...林家明？”他先认出了我，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