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生活需要历史学为之服务，后面还将证明，过度的历史学也会伤害生者，这两个命题都必须加以清晰地把握。从三个方面来看，历史学本就是生者的题中之义：生者作为行动者和奋斗者需要历史学，他作为保全者和景仰者需要历史学，他作为受难者和亟须解放者也需要历史学。这三种关系对应三个种类的历史学，姑且分为纪念式历史学、好古式历史学和批判式历史学。
行动者和强力者首先需要历史，他正在从事一场伟大的斗争，他渴求垂范、导师和慰藉，却在同伴中或在当下求之不得。历史之于席勒正是如此：因为歌德说过，我们的时代是如此恶劣，这位诗人从周围的人类生活中再也遇不到任何有益的人物。至于行动者，波利比乌斯把政治史称为治理一个国家的恰当准备，是最出色的教师，因为政治史通过铭记他人的成败，告诫我们坚强地忍受命运之无常。凡懂得历史学这一方面意义的人，必定不乐意看到猎奇的观光客或苛细的考据家在宏伟的往事金字塔上爬来爬去；这是他寻觅榜样和进步动力的地方，他不希望遇到闲散的游人，这些人只是来找乐子，好似在堆积如山的名画中闲庭信步。行动者，置身于懦弱颓唐的闲人当中，又被貌似有为、实则浮躁的伙伴包围着，为了不至沦于沮丧和厌烦，他回头向后张望，停下直奔目标的脚步，好喘一口气。但是，他的目标总是某种幸福，未必是他自身的幸福，往往是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的幸福；他不愿听天由命，并用历史学作为反抗认命的手段。在多数情况下，他不会获得奖赏，除非是声誉，即在历史学的殿堂中有一席之地的候补权利，在那里，他本人就能成为后来者的师范、慰藉和告诫者。因为他的训诫就是：那些曾经能够将“人”这一概念拓展得更广、更好地充实这一概念的事物，就必须永恒地存在，以便能够永远做到这一点。诸多个人奋斗的伟大时刻构成了一个链条；由此，人类的峰峦历经千年彼此相连；而对我来说，这样一个时刻，即便逝去了很久，其巅峰状态依然鲜活、明亮和伟大——这就是人道信仰的思想基础，它体现在对纪念式历史学的要求上。然而，恰恰是这一“伟大者当不朽”的要求，燃起了最可怕的斗争。因为一切其他的生者都在喊“不”。纪念式的不朽不应当产生——这就是敌对的口号。愚钝的习惯、渺小和卑劣，充塞世间每一处角落，仿佛呛人的俗世烟尘萦绕一切伟大的事物，横亘在伟大事物通往不朽的道路上，去阻碍、迷惑，遏制和窒息。然而，这条道路却要经由人的头脑！穿过这个惶惶不安、寿命短促的生物的头脑，这些生物一次次经受同样的苦难，费尽辛苦方能在片刻间逃避死亡。因为他们首先只乞求一件事：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谁曾料想，他们竟能参加纪念式历史学的艰巨的火炬接力赛跑，而伟大事物唯有通过它才能永垂不朽！然而，总是一再有一些人醒过来，回顾过去的伟大，让他们获得强化，令他们感到如此幸福，仿佛人的生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仿佛它是这株苦涩草木最甜美的果实，只要他们知道，往昔有一个人骄傲而坚强地、另一个人忧郁地、第三个人怜悯和慈善地经历过这一生存——而所有人都留下了一个教训：不在乎生存的人，活得最潇洒。如果说，凡夫俗子怀着忧郁的心情，严肃和贪求地对待这段人生，那么，那些踏上通往不朽和纪念式历史的大道的人，则懂得如何对人生报以奥林匹斯山诸神式的欢笑，或至少是崇高的戏谑；他们往往面露讥讽迈入坟墓——他们身上还有什么能被埋葬！大概只剩下那些长期压迫着他们的渣滓、废物、虚荣和兽性，这些东西早就遭到了他们的蔑视，如今则被埋入遗忘。但是，有一样事物将继续活下去，那就是他们最深刻的本质的标记，作为一件作品、一件事迹、一项珍稀的启迪、一项创造之举：它将永垂不朽，因为后世绝无法离开它。在这种最辉煌的形式中，声誉不单是叔本华说的满足我们自爱的最可口的点心，它还是对一切时代的伟大事物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信念，是对世代变幻和人生苦短的一种抗议。
