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哲学思考的有机条件
作者丨许煜
↑康德
01.
康德对有机体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判断力批判》中。它分为两部分:审美判断,涉及美和崇高;目的论判断,涉及有机体和自然目的。这两种判断依赖于特定操作和结构,即反思性判断(reflective judgement)。反思性判断必须与规定性判断(determinate judgement)区分开来,后者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规定性判断遵循构成性原理(constitutive principle),将特殊性归于普遍性,就像感知数据归属于知性的十二范畴。反思性判断则根本不同,因为它遵循的是调节性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因为普遍性并不是预先给出的,所以它不能把特殊性归于普遍性,而是试图从特殊性出发,在通向普遍性的道路上得出自己的规则。因此反思性判断向偶然性敞开大门,并通过回到自身来决定有什么偶然是必要的。这种循环运动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我所说的递归,它指向新的操作结构。
规定性判断是机械性的。机械性必须从线性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线性因果关系表明,当一个结果出现时,它必须有一个不同于结果的原因。线性因果关系是有限的,不然就会产生黑格尔所说的坏无限。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A卷中所强调的,“但这样主张无尽系列的人在不自觉中抹掉了善性,可是任何人在未有定限以前是无可措手的”。如果系列是无限的,那么就没有目的(telos),而只要没有目的,就没有善。因此,亚里士多德要求一个原动力,一个无条件的因,而不是另一原因的结果的因。这个第一因已经预示了目的因,作为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条件。这种线性是后来机械论的特征,也是笛卡尔机械论的核心。
02.
在笛卡尔看来,机械论是支配诸存在者的一元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的“第二沉思”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问道,从他窗前走过的人是不是由弹簧驱动的,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自动机。这段话主要涉及感知与判断之间的区别,它实际上重申了人与机器的主要差别在心灵而非身体。为了赋予机械躯体生命,笛卡尔提出,在大脑松果体中存在一个灵魂,能够向机械躯体发出指令。这种线性因果关系可以用发条驱动的时钟做最好说明,在时钟中,一个齿轮的运动导致另一个齿轮的运动,最后使整个复合体运动起来。时钟的隐喻可以在笛卡尔、惠更斯(Huygens)、波义耳(Boyle)和霍布斯(Hobbes)等人的思想中找到。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波义耳针对亨利·莫尔(Henry More)所说的话:
↑笛卡尔
如果我和那些耶稣会士在一起(据说他们向中国君王献上第一块表,中国君王认为它是一个生命体),我认为我已经对它做出了很合理的解释。如果通过发条轮形状、大小、运动及其与其他部分的平衡来说明,这样一个发动机的结构必然会记录时间。尽管我无法提出论据来说服中国君王,让他相信它没有生命。
在波义耳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愿接受机械论与有机论之间存在着绝对区别。这种否认机械论与有机论之间绝对区别的观点,后来遭到坚决反对。正如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所总结的,机械论无法解释生命,因为它试图“从生命之外来彻底解释生命”。斯宾诺莎主义者坚持“内在因果关系”,反对笛卡尔的机械论,这与传递性因果关系相区别,意味着线性的、外部的因果关系。内在因果关系意味着自我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原动者或不动者是线性因果关系的一种形象,因为如果原因是有限的,并且人们可以追溯到上游的话,那么就必须有第一因。然而,在非线性因果关系中(我们在此联系康德的反思性判断),原动力只能被理解为存在本身的整体性,因此它是内在的。与时钟相比,有机体展示出这种新的运行和结构形式,而机械论的因果关系是无法穷尽这种形式的。前批判时期的康德写道:“因为哪怕是仅仅像动物的躯体这样的东西有可能,也是令人惊异的。即便我能完全认识动物躯体的所有弹簧和管道、所有的神经通道、杠杆和力学设施,也还总是剩有惊赞。”
像动物躯体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呢?机械论与有机论或目的论之间的不可化约性在康德之后导向了两种主要解释:生物学(更确切地说是胚胎学)和技术(一种机械有机论)中的有机论(organicism),以及柏格森、康吉莱姆、西蒙东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的器官学(organology)。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64节中给有机物下了如下定义:“如果一个事物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和结果(尽管在双重意义上),那么它就作为自然目的而实存。”
03.
康德随后以树为例,强调了将其定义为有机存在的三个要素。首先,树按照它的类繁殖出自己,即它产生另一棵树;其次,树作为个体也产生自己,从环境中吸收能量并将其转化为养分以维持其生命;最后,树的不同部分建立交互关系,从而构成整体,正如康德所言,“一个部分的保持交互地依赖于别的部分的保持”。有机体的概念包括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再生产能力。它还确认了两个重要的关系类别,即共同体(Gemeinschaft)和交互作用(Wechselwirkung)。换言之,它们构成自组织的主要形式。正如康德所言:“相反,自然组织自己,并在其组织产物的每一个物种中都遵循一个单一的模式,尽管如此,就一般特征而言,还是会有因为在特定情况下进行自我保护而出现的计算偏差。”
↑阿伦特
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康德政治哲学讲演录》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康德政治哲学的特点,即共同体和交互作用这两个概念。这种政治理想的基础是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永久和平的最终保证’”。我们回顾康德在《一种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的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中所说的:“人们可以把人类的大历史看作隐秘的自然计划的完成(Vollziehung eines verborgenen Plans der Natur)。”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涉及一个隐秘自然计划的完成,那是因为这个计划是目的论的、有机的,通过共和宪法确保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交互。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有机”概念并不仅仅是一种操作模式,而是各哲学领域思考的条件:实践理性、审美判断和永久和平。这个简短的回顾显示了,来自十八世纪自然主义者的有机概念不仅提供一种操作和结构的新形式,还让哲学为自身规定新条件。换言之,通过摒弃机械论总体化倾向的解释力及其后在工业主义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哲学拥抱了有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后康德主义者,特别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那里看到,反思机制和有机概念都是他们哲学计划的核心。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探讨谢林的自然哲学或黑格尔的有机逻辑(有别于自然的有机主义,后者的概念过于孱弱)。希望这足以澄清我们的第一个主张,即“有机”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之后哲学思考的新条件。
许煜|著,文章选自《在机器的边界思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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