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见赵冬梅

一口气读完了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的《赵宋：如是我见》。

大家小书。

这是赵冬梅教授在广州图书馆、南越王博物院、香港教育大学六场讲座的合集。

所以，除了她自己讲的，还有和现场听众的互动。

所以阅读起来很轻松。

现在的文人，似乎没有不喜欢宋的哈。

或者说，找不出不喜欢的理由。

赵冬梅认为北宋新型的士大夫官僚创造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甚至，如果按照陈寅恪1943年的观点，至少截止到1943年，后世都没有抵达宋代的文化高度。1943年之后，另论。或者搁置不论。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赵冬梅的最后一讲：传统中国，何为真实？

事实上，这是我们中土历史学人，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说起来，历史学术，它是归于学术，还是归于，谁的婢女呢？

赵教授议了几个概念：一个是客观发生，一个是主观表达，然后，她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一个概念：真实观。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义、文、事。

事是客观史实，文是主观表达，但如何表达，就是真实观，就是义。

你看，孔子就是微言大义。

一个微，就可能与真实有了距离。

再加上这个义，可能就抛弃真实了。是吧。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以德治国，放到历史研究领域，就得以德治史了？

赵教授介绍诸多宋代例子，也就是真实性让位于所谓的道义。当然，也可能让位于政治。

最典型的例子是冯守信修河。冯守信第一年修河，得到宋真宗亲笔嘉奖。可惜第二年黄河在同样位置决口，舆论都知道这是冯守信之罪。但这是皇上亲自表扬过的，然后司马光、王安石也都勒笔表扬。所以呢，这个榜样就得维持下去。

甚至赵教授提到，国史书中的真实观，也是“国恶不可书”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的国史书中，真实性可能大打折扣。就不说低劣目标了，真假问题据说还要服务于更高的价值：比如道义、比如统治的稳定、比如为尊者讳等目标。真实性既然大打折扣，那所谓的善恶，是不是也无由分辨甚至可能颠倒了？国恶不可书，那可书的就全是国善。

所以，历史真是要命的东东。

你遵从了你内心的真实，但你可能违背了别人给你定下的道义。

你分别了善恶，但别人可能因此定义你为大恶。

史料可能是别人喂你的。

就是价值，也都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不得不承认，现场有些听众，还是很皮的。一个学生问，传统中国的真实观，是制造事实，往好的方向说，是教化百姓稳定社会，但从坏方面说，会不会形成奥威尔所谓的“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导致“无知即力量，奴役即自由，战争即和平”？

吓得赵老师在表扬同学认知能力的同时，不得不赶紧往回拨拉一下，说，追求客观真实是否也可以顾及人类的道德——容我偷笑一下，史家若都不追求客观真实了，还好意思奢谈什么人类道德？别说作为学者的天职了，就是作为人，都背离了道德底线不是？

赵教授承认，各国历史教科书，都是建构，用今天的话，就是教育你成为谁。但她还是指出，美国历史课本还是有其优点的，就是提供大量资料的同时，还提供相对立的观点——恩，这个若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听见，会一百个同意。赵教授很实诚地表示，美国教科书这样搞，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教会孩子讲道理，二是让孩子不会讨厌学历史。

是的，是的。

我公号后面，前几天就来了诸多不讲道理的。

比如有关胡适的评价。

他们就不是来讲道理的，而是太监一样，站你面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胡适是个坏渣。

甚至有些都不用搬皇帝佬儿。自己就是皇帝佬儿，直接宣布：胡适就是坏，就是坏来就是坏。

美国小学六年级的历史作业题有这样的：如果你是总统，你会批准给日本投放那两颗原子弹不？为什么？

你看看，题目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答案。你只要逻辑自洽就成。

说到这里我敢不敢怯怯的补充一下，台湾某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它的课后讨论题居然有这样两道题：

1.日本人治台五十年给台湾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为何？

2.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经验，对往后台湾的发展起了何种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课外活动参考题：拜访亲朋中七十岁以上，曾受过日本统治者，请他们现身说法谈被日本统治的感想；调查本县市日治时期即已设立的专门学校、中学校、国民学校；调查本县市日治时期担任过日本贵族院议员、总督府评议员、州、市、街庄议员的名单！

咦，不是抓汉奸吧，吓人宝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