那么，对过去进行纪念式的历史思考，埋头于前代的经典和稀见事物，对当下究竟有何益处？人由此了解到，伟大事物是曾经有过的，至少曾经是可能的，因而也就可能再次出现。于是，他愈有勇气走自己的路，一度趁虚而入的疑虑，即他是否在希求本来毫无指望的东西，如今已经一扫而空。假设某人相信，只需要一百个有创造力的、在一种新精神下受熏陶和工作的人，就能够将德国时下流行的教养（Gebildetheit）从头整顿一番，那么，当他意识到文艺复兴的文化正是在百来人的协力推动下兴起的时候，他该多么欢欣鼓舞。
受权刊发，本文节选自《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新译详注本，[德]尼采 著，周思成 译，上海三联书店 | 理想国 2025年2月。
不过——为了从同一个例证中立即学到些新东西——这一古今比较是多么圆滑和虚浮，多么不准确！为了达成这样一种强烈的效果，就必须忽略多少差异，必须把过去的特殊性强行纳入普遍的形式，并为了一致性而打破所有锐角和直线！严格说来，说曾经可能的事情也就可能再次出现，除非认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是正确的，他们相信，一旦天体运行至同一排列位置，同一事件就会在地上重演，而且分毫不差：于是，当众恒星处于某个相对位置，一个斯多葛派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与一个伊壁鸠鲁派密谋刺杀恺撒，而处于另一相对位置时，哥伦布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美洲。唯有当地球在第五幕剧演完后次次都重新开场，唯有能够确认同一动机结合、同一机械降神、同一灾祸会在一定时间间隔中反复出现，强力者才会要求纪念式历史学展现圣像式的完全真实性，这就是说，精准构成每一事实的特殊性和唯一性：这大概要等天文学家再度沦为占星家之后。在此之前，纪念式历史学无法要求这种完全的真实性：它会总是把不同的事物加以比拟、概括，最后等同起来，它会总是削减动机和缘由的多样性，通过牺牲“因”来纪念式地呈现“果”，即将“果”视为典范的、值得效仿的。由于纪念式历史学竭力忽略原因，可以无须夸张地说，纪念式历史学是“结果自身”（Effecte an sich）的一个集合，是事件的一个集合，既然事件从来都会产生结果。民族节日、宗教或战争纪念活动所庆祝的事物，其实正是这样一种“结果自身”：它令有热心功名者辗转反侧，它像护符一样挂在事业家的心上，却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性因果联系。这种联系只要得到充分认识，就会显示在未来与偶然的掷骰子游戏中，绝不会再掷出完全相同的事物。
只要历史著述的宗旨在于让某个强力者从历史中汲取巨大推动力，只要过去发生的事必须被描述为值得效仿的、可以效仿的、再度可能的，那么，它无论如何存在这样的危险，某个事物被改动了，被加以美化解释，由此近乎肆意虚构；确实，在有些时代，我们无法截然区分纪念式的过去和神话式的虚构：因为同一种推动，既能够从过去的世界汲取，也能够从虚构的世界汲取。因此，倘若对过去的纪念式思考支配着其他类型的思考，我是指好古式的和批判式的思考，过去本身就会遭受损害：一大部分过去将会遭受遗忘，遭到轻蔑，仿佛灰暗的洪流一样流逝不止，徒留经过修饰的单个事实，好似河中孤岛一般显露出来——在引人瞩目的稀有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不自然的、奇异的事物，类似毕达哥拉斯的弟子要在他们的大师身上看到的金色臀部。