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2月23日,曾经的世界首富伍秉鉴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便给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友人写了一封信,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

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我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

这一年,伍秉鉴已经73岁了,本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却为何会有移民的想法呢?

只能说,当一个吸血虫吸饱了血的时候,就该遭到反噬了。

伍秉鉴就是如此。



伍秉鉴

01

隆庆开关之后,对外开放口岸的政策就一直延续下来,明清两代都尝到了甜头,在对外贸易中获利颇丰,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毕竟,中国的商品很有竞争力,华贵的丝绸、典雅的瓷器和芬芳的茶叶,都是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人的最爱。

康熙时期,清政府在广州口岸设立了十三行,这是一个特许经营的洋货行,也是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

与其他商行不一样,十三行的外贸税收,清朝皇帝要直接拿走将近一半。

有皇权背书,十三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许多富商都想挤进去,但朝廷的要求极其严格,不是一般人可以进的。

1757年,乾隆帝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取消了全国绝大多数口岸,只留下广州口岸对外通商。

作为全国唯一的口岸,广州成为全国人趋之若鹜的商业沃土,当时无人不知,只要能进入十三行成为特许商人,家族必竟飞黄腾达。

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是个出色的商人,经过他的努力,终于加入了十三行,伍氏家族的辉煌也由此开始。

1792年,伍秉鉴的二哥伍秉均创办了怡和洋行,不过那时伍家在十三行地位并不高。

1801年,伍秉均壮年去世,伍秉鉴作为家族能力最突出者,继承了家族产业。

当时,十三行的商行并不多,却垄断了全国对外贸易,所以伍秉鉴的机会还是很好的,就看他怎么经营了。

伍秉鉴不愧是天生的商人,颇具商业头脑,而且很懂人情世故,他一上任就使出“三板斧”,即打点官员、交好外商、团结行商。



十三行

之所以要打点官员,是因为当时的十三行是在粤海关的管理之下的,所有商业行为都必须经过官府许可,如果能得到官府照顾,那开展商业活动将得到许多便利。

在这一点上,伍秉鉴做得很好,不但与广东当地官员关系很好,与许多朝廷大官也关系密切。

因为这一缘故,伍秉鉴得以大力拓展业务范围,使得怡和洋行在十三行的地位急剧上升,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至于说交好外商和团结行商,这两点很好理解,一个商人想要在行业生存,就不能到处树敌,只能是朋友越多越好,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对伍秉鉴而言,这条路就是生财之道。

在人际交往和商业来往上,伍秉鉴很有智慧,懂得恩威并施,让利于人,从而驾驭其他行商,让他们拥护自己。

我举个例子说,如果有行商因为经营不善而出现亏损或者濒临破产,伍秉鉴不是趁火打劫,趁机将其吞并,而是借钱给对方周转,帮其渡过难关。

据统计,伍秉鉴一共借给其他行商多达200余万两白银,使得多数资金相对薄弱的行商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与他展开合作。

对待外商,伍秉鉴也有许多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

就拿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早在伍秉鉴父亲在世时,就与伍家有商业来往,后来成为伍家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之一,双方每年都有数百万两白银的生意往来。



行商

为了维护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伍秉鉴不但对其进行投资,还在其资金周转不灵时,主动借钱给对方,是对方最大的债权人。

因为伍秉鉴诚信相待,慷慨大方,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他十分信任,几乎只跟他一人做生意,十三行其他行商只有看的份。

据说,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人每次结束在广州的交易之后,去到澳门暂住的时候,都将大量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由此可见双方关系多么密切。

还有个故事,更能说明伍秉鉴在无情的商业活动中,显得多么有人情味。

有一次,一个叫做索萨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欠了怡和洋行7.2万银元,因为一直无力偿还,最后还被粤海关禁止离开中国。

伍秉鉴得知这事后,就主动找到索萨,当面把借条给撕掉了,还对索萨说:

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也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人生总有起伏,他赶快回国,钱不用还了。

当时,索萨感动得流下眼泪,发誓以后有机会,一定还跟伍秉鉴做生意。

后来,索萨东山再起,再次到广州进行贸易,而他选择的生意伙伴,只有伍秉鉴一人。

而与索萨的贸易往来,则让伍秉鉴获利颇丰,收益远大于当初免掉的7.2万银元的债务。



行商和洋人

伍秉鉴在官场人脉广泛,与外商务通有无,还把行商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使他在1807年成为了十三行行商之首。

02

伍秉鉴在稳固已有贸易的同时,积极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见美国正在大力发展铁路,于是买了大量美国铁路的债券,这为他带来了更多收益。

伍秉鉴还投资美国的保险行业,并与美国人广泛进行贸易往来,他诚实守信,交货时间和质量都有保障,尽管他收费较高,美国人也乐得与他做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伍秉鉴还培养了一位美国铁路大亨,那就是美国人约翰·穆瑞·福布斯

1829年,福布斯来到广州,但是他还是一名贩卖茶叶的学徒,后来他认伍秉鉴当义父,自此开始发达。

1837年,24岁的福布斯揣着伍秉鉴给他的50万银元回到美国,他把钱全部投到修建铁路上,经过十多年努力,一跃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承建商。

