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
说“五十而知天命”
题记：“知天命”不是智慧、学问的终结，更不是生命的终结，而只是“开始”.就“学术”的“事业”而言，孔子的这个说法，是相当准确的。
孔子说他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岁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说这话（《论语·为政》）时已过七十，孔子死于七十三岁，所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未曾持续几年。
为什么已“知天命”之后，又过了二十年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天命”不就是“天道”——最高智慧吗？认识了“最高智慧”还要等二十年才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最高境界”，不是很费解吗？
孔子这段话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有自己具体意义，也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我们至今还常说，“已过而立（不惑）之年”这样的话，可见几十年来，历史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似乎仍然大同小异。
孔子一生目标是要在纷乱的世界中建立一种秩序，希望天下由乱到治，而他认为“乱”是“现在”的事，“过去”尧舜周公的天下是“治”的，所以“未来”的“治”，当是“过去”的“重复”——“恢复”。“过去”之所以“治”，乃在于天下万物（包括人）都各有其自己的恰当的位置，按照自己的应有的“份”，来发挥作用并得到应有的“补偿”。天下各安其位，行其所应行，得其所应得，则就是天下归“仁”，“安于位”就是“安于仁”，过与不及、越位或不到位，都是“不仁”。“不仁”就“天下大乱”。“乱”，就是天下万物“错位”。譬如做“父亲”的不教、不慈，是为“不仁”，做“儿子”的不孝、不养，是为“不仁”，为“君”的“不爱民”，为“民”的“不服从君”，好犯上作乱，都是“不仁”，“都会“乱”，“仁者爱人”，这个“爱”也是就其“位”而“爱”之，不是普泛的“爱”。譬如父亲爱儿子，但如果不严加管教，则是“溺爱”，是“害”了他，不是真“爱”他。君子爱人以德，不教而诛，在长者是为“不仁”。所以孔子的“仁爱”是有区别的——也可以说是有等级的“爱”，是具体的“爱”，不是抽象的“爱”。
抱着这个“爱国（天下）”、“爱民”的“仁爱”思想，孔子三十岁“立”于世。“立”什么？“立”是指“立”“命”，即“立”自己的“使命”。——要使天下大治，这种“治”，建立于万物得其“位”的“仁”“爱”的基础之上，则不会再“错位”，则会长治而久安。到四十岁，这个“志向”（命）已经达到不可动摇（不惑）的地步，无论世事如何纷乱，这个“命”——“使命”都坚如磐石，只是勇往直前。
然而，三、四十岁只是坚定地“立”定一个“志向”，还是主观的，到底这个“志向”的能否实现，或者实现的程度如何，这时还是没法估计到的。三、四十岁正是所谓“主体性”高扬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要想实行自己一套的主张。到了五十岁，可谓达到一个人事业的顶峰，也正是这个时候，孔子的事业有个大起大落。先是由都宰升到司空、司寇，有了行政权，后来又遭冷遇而退至二线、三线，转向教书育人，并率徒周游各国，以求能行其道，终因未见采用而更退至政治舞台的“后台”，集中力量致力于学术工作，整理古代文献，与学生们探讨各种问题，阐发自己的思想，学生们记录下来后，成为中国的文化经典《论语》这本书。
从这个历程来看，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意思就比较清楚：原来三、四十岁时的“主体性”高扬的锐气受到了阻抑，在奋争之后，“知道”还有一个比自己“立”下的“使命”更为有力、更为强大的“使命”——“天命”。“天命”是“上天”给你下达的“命令”、是“天”规定了的你的“使命”。世界上的事，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即使你的想法是对的，也不一定能做得成，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给你的“任务”，这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康德说，他的哲学是要让人弄清楚：到底人能（被允许）“认知”什么，人“应该”做什么，和人能（被允许）“希望”些什么，明白了这三个问题，也就知道了“人是什么”。孔子对人生在世——在现实的感性世界能（被允许）做些什么是很有体会的，他总结，这种体会，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在他的事业进人高峰而开始下降后，体会出来了：我孔子只能（被允许）做什么事。
在这个意义上，“知天命”不是智慧、学问的终结，更不是生命的终结，而只是“开始”；于是，孔子六十岁“开始”“耳顺”了，到了本十岁，进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三、四十岁的人，“志向”很大、很高，“主体性”高扬，但并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可能碰许多的钉严，或者消极颓废，或者愤世疾俗，情绪有许多波动，到五十岁后，就可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了，不再那样消极颓废，也不再那样愤世疾俗，而可以努力地、安心地去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事业——德国人叫Bset immung，英、美人叫vocation，中国人也叫“天职”，譬如扶养广女是父母的“天职”等等。这样，再有十来年，“耳”就“顺”了，不会因为“他人”的意思不合“已意”，就听不进去。“顺”者乃是“顺”“天命”的意思；“大命”只能“顺”，不能“逆”的。这样，再过十来年，自己的纯粹的“主体性”被“改造”了，心里想的，已不是那“不很可能”的、“空洞”的“应该”，而是在“知天命”、“耳顺”之后，尽自己应尽的“天职”，所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心想事成”，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了，“应该”和“可能”统一了，“人”和“天”统—了。不过，这时“人”已年过七十岁，还有什么作为呢？所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似乎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境界”了。
