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您怎么了？”我站在家门口，手足无措。
父亲的目光如刀子般落在我腰间的五四式手枪上，眼中的震惊转为失望。
“这么多年没回家，你就带着这玩意儿回来？”他指着我的配枪，声音低沉而严厉。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身后，母亲的眼中闪着泪光，既是为儿子归来的喜悦，也是为眼前这场僵局的担忧。
01
我叫马国栋，1970年12月入伍，如今已经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连长。
这个身份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今天故意佩戴配枪回家的原因。
可望着父亲失望的眼神，我忽然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入伍前，我是村里有名的倔小子。
十里八村的青年见了我都要让三分。
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而是我脾气犟，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村里的张大爷常说：“马家的这个小子，倔得像头牛，认死理。”
那年冬天特别冷，仿佛连空气都要结冰。
北风呼啸着穿过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尘土，呜咽着像是在诉说什么。
我们村位于山东南部，虽不算偏远，但也谈不上富裕。
大多数人家还住着土坯房，冬天靠烧煤取暖，夏天就露天纳凉。
入伍前的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蒸馒头、煮鸡蛋，准备给我路上吃的干粮。
父亲则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一遍遍地翻看着我的入伍通知书，仿佛那是什么珍贵的文物。
“儿子，部队上的纪律比咱村里严多了，”父亲认真地看着我说，“以前在家，你倔脾气上来了，我和你妈还能由着你。到了部队，可不行了，一切都得听指挥。”
“知道了，爸。”我心不在焉地应着，目光却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那张全家福上——
那是我十五岁时照的，父亲、母亲和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站在家门口，身上只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母亲给我缝的一双布鞋，还有她偷偷塞进去的几块红糖和两个煮鸡蛋。
母亲说，这些能让我在路上不至于饿肚子。
“国栋，一定要好好干，别给咱老马家丢脸。”父亲马大山是村里的老支书，一辈子忠厚正直，从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他拍着我的肩膀，眼中满是期许。
父亲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在村里颇有威信。
每当有村民之间的纠纷，大家都愿意请他出面调解。
“放心吧，爸。等我回来，准让您刮目相看！”我信心满满地说，全然不知道前方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磨炼。
母亲李桂花站在一旁，眼中含着泪水，却硬是不让它们落下来。
她个子比父亲还矮一些，脸上的皱纹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她抓着我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点头，似乎在说“去吧，去吧”。
村里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专门接送新兵。
司机按了几下喇叭，催促着我们快点。
我最后拥抱了父母，胸口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既有对未知世界的期待，也有对家乡的不舍。
“走了！”我挥挥手，大步走向卡车。
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父亲搂着母亲的肩膀，两人站在家门口，目送着我远去。
那一刻，我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的头发已经花白，母亲的背也有些佝偻。
时光不饶人，他们正一天天老去，而我却即将踏上远行的路。
卡车发动了，带着我和其他几名新兵，驶向县城的征兵站，然后是省城的集结点，最后是我将要服役的部队。
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逐渐变成陌生的风景，心中不禁有些茫然。
我真的准备好了吗？那个倔强的村里少年，能在军营中站稳脚跟吗？
02
入伍后的第一年，几乎每一天都是煎熬。
那是一个陌生而严酷的世界，与我想象中的军营生活相去甚远。
记得刚到部队那天，天还下着小雨。
一辆破旧的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营区门口。
站在高大的营门前，看着上面“忠于人民，忠于党”八个大字，我心中既紧张又兴奋。
“新兵蛋子们，列队！”一名身材高大的军官大喊道。
我们慌忙排成一列，却怎么也站不齐。
“这就是今年的新兵？”那名军官皱着眉头，眼中满是不屑，“简直一塌糊涂！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解放军战士了，不再是村里的泥腿子！站军姿，立正！”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站军姿，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腰酸背痛，汗水浸透了衣衫，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但没有人敢动一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军营中的第一条铁律——服从命令。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艰难。
早上五点起床，寒风刺骨；
六点集合跑操，无论刮风下雨；
白天是各种军事训练，条令条例学习；
晚上还有政治学习，思想汇报。
每天睡觉前，我都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想倒头就睡。
但最难熬的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精神上的孤独和思乡之情。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与家人的联系只能靠书信，而一封信往往要走上大半个月才能到达。
我常常半夜醒来，听着战友们的呼噜声，想起家乡的一切，不知流了多少次思乡的泪。
“这是妈妈的手，这是爸爸的脚...”我轻声哼唱着家乡的民谣，试图缓解内心的思念。
“马国栋，你又在哼歌！”同宿舍的李大勇踢了我一脚，“你不睡觉，也让别人休息啊！”
“对不起，我、我就是有点想家...”我小声回答。
“想家？”李大勇冷笑一声，“谁不想家？我都三年没回家了！你才来几天，就受不了了？”
他的话让我感到羞愧。
是啊，谁不想家？
但我们既然选择了当兵，就要学会坚强。
从那天起，我暗暗发誓：不再轻易流泪，要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
训练场上，我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俯卧撑，别人做五十个，我要做七十个；五公里越野，别人跑二十五分钟，我要跑二十分钟；射击训练，我更是刻苦钻研，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去请教老兵，研究瞄准和击发的技巧。
“马国栋，起来站好！”班长周铁柱一声怒吼，我从沉思中惊醒。
那天我们在进行队列训练，因为想家走了神。
“报告班长，我精神有些不集中！”我立正站好，大声回答。
