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红军长征，大家都知道可谓是十分困难，大江大河高山峡谷，险峻的地势环境、恶劣的气候条件、密集的行军打仗使得战士们生病成为十分常见的现象。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战伤、肺炎、肠伤寒……每一项都是战士们所要面临的生死考验。在缺医少药的长征途中，缺医少药又没有后勤补给，在长期的运动作战过程中，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中央红军长期徒步行军作战，人体机能严重下滑，长期的饥饿，将士们体能下降，营养极度缺乏。几个月的频繁战斗，特别是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的渡江、作战、渡江、爬山，使红军广大指战员长期得不到休息，极度疲劳，战斗力大受影响。
大家可能会疑问，为什么专门要拣这样的地方走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躲避强敌，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红军没有制空权，正应了兵法上说的：“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居高临下，隔水为营”，居高则占优。单一说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时，老蒋调集百万大军、配备200多架飞机和大炮对中央苏区进行铁壁合围，无奈只好往敌人薄弱地战略转移，在长征路上，对沿途对红军队伍围追堵截，所有战机倾巢而出，利用空中优势对地进行空中侦察，一旦发现前进中的红军队伍或驻地，就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有时也利用飞机向红军驻地散发反动传单，造谣污蔑，企图扰乱军心民意。在战斗中，空军配合炮兵，首先对红军阵地猛烈轰炸炮击，形成立体作战优势，掩护步兵进攻。敌机肆虐之处，红军队伍往往伤亡惨重。
仅湘江一役，8.6万中央红军就减员至3万余人。国民党调集大量飞机对渡江红军轮番扫射轰炸，碧绿的江水被染成一片血色。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红军将士与武器装备和参战人数都处于绝对优势的敌军殊死战斗五个昼夜。过江后红8军团番号撤销，从此不复存在。红5军团34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战至弹尽粮绝，腹部受重伤被俘，他趁敌不备用手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还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或重伤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中，其中不乏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1935年4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有一篇报导：“凶猛的委员长对红军穷追猛赶，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委员长的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我们从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窥见，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把持空中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是何等嚣张，飞机真的令红军将士吃尽苦头，然而，在“红米饭，南瓜汤”的年代，红军的武器装备连“小米加步枪”都无法普及，我们只能往偏远的地区躲避。
客观上讲，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空军力量也不强大，飞机数量不多，机型不够先进，技术条件也比较简陋。作战飞机大都是单螺旋桨的，因此最高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通常飞得都很低，且飞行噪音非常大，容易被提早发现并预警。敌机的飞行速度也不快，红军队伍得到预警后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组织疏散和隐蔽。另外因技术条件简陋，敌机无法在雨天、雾天飞行，夜间也不能飞行。但是，相对于一架飞机也没有，制空能力为零的红军队伍来说，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优势对维持其地面部队作战士气的确起到了明显作用。国民党政府的官媒也大肆吹嘘其“空军大施威力！”
也正是敌机如影随形一路骚扰红军队伍多数是夜行军。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描写了夜行军的艰难与危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当时，红军既没有防空作战经验，也没有远程高射武器，更没有自己的飞机。军民大多孤陋寡闻，不知飞机为何物，对飞机参战的威力认识不足，以至于敌机来袭时不仅不躲避，反而奔走相告，争相竞睹。在吃了几次亏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总部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空袭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规定部队行军一般选择在夜间、拂晓或阴雨大雾天气，白天必须披戴防空伪装；统一防空信号，一旦发现敌机，或吹号放炮，或敲锣鸣钟、燃放烟火报警，引导军民就地疏散、隐蔽。红一方面军还利用战斗间歇，抢挖了一批俗称“飞机洞”的简易防空设施。