纪念式历史学靠类比来骗人：它利用动人的相似性，引诱胆大的人鲁莽行事，引诱热情的人盲目追随，要是试想一下，这种历史学被天才的自私鬼和狂热的恶徒玩弄于股掌之间，帝国将会毁灭，王侯将被屠戮，战争与革命将被煽动，历史的“结果自身”，即缺乏充足原因的结果，其数量就会一再增多。如此说来，纪念式历史学竟能够给强力者、行动者造成伤害，无论他们是善是恶；而当无强力、无作为的人掌握并利用这种历史学，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常见的例子。试想一下，那些全无艺术才能或才能平平之辈，一旦披上纪念式艺术史的甲胄武装起来，他们手中的武器会指向谁？会指向他们的宿敌，那些强有力的艺术天才，换言之，他们反对的是那些真正能够从那种历史学中学习，即为生活而学，并学以致用的人。当众人殷勤地围绕着某一伟大过去的半吊子纪念物手舞足蹈，将之尊为偶像，仿佛想说：“瞧瞧，这才是真正的、实在的艺术：那些将成就的和愿望着的事物何足道哉！”此时，那些艺术天才的道路就被阻断了，他们的天空昏暗下来。表面上看，这群载歌载舞之辈甚至自诩有着“良好品味”：因为同袖手旁观的人相比，创造者总要吃亏；如同在每个时代，在野的空谈家总显得比在朝的政治家更明智、更公正、更深思熟虑。然而，倘若有人打算把全民公投和多数原则挪到艺术领域，逼迫艺术家在美学闲人们的公民大会上为自己申辩，我可以事先保证，他必将被判有罪：可这恰恰是因为他面对的法官郑重宣布了纪念式艺术的法条，按照既定的解释，纪念式的艺术乃是千秋万世皆“留下遗响”的艺术；反过来，一切由于是现代的因而还不是纪念式的艺术，在他们看来，首先缺乏需要，其次缺乏纯粹的偏好，最后也缺乏历史学权威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本能也向他们透露，艺术能够被艺术扼杀：纪念式的艺术绝不应该再次出现，而来自过去从而拥有纪念式的权威认可的艺术恰恰可以用于这一点。于是，他们成了艺术行家，只因他们打算彻底消灭艺术；他们的举动俨然医师，而他们的本意乃是掺和毒药；因此，他们训练自己的舌头和味觉，好为自己的吹毛求疵开脱，解释为何他们如此固执地拒斥为他们端上来的一切艺术佳肴。因为，他们不希望伟大的事物出现，他们的办法就是高呼：“瞧啊，伟大的事物早已存在！”其实，这种早已存在的伟大，同正在生成的伟大一样，皆不入他们的法眼：他们的生活就表明了这一点。纪念式历史学乃是一种乔装打扮，借此乔装打扮，他们毫不吝惜地赞颂前代的强力者和伟大者，从而掩盖起他们对当代的强力者和伟大者的怨恨；借此乔装打扮，他们偷摸将纪念式的历史思考的真正意义颠倒成其对立面； 无论他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仿佛他们的座右铭就是：让死人埋葬活人吧。
历史学现有的三个种类，每一种类都有唯一一种最适合它的土壤和气候——在别的任何地方，它都会长成荒芜的杂草。渴望创造伟大事物的人，倘若要利用过去，就会借助纪念式历史学来占据它；相反，那些迷恋旧俗、嗜好旧物的人，就会作为好古式的历史学家来爱护过去；唯有被当下的窘迫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渴望不惜一切代价甩掉负担的人，才需要批判式的历史学，也就是进行审判和断罪的历史学。轻忽草率地移植植物是不少灾祸的根源：安逸的批评家、唐突的古董商、褊浅的品鉴家，皆属此类植物，它们脱离了天然的沃土，蜕变成了杂草。（注释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