无论如何，按照孔子的经验，在人的生命的历程中，五十岁是很重要的，它提示你，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你的“天职”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你五十年的经验给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这个“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妄”，或者放弃这个“位置”而“不到位”，则是为“不仁”，就不是“君子”了。
“定了位”不等于“到了位”，你还得努力才能使自已“到位”，所以五十岁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终结”。我们固然不能说“人生从五十开始”，但却可以说“人生真正的事业从五十开始”。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个年龄段似乎太慢了些，现在强调干部要年轻化，孔子这个说法有些不合时宜了；不过，我认为就“学术”的“事业”言，孔子这个说法，是相当准确的。从实际的情况来揣测，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命”的更为具体的意思就是：他意识到他这一生是要从事“学术工作”的。
就学术工作而言，“五十”岁常是一个分水岭：是成熟期，也是某种意义的“开始”。
当然，学术领域内也有许多的“天才”人物，他们在很早的年龄就有划时代的学术成果，象王国维只活到五十岁，他的学术成果就十分可观；当然，我们可以假想他不自杀，活到七十岁，这二十年时间的成果可能更加辉煌——我们只能说，“天才”毕竟是“例外”，一般来说，“大器”总还是比较的“晚成”的。幸好我们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不是这种“天才”式人物，而且留下有明确的“人生经验总结”——他是五十岁才“知天命”的，以后以二十年的功力从事学术活动，才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程度。这为我们这些老而无成的人提供一种安慰：孔夫子如此，何况吾辈！
更何况，自孔子以后，学术经验又积累了两千好几百年，就历史传统的学习来说，已不光是夏、商、周三代，只我们自己的传统就有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要说十五岁开始“学”，就是在娘胎里开始“胎教”，用通常的办法，绝对“学”不过来。
更何况，如今开放时代，而且近百余年来，中国受到东、西洋文化的影响，需要知道、学习的事不知多出许多来，需要学习洋文、洋书，要与洋人交往，而日月周天的运行和孔老夫子时代差不多，一天只有十二个时辰”（24小时），就是不睡觉也学不过来；
更何况，如今是信息化时代，不但有印刷出来的书，而且有电影、电视……，更有电脑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要“知道”的，不仅是圣人、学者、专家的意思，就连普通人的意思也不能完全忽略。孔子就说过“：三人行必有吾师”，按这个比例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都可以是我的老师，过去他们的“话”我绝大部份是听不到的，马马虎虎也就罢了，如今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听到、读到的，越来越多了，凭什么你能“不听”？这样，我们要积累经验，想出一些办法来，鉴定哪些“话”要“听”，哪些“话”可以暂时“不听”。
更何况，我们当中人多数人也和孔夫子一样，不一定早年就认识到自已的“天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能力所及，什么是能力不及的等，而是付出多年的代价，做做这个，又做做那个，慢慢地才找出自己的“位置”来，这时也真到了五十岁了。
更何况，世事的变化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代人有一代人“浪费时间”、“虚度年华”的苦恼，而有些是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的。譬如我们这代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在“干校”好几年，加上各种“运动”，有十多二十年时间不在做自己的工作，按孔子的二年一进的计算，已经“浪费”了两个跨度，所以只能是“七十”“知天命”了。或许，现代条件好，存活的时间比占人长，七十已不“稀”，活到九十岁，把这个跨度补回来了，但八、九十岁的人，精力当然比不上五、六十岁，所以实际上容易补回来。
凡些种种，无非说明，学术性的工作耗费的时间要长一些，五十岁为一关键，是比较合适的。近读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知道他存在八十岁同意印行自述的全部，可见五十岁对他的学术生涯也是一个转折点。
就孔子而言，他从五十岁知天命后，又经过二十年，才有“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感，”可见学术工作的难度；不过，同时也说明，在学术领域里孔子找到了他在实际政治领域里所没有找到过的感觉：在学术领域里，他得心应手，真的使“应该”的变成了“可能”的、“现实”的了。从这种感觉，反过来又印证了他在五十岁时所体会出的“天命”、“天职”感，是正确的、合适的，他以二十年的努力，果然达到了智慧的最高境界——“自由”。
“自由”是“自在”，都出于“自（已）”。“自由”必先“知已”——苏格拉底所谓“认识你自己”；在孔子的意义上，就是“知天命”，认识我自己的“天职”，不只是“为所欲为”地“主体性”高扬。
“自己”是“什么”？“自已”为“自已”的“本性”。《中庸》说“人命之谓性”，这个“性”是“自已”的，也是“天”“赋予”的，世间万物的“性”，是“天”（自然）“赋予”的；“人”的“自已”的“性”，是“社会”、“他人”所“赋予。”的，当然，也是“自已”努力去“完成”的。“人”以“自己”工作、绩业去“充实”这个“性”，使它凸显出来，所以不是不努力，而要很努力去“完成”这个“性”，使之“完满”、“圆满”，使之“尽”。从一个意义来说，“命”和“性”又都不是“先天”地注定的，因而要到五十岁以后才找到了这个“定位”，在这之前只是一个“空位”，是一个“X”；孔子的意思是要人一定去找到这个“位”，在这之前只是一个“空位”，否则将一事无成，达不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于是，“自由”不是“胡思乱想”，而是“知己”，认识自已的“本性”；而这个“本性”，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当“帝王”就能当得成的，更不是生下来就注定了的。“大命”不是“人的命，太注定”的“迷信”。“人”的“本性”，是具体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是通过体验、思考、实践经验得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你的“本性”，是你自己的“创造”，也是“他人”的“赋予”，所以，孔子才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就是“知大命”，而孔子是五十岁才体验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