红军队伍严重缺乏防空武器，国民党的飞机往往一通狂轰滥炸后便肆无忌惮地俯冲进红军队伍疯狂扫射，如入无人之境。当时的红军高层领导人李德后来写了一本叫《中国纪事》的书，书中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对红军进行地毯式轰炸，的确阻遏了的攻势。
据参加过长征的主席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那一时期，敌人很猖狂，飞机整天在头顶上转，像“狗皮膏药”一样，老是跟踪我们，还不时地扫射和扔炸弹。红军渡过大渡河后，进入四川荥经县境（今天的四川雅安境内），在一个花岭坪住了几天，这天正是1935年6月4日清晨5点，为了躲避飞机，那一天天还没有放亮，军委纵队就出发了这里出发，要到达目的地是水子地，连日来，因为国民党军队飞机袭击，已经有不少战士和马匹被炸伤。为了尽量减少损失，红军总是很早就启程，等敌机飞来时，部队早已安全行军二三十里了。
今日茶合岗一带
部队刚刚来到一个名叫茶合岗的地方，这里片开阔地，除了青色的小竹子什么都没有，完全找不到隐蔽处。一路跟着行军的主席问警卫班长胡长保到了目的地之后想吃什么，胡长保仔细想了一想，他说：“俺就是想吃一碗放了满满辣椒面儿的汤面。”主席打趣他说：“小胡啊，果然你们江西人走到哪都离不开辣椒。”胡长保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他说：“首长，你不是江西人还不是照样能吃辣椒，我看呐，这吃辣椒不分人，咱们叫红军，就爱吃那红彤彤的辣椒。”警卫员胡长保20岁出头，跟随主席已经好多年了，他工作尽心尽责，深得大家的喜欢。
就在大家说笑之间， 突然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 大家抬头一看, 天上出现三架敌机, 气势汹汹地向队伍俯冲过来。主席仰望天空, 凶狠的敌机已飞临头顶, 他急忙喊:“大家隐蔽!隐蔽!”可是已来不及了, 话音未落，敌机“呜”地一声尖叫, 便俯冲下来, 飞机上的机关炮咕咕咕地扫向地面, 地上的树木被一排排地拦腰击断, 呼啸的炸弹落地开花, 顿时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紧接着，又一颗巨大的炸弹落在陈昌奉行走的地方附近，山坡上掀起了一阵巨大的烟柱，随着一声声巨响，伴随着大地的颤抖，浓烈的炸弹气浪一下子把他推到身后一个坑里。当时，他感觉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头晕晕的。他顾不了许多，心中挂念着主席的安危，一爬起来，他看见主席我被爆炸的气浪推倒了，主席也被烟雾罩住了，曚眬之中他看到主席没有受伤，正蹲在一个负伤的同志身边，正在抚摸着班长胡长保的头。胡长保躺在地上，双手紧捂着肚子，头上冒着密麻麻的汗珠，一声不响。主席急忙地说：“快，给他上点药！”只见胡长保摆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你们继续前进吧！”他原来那张红润的脸，这时变得像黄纸一样。
左三为陈昌奉
后来陈昌奉才知道，这颗炸弹落地时，胆大心细、身手敏捷、武艺高强、忠心不二的警卫班长胡长保见状说声“不好”，就奋不顾身腾空而起扑向主席扑去，趁势将他推出几米远，并且用身体挡住了他。转瞬间，胡长保倒在地上，被弥漫的硝烟吞没。所幸的是，安然无恙。好险啊，幸好是他腾空跃起救了领导，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警卫班长胡长保壮烈牺牲，后来主席让陈昌奉取来自己的一条毛毯。然后他和小陈一起将毛毯拉开，又盖在烈士身上。他又吩咐战士们：“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大家遵照毛主席吩咐，含泪将自己的战友胡长保的遗体，抬运到半里之外的水子地掩埋。警卫战士们一锹锹地用土把胡昌保安葬在这片他牺牲的土地上。接着，主席又从战士手中接过铁锹，亲自为胡昌保的坟培土。随后他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辣椒水，洒在了胡长保的墓上。满足他牺牲前一个小时前说的要饱饱地吃一碗辣椒面儿的汤面的要求。
在四川雅安荥经茶合岗扔下炸弹，使主席警卫班长胡长保牺牲的几架敌机，投弹之后虽然当时洋洋自得地扬长而去，然而，似乎是苍天有眼现世报应，根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军空军指挥部指挥官、空军少将张有谷在《国民党空军对红军的追堵》一文中介绍说，这次执行轰炸红军中央纵队任务的三架飞机，在执行任务返航时有两架遭遇恶劣天气撞山，飞行员徐夏、陈瑾云当场丧命，随后发给死亡抚恤金每人一万元。
不过，张有谷的描述没有更多的细节，但从众多参加红军长征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警卫员胡长保牺牲的那一天，时值大雨滂沱，瘴气弥漫，这一带险峻陡峭，竹树丛生，不见天日，极难翻越。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差，烂泥太深，攀葛附藤，举足不敢进。我们从安葬胡长保的地方的照片变可以看到的确是山峰险峻，飞到这里的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
据张有谷回忆录记载，在围剿红军过程中，他手下的飞行员死亡三分之二，首先是设备差，那时中央军使用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双翼双座战机，一名驾驶员一名机枪射手，挂两到四枚橄榄球大小的炸弹，有个两三百米的土质跑道就起降了，飞行事故率极高。还有一些飞得低被红军用步枪击落的。但不管如何，身为追剿红军的空军司令张有谷，的确是用红军官兵的鲜血染红了官帽。
张有谷，1905出生贵州平坝夏云镇马武屯，他是家中长子，12岁那一年开始就读于县区立国民小学，后考入省立师范学校。后来云南航空学校招生，他与堂叔张丕兹一同应考，均被录取。叔侄二人步行20余日至昆明入学。毕业后巫家坝机场进行飞行训练，他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北伐期间，张有谷与后来成为空军中将的晏玉琮、少将张汝汉三人前往效力，在汀泗桥、贺胜桥决战时，他驾机助阵，后在江西九江、南昌诸战役中，均有优卓表现，故得蒋介石之青睐，晋升为少校，时年20岁。后来在军阀混战时期，他驾机投弹炸死军长樊钟秀再获特别嘉奖，衔晋上校。