正是以福布斯作为纽带,伍秉鉴得以打入美国铁路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大约在1834年的时候,伍秉鉴曾估算过自己的总资产,包括现金、债券、田地、房产、商铺和货物等在内,总价值达到了惊人的2600多万两白银。

要知道,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白银,因此伍秉鉴称得上富可敌国,还被西方人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

2001年,《华尔街日报》将伍秉鉴评为过去一千年中,世界上最富有的50位商人之一。

除了伍秉鉴之外,还有另外五个中国人也上榜了,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和宋子文

这六个人当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一代帝王,靠侵略和掠夺获取财富;刘瑾、和珅是权宦或者权臣,靠权势获得财富;宋子文曾是中华民国财政部长,财富也大多来自权势;只有伍秉鉴一人是商人出身,靠自己的本事积累的财富。

尽管伍秉鉴富可敌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人物,但他依然以诚信和品质为重。

十九世纪中叶,十三行有不少行商往美国贩卖茶叶,但只有伍秉鉴的茶叶品质最高,美国商人在卖中国茶叶的时候,只要茶叶包装上印有“怡和行”的图标,就能卖出高价,因为美国百姓都认为怡和洋行的茶叶是最好的。

可以说,伍秉鉴开创的商业帝国,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实力、口碑和影响力。

伍秉鉴自己当上世界首富,还带领十三行行商成为巨富,比如潘有度、卢观恒和叶上林,就都是十三行中资产上千万两白银的巨富,与他合称“广州四大富豪”。



十三行一角

而那些与伍秉鉴做生意的外国人,也因为得到了高品质的商品,许多人都成为各自国家的巨富,正如前文提到的福布斯。

03

写到这里,就该说但是了。

但是,伍秉鉴毕竟只是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当中,商人处在社会最底层,是最卑微的人群,哪怕他是世界首富,也是如此。

尽管广州十三行闪耀全球,却只是大清帝国生态中的很小一部分,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在大清官员面前展示出的卑微,连欧美人看了都直摇头。

当时,有个美国商人到广州经商,与伍秉鉴和清朝官员都有交往,他曾说,“十三行的商人即便在微末小吏面前都抬不起头,有些人甚至瑟瑟发抖,这太奇怪了!”

而英国人摩尔也对中国商人的自卑感印象深刻,他曾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摩尔说,商人的眼睛不能超过官员的第九粒扣子,我们都知道,第一粒扣子在领口,而第九粒扣子几乎在最下面,商人们得把腰弯下九十度才行吧?

大清商人的地位可想而知,在官员面前,他们就如同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一样卑微弱小。



广州官员

为了弥补这种卑微感,伍秉鉴花钱捐了个三品官,可以穿官府,但只是个虚职,并无实权;他让大儿子伍受昌跟自己学做生意,次子伍崇曜则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考中秀才,后被赐举人出身。

这些措施加强了伍家的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家族的阶级划分,因此也逃不脱被清政府和官员盘剥的命运。

为了维持自身贸易垄断地位,十三行行商必须接受各种半强迫性质的捐款,比如某地爆发洪水和干旱等天灾,或者边疆地区打仗了需要钱,等等,朝廷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十三行。

仅在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就捐出了超过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给皇室的孝敬,以及与官员的人情往来,诸如贿赂、送礼等。

可见,伍秉鉴在不断赚钱的同时,也在被清政府和地方官员不断吸血,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干扰,伍氏家族的财富可能会更多。

当然了,如果只是这样,伍氏家族依然可以拥有大量财富,毕竟得到了稳定发展的机会。

1826年,59岁的伍秉鉴宣布退休,把生意交给大儿子伍受昌。

1931年,受英国人之托,伍受昌请求清廷允许英国商会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哪知道时任广东巡抚勃然大怒,指责他卖国,还说要杀掉他,吓得他跪在地上一直磕头。



清朝官员和洋人

要不是一旁的海关监督平时得了不少伍家的好处,替伍受昌说了几句好话,伍受昌那天恐怕就交代了。

这件事之后,伍受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导致生病,最终在1833年去世,远在北京求学的伍崇曜不得不回来继承家业,因其商业经验不足,故而年老体衰的伍秉鉴不得不出来站台、撑腰。

04

前文提到,广州十三行得益于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取得了垄断外贸的机会,继而积累了大量财富。

巅峰时期,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四人的财富,比清朝国库的钱还多。

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洋人越发觊觎清朝财富,不满足于清朝只有一个口岸,也不满足于只跟清朝做正经生意了,他们开始逼迫清朝开放更多口岸,同时向清朝走私鸦片,以谋取暴利。

而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十三行还承担着海关的职责,即对洋人的货物进行监督,并对洋人在广州的活动进行担保。

正所谓收益和风险并存,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洋人老老实实做合法生意,自然相安无事,但如果洋人不老实呢?