虽然知道可能会被处罚，但在部队，诚实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周班长盯着我看了几秒，那双锐利的眼睛仿佛能看透我的心思：“你小子倒是实话实说。行，今晚加练一小时，让你好好'集中精神'。”
就这样，在严格的训练和纪律中，我逐渐适应了军营生活。
军装从最初的不合身到渐渐贴合体型；动作从最初的生硬笨拙到逐渐标准流畅；思想从最初的迷茫困惑到逐渐坚定清晰。
我不再是那个动不动就想家落泪的新兵，而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士。
1971年秋，我参加了部队组织的军事技能比武，获得了射击和投弹两个项目的第一名。
这让我在连队中一下子出了名，连长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继续努力。
“马国栋，你小子有前途。”连长说，“好好干，说不定将来还能当干部！”
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从那以后，我更加刻苦训练，不仅在军事技能上精益求精，还主动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
我知道，要想在部队有所作为，就必须全面发展。
197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那天，我站在鲜红的党旗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声音铿锵有力，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责任感。
入党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
训练中，我总是冲在最前面；工作中，我从不怕苦怕累；生活中，我主动帮助有困难的战友，成为连队中的模范人物。
1973年初，我被提升为班长，开始管理自己的班组。
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从一名普通战士变成一名基层干部，责任和压力都大了很多。
刚开始带兵时，我遇到了不少困难。
有的战士不服从我的管理，觉得我年轻资历浅；有的战士工作拖拉，总是完不成任务；还有的战士思想波动，经常闹情绪。面
对这些问题，我一开始有些手足无措，甚至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马班长，你这个班管得不行啊。”指导员找我谈话，“昨天的内务检查，你们班又是倒数第一。”
“指导员，我、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管。”我坦诚地承认，“有些战士就是不听我的。”
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管兵先管心，你要了解每个战士的情况，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一种方法解决的。”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带兵。
对待那些不服管的老兵，我先从自身做起，技术上超过他们，让他们心服；对待那些做事拖拉的，我制定明确的奖惩制度，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对待那些思想波动的，我多找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想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慢慢地，我的班组成绩开始提升，从最初的倒数第一逐渐进入中游，再到后来的前三名。
1973年底，我们班被评为“标兵班”，我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些成绩让我的军旅生涯更上一层楼。
1974年6月，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我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提干。
03
那天早上，连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神秘地说有好消息告诉我。
提干的消息来得很突然。
那天早上刚做完操，连长钱守义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钱连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总是带着严肃的表情，很少有人见过他笑。
在我印象中，能被叫进他办公室的人，通常不是有重要任务，就是犯了什么错误。
“报告！”我站得笔直，敲了敲半开的门。
“进来！”钱连长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不只有钱连长，还有政治指导员赵德明。
两位领导同时在场，这让我更加紧张了。
难道我犯了什么大错？
“马国栋，坐。”钱连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出奇地平和。
我小心翼翼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不敢有丝毫放松。
钱连长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一份文件，然后抬起头，那张习惯性严肃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微笑：“马国栋，你小子这几年表现不错。”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机械地点点头：“谢谢连长。”
“上级考虑到你在部队的良好表现和发展潜力，”钱连长继续说道，“已经决定提拔你为连长，工资从每月10元津贴提升到52元工资。好好干，别辜负组织的信任。”
我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一刻我期待了多久？
从入伍的第一天起，我就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军官，服务部队，报效国家。
而现在，这个梦想竟然就这样实现了？
“连长，这、这是真的吗？”我结结巴巴地问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废话，我还能拿这种事开玩笑？”钱连长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双粗糙的大手传递着力量和鼓励，“去准备一下，下周就交接。”
“祝贺你，马国栋同志。”政治指导员赵德明也上前握住我的手，“你是我们连队培养出来的好苗子，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再创佳绩。”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我激动地站起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做一名合格的军官！”
走出办公室，我感觉脚步轻得仿佛要飞起来。
天空格外蓝，云朵格外白，就连营区里那些熟悉的建筑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提干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不再是一名普通士兵，而是一名军官，一名有实权的干部。
这是多大的荣誉啊！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离家那天，站在村口，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国栋，一定要好好干，别给咱老马家丢脸。”
如今，我不仅没给家里丢脸，还成了一名军官，这该让父亲多么骄傲啊！
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家，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
但军营有军营的规矩。
提干的事情很快在连队里传开了，战友们纷纷来道贺。