在随后的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张有谷担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空军第三航空大队，驻扎在驻南昌，是专门对付红军的，那时候这支空军被人称为“天之骄子”，因为对红军作战一支最舒服的兵种，那时红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高射炮，更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情况下，无论侦查、轰炸、低空扫射，如入无人之境，对红军的杀伤力是非常之大、极具优势的。每一次出征打仗，就好像是出门旅游一样，像这种给占据着城里的友军送个钱，空投点食物什么的，可以算是最轻松的任务。
在中央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时，张有谷率领的第三航空大队在江西吉安东固六渡坳侦察，六渡坳是东固罗坑村与张家背村之间的一个坳口，距离东固镇有15里，距离兴国的贺堂乡也是15里，当年坳上有三栋房屋，其中有伙店、茶馆，是一个供商人旅行人打尖的小村落，他竟然发现此处有指挥部，毫不留情地进行狂轰滥炸，致使致使后事授予军事家，文韬武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肋部中弹，子弹打破血管，当时离有医院的地方又远，红军缺乏止血器械，止不住血，虽然经过当时随队军医的全力抢救，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
特别是在红军长征的湘江之战中，张有谷率领的航空队从南昌起飞，对正在渡江的红军实施空中打击。第三中队装备了刚从意大利进口的CR型驱逐机（战斗轰炸机），该种战机是由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生产的双翼飞机，当时采用金属和布混合蒙皮，配备了420马力大功率发动机。飞机的耗油量很低，运行稳定，最大时速为360公里／小时。在飞机机头上方安装了两挺7.7毫米维克斯机枪（或12.7毫米布雷达一萨法特机枪），机身下方两个挂点可增挂2至12颗小型炸弹，还装有一台RA80-1型无线电台，在当时来说是世界上性能较好的战斗机之一。他对渡江的红军多次轰炸、扫射，中央机关和掩护部队损失惨重，担任掩护的红5兵团34师和红3军团一部几乎丧失殆尽，血染湘江十里。
接下来又一路追击红军，红军长征还没有进入四川，老蒋便任命张有谷任总指挥官，并火速在雅安开辟野战机场，投入对红军的作战，他指挥各队追剿轰炸红军各部。更为令人厌恶的是，他总结出空中打击红军的众多实用的法子，诸如：哪里马多就炸哪里，因为红军领导的才骑马；哪里有烟就炸哪里，红军围在一起吃饭了；我们单说警卫班长胡长保牺牲的地区，美国人斯诺后来撰文证实：“在那个山顶上，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骏马走骡死伤大半，今天这里矗立着的一块纪念碑就记载着这一切，由此可见给红军造成多大的损失。
张有谷介绍说，那时他手下的飞行员的待遇是很高的，张有谷自己是上校那一会，月薪为487.5，比陆军高20%以上，而且空中飞行一小时另外奖金二元，飞行员死亡的抚恤金一万元，后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少将副厅长、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收入就更为可观了。然而，接下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有谷的命运便发生了变化，虽然小有战绩，但总体是败多胜少，空军因耗损过重，张有谷等将级军官只有自己亲自驾机参加空战，在1939年的南昌会战中，张有谷驾机作战中战机不幸中弹，他奋力向敌机冲击，两机同时坠毁。张虽在爆炸前弹射逃生，身负重伤，经数月治疗，又重回蓝天驾机保卫中国残存之空域。不想却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引为憾事。
1941年，时任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命令驻成都的空军大队率领十六架飞机，飞往西北天水方面躲避。在飞机降落前，日机忽然从云层中钻出，进行奇袭，机群毫无作战准备，遇到敌机猛袭，损失惨重，全军覆没，老蒋非常生气，将张有谷押解重庆冶罪，拟判死刑，后来一些老蒋故意把缴获日军的空战纪录片放给蒋看，片中一架中国战机单机冲到一架日军97式轰炸机的上空将其击落，尽管自己机身已多处中弹，仍摇摇晃晃撞向另一架敌机，两机同时坠毁。蒋问这人是谁，旁边有人回答说是张有谷，这些人的斡旋下蒋这才由"枪毙"改判为"军法会审"。
死罪虽免，但活罪难逃，削职为民的张有谷吃了不少苦头。不过，毕竟他熟谙空军业务，技术还是过硬的，毕竟是个人才，还有不少的门生旧部故友之类，照顾他当了参谋长、专员之类的职务，也算是混口饭吃。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云南防空副司令，后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率部2000余人、飞机17架在昆明参加起义，建国后担任昆明机场司令员、空军航校副校长、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1989年，在西安病故，享年84岁。
纵观张有谷的一生，虽然在前期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但他后来知错便改，毅然做出了符合民族大义的选择的起义，有宽广胸怀的新政权自是对他的过往一概是既往不咎，给他良好的待遇和副厅级干部，可谓是他最好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