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相晚年十分消沉、悲观，“皖南事变”使他内心不安，他无法摆脱历史的回忆，又无法面对现实。终于在古稀之年生出“出尘”之心。
上官云相于1895年2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商河县小街子村，早年追随军阀孙传芳，抵御北伐有功，由排长一步步升至师长。而后投靠蒋介石，由旅长起步，先后任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7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动突然进攻。蒋介石立即把上官云相从襄阳调到前线，任第十一军团长，隶属陈诚为总指挥的左翼军，直属薛岳为总司令的十九集团军序列，驻苏州。
1938年6月，上官云相改调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在京杭一线对日寇作游击战。1939年4月，他又率部至鄱阳湖东南一带和赣江东岸对日寇防御守备，与薛岳的第九战区隔江相望。1940年夏，曾偷袭南昌机场。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电，强令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变更作战地域,限1个月内撤往黄河以北。12月中旬，上官云相奉顾祝同密召，匆忙从宁国总部赶到上饶，他一反常态，破例住到顾祝同家中。二人紧急磋商消灭新四军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中央一再指示叶项，“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但项英强调“北移困难”，于1月初开始转移。但时机已经错失，顾祝同调集7个师1个旅的兵力，统统布置就绪。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5日到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1月6日，“围剿”新四军的战斗打响，激战7昼夜，新四军终因众寡悬殊，伤亡过大，弹尽粮绝，陷于危急之中。
叶挺军长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亲往上官云相总部协商。叶挺一到即被扣押。上官云相夜以继日地守着床头的电话机，一面听取各师的战报，一面向顾祝同报告战况,精心地策划,全力以赴地指挥这场血腥的屠杀。
他在下达各项作命令同时，特别命令：“各部队在攻击位置变动后，原封锁线不得撤除，以防小股共军潜出”。虽然上官云相如此周密的计划，要“一网打尽”，但是，在黄火星与傅秋涛率领下，新四军仍有2000余人突出重围。
“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6000余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谴责。为了反击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20日，中共中央发表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22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几条办法，要求严惩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
但是，上官云相却得到顾祝同的特别嘉奖。国民党政府特颁发第32集团军总部和上官云相奖金各5万元。1942年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参谋长联席会，有人建议将“皖南事变”的战例材料上报，以显示战功。上官云相对这点很清醒，马上制止说：“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摆不到桌面上事，哪能列入报告呢？”因而不准上报。
由于上官云相反共有功，于1943年1月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又当选国民党六代会的中央监察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官云相调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孙连仲，其它的副司令长官还有陈继承、高树勋、李延年、马法五等人，他好像是挂了一个副司令长官的虚名，无所事事。
1946年，自请设立唐山指挥所，自任主任。又感到局面太小，乃移驻天津，任务是指挥冀东的蒋军进行反共内战，但是，冀东北宁线的杜建时和天津警备司令林伟俦并不受他指挥。他只有高参1名，副官2名。每天只能吸食鸦片，看看报纸，发发牢骚而已。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将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靖公署，上官云相任副主任。12月，又改设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为总司令，上官云相任副总司令。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他对局势表示悲观，日夜坐卧不宁，以有病为名，借需要休养为由，趁机离开平津，跑到上海公寓居住，1949年3月,又逃往香港,后又转入台湾。1950年4月去职,在高雄市过着隐居的生活。
上官云相晚年十分消沉、悲观，“皖南事变”使他内心不安，他无法摆脱历史的回忆，又无法面对现实。终于在1968年除夕之夜，偶有感触，顿生“出尘”之心。他在自印的名片上，署名“古穆和尚”，名片下角两行小字：“俗名上官云相，山东省商河县”。次年即因病住院，于8月8日去世，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