洋人为了往清朝输入鸦片,往往在茶叶中夹带鸦片,这就是走私。

伍氏父子其实知道这件事,但他们管不了,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敢管,因为这事得到了广东官员的默许,他们与洋人狼狈为奸,一起走私鸦片。



虎门销烟

1939年,伍氏家族最终为自己的不作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这一年,林则徐到虎门销烟,伍秉鉴凭借在官场的关系,提前得到了消息,他感到惴惴不安,于是让五子伍绍荣告诉洋人,赶紧把运鸦片的船开走,以暂避锋芒。

但是,洋人们认为与清朝官员关系很好,清政府此次禁烟不过是走过场,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只把船开到大屿山南部隐藏起来。

林则徐岂是好糊弄的,很快就查出了船的位置,这件事便成了伍秉鉴参与走私鸦片的罪证。

很快,林则徐就召见了十三行行商,当着众人的面痛斥伍秉鉴包庇鸦片走私,他又下令将伍秉鉴革去顶戴,戴上枷锁,并将伍崇曜逮捕入狱。

最终,林则徐没有处死伍秉鉴,还将其释放,但经历此事之后,年过七旬的伍秉鉴颜面尽失,在行商面前再也抬不起头。

洋人存在侥幸心理,伍秉鉴又何尝不是呢,他虽然无法阻止鸦片走私,但给鸦片贩子报信,实属不该。

并且,在此次事件当中,伍秉鉴还遭到了合作伙伴的出卖。

原来,林则徐逮捕伍秉鉴,是为了让他劝说鸦片贩子颠地主动投案,他写信哭哭哀求颠地,还说颠地不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颠地却充耳不闻。



颠地

伍秉鉴花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没有给他带去权势,更不能保护他的财产和尊严;而他用身家性命担保的外商,也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

这两种滋味交杂在一起,让他很不好受。

05

为了让洋人交出鸦片,林则徐又将伍崇曜释放,让其对洋人进行督促。

这让伍崇曜十分为难,因为这样不让他得罪洋人,那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于是,伍崇曜偷偷给洋人们送去食物和水,还在洋人们交出鸦片后,又把烟价赔给洋人,以此来维持关系。

虎门销烟结束后,愤怒的洋人开始向清朝施压,继而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软弱的清政府为了安抚洋人,竟然将林则徐撤职。

战争爆发后,英国军舰迅速封锁珠江口,71岁的伍秉鉴吓得瘫软在地,一则担心性命之忧,二则忧虑英国逼迫清朝开放其他口岸,广州口岸将失去垄断地位,继而影响行商生意。

伍秉鉴当然是有头脑的,于是拿出不少钱资助清军,希望清军击败英军。

当伍秉鉴得知清政府打算议和,又转而与伍崇曜一起与投降派串通一气,充当了与英国谈判的牵头人。

在清朝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维护与英国的关系,更有利于伍氏家族的利益。

1941年5月,英军直逼广州,伍崇曜出面与英军进行议和,最终达成了《广州合约》,约定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之外,清军则退出广州城外六十里,并赔偿英军600万银元军费。



伍秉鉴

当时,一位广东大臣向道光帝上书,说了这样一番话:

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东,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这让道光帝很生气,十三行赚得够多了,还跟洋人勾结,现在是时候为国出力了。

很快,朝廷的诏令就下来了,要求十三行出资200万银元赔偿英军,最终伍秉鉴出资最多,达到了110万银元。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彻底失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需要赔偿英国高达2100万银元的损失,折合1470万两白银。

这时,清政府国库存银才700万两,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

道光帝又想到了十三行,便又下了一道诏书,最终伍家被迫缴纳100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银元,其他行商则摊派66万银元。

据吴伍秉鉴估算,他在此次战争中大约损失了200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对于他2600万两白银的身价来说,不至于伤筋动骨。

但是,伍秉鉴对清朝的不断盘剥十分生气,他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怒火,几乎要压不住了。



南京条约签订

让伍秉鉴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随着清朝的战败,在英国的要求下,清朝相继开放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

五通商口岸的形成,再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以十三行行商作为中介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行商的垄断特权彻底消失了。

如此一来,伍氏家族就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行业垄断权,作为首富家族的地位,也被迅速拉下神坛。

这件事一出,伍秉鉴马上意识到,家族在清朝已经没有前途可言,于是开始布局,将一些产业拓展到海外,并在海外进行投资,行商生意不再是家族的生命线。

虽然伍秉鉴的布局是成功的,但他知道家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辉煌了。

此时的伍秉鉴可以说是心灰意冷,于是产生了移民的想法,但因为年纪太大和局势所迫,最终没有成行。

1843年,74岁的伍秉鉴去世,但他家族的故事还未结束,他的儿子伍崇曜后来被清朝任命为“洋务委员”,专门负责跟洋人沟通,促成了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达成。

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伍崇曜又与英法联军进行议和,还成为番禺傀儡政权头目的亲信,为英法联军出了不少力。

因为这一缘故,伍崇曜去世之后,被百姓称之为“大汉奸”,纷纷拍手称快。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大火

可以说,伍氏家族成也洋人,败也洋人,伍秉鉴这只寄生于垄断贸易的吸血虫,最终在吸足雪之后遭到反噬,反被别人吸干了血。

即便贵为首富,伍秉鉴在他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也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虫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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