有些是真心实意为我高兴，有些则带着一丝羡慕，甚至是嫉妒。
尤其是那些和我同期入伍，甚至比我资历更老的战友，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复杂的情绪。
“马国栋，恭喜啊！”李大勇是第一个来恭喜我的，他比我早入伍两年，却依然只是一名班长，“以后可就要叫你马连长了！别忘了提携提携兄弟啊！”
“别这么说，大勇。”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还是战友，以后还要并肩作战呢！”
“行了，别谦虚了。”李大勇笑了笑，但眼神有些黯淡，“你现在是当官的人了，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可不敢再跟你称兄道弟了。”
“大勇...”我想解释什么，但他已经转身离开了。
这一幕让我意识到，提干不仅带来了荣誉和责任，也改变了我与战友之间的关系。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界限——职位和权力的界限。
这让我既兴奋又有些失落。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准备交接工作和搬入新的宿舍。
作为连长，我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和宿舍，不再需要与十多名战友挤在一个大通铺里。
新宿舍虽然简陋，但对我来说已经是极大的改善——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一个衣柜，还有一个可以放洗漱用品的架子。
最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拥有一把配枪——五四式手枪，作为军官身份的象征。
当武装部的同志郑重地将那把枪交到我手中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不仅仅是一件武器，更是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是我保家卫国的责任。
提干后，我被分配到了新兵连担任副连长。
初到新岗位，我满怀激情，却也犯了不少错误。
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对一名新兵的过度严厉导致他差点退伍。
那是个叫王建军的新兵，家境困难，入伍前从未离开过家乡。
训练中，他总是跟不上节奏，动作笨拙，让我十分恼火。
“王建军，你是猪吗？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我在全连面前严厉批评他，“给我加练两小时，不合格不准吃饭！”
那天晚上，王建军被发现在厕所里痛哭，说要回家不当兵了。
指导员赵德明找到我，脸色严肃。
“马国栋，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赵指导员问道。
“我只是想让他进步快一点...”我低声辩解。
“进步？你这样只会让他退步！”赵指导员语气严厉，“带兵先带心，你只看到了他的不足，却没看到他的努力。他家里条件差，从小营养不良，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做的是鼓励他，而不是打击他！”
赵指导员的话让我如梦初醒。
那晚，我主动找到王建军，向他道歉，并答应会帮助他提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抽出时间单独指导他，看着他一点点进步，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半年后，王建军不仅跟上了其他人的训练进度，还在射击比赛中获得了连队第三名。
“马副连长，谢谢您没有放弃我。”考核结束那天，王建军真诚地对我说。
“不，应该我谢谢你，是你教会了我怎样当一名合格的军官。”我握住他的手，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
就这样，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受战士爱戴的军官。
1974年11月，一个令我始料未及的任务来了——接兵。
“马国栋，团里决定派你去河南、湖北接兵，明天出发。”政治处主任郭向阳对我说。
“主任，我没经验啊！”我有些紧张。
“没经验可以学。”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我看好你的能力，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了。”
接兵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河南信阳的天气异常寒冷，湖北武汉却又湿又热；火车晚点是家常便饭，有时一等就是大半天；新兵们大多是第一次离家，思乡情绪严重，有的甚至半夜偷偷哭泣。
面对这些困难，我一一解决，凭借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新兵的关心，最终成功地接回了两百名新兵。
“马连长，这次接兵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回到部队后，郭主任当着全团的面表扬了我，“你的表现证明了组织没有看错人！”
1975年3月底，完成接兵任务后，我向赵指导员申请回家探亲。
“老马，这次确实该回家看看了。”赵指导员很痛快地批准了，“你都四年多没回家了，父母一定很想你。”
临行前，我站在镜子前，看着穿着四个口袋军装、戴着军帽的自己，心中涌起一股自豪感。
曾经那个瘦弱的乡下小子，如今已是一名军官，一名有担当的军人。
“咦，要不要把配枪也带上？”我突然想到，“这样父母看到我当了连长，一定会更加骄傲。”
思来想去，我决定带上我的五四式手枪。
这把枪是我的荣誉象征，也是我地位的证明。
我把子弹取出，将枪和弹夹分开放好，确保安全。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象父母看到我时的表情。
他们一定会惊讶，会骄傲，会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自豪。
想到这，我的心中满是期待。
04
终于到家了。
推开熟悉的院门，我看到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母亲在洗衣服。
他们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父亲的背有些驼了，母亲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爸！妈！”我兴奋地喊道。
父母闻声抬头，看到我的瞬间，眼中闪烁着惊喜的泪光。
“国栋！我的儿啊！”母亲丢下衣服，跑过来紧紧抱住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
父亲放下斧子，大步走来。
他拍着我的肩膀，眼中满是骄傲：“好小子，长高了，也壮实了！”
就在这温馨的重逢时刻，父亲突然注意到了我腰间的配枪。
他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眉头紧锁。
那双沧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随即变为严厉。
“国栋，你怎么带枪回来了？”他的声音低沉而严厉，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严肃。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连鸟叫声都显得突兀。
“爸，我现在是连长了，有资格配枪。”我有些得意地拍了拍腰间的枪套，期待着父亲的称赞。
在我的想象中，父亲会为我骄傲，会被我的军官身份所震撼，会向全村人宣扬他的儿子如今已是一名配枪的军官。
没想到，父亲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随时可能降下暴雨。
我看到他的手微微颤抖，不知是愤怒还是紧张。
他深吸一口气，似乎在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指着屋门，严厉地说：“进屋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