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恩怨纠葛

1932年1月，刘伯承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在10月的宁都会议上，刘伯承将票投给了“多数派”，毛泽东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指挥权，刘伯承不久升任红军总参谋长。

这场会议，背后涉及到的是“土洋之争”，毛泽东希望能搞适合中国环境的游击战，博古等人更想打苏联模式的正规战，刘伯承来苏区不久，并不太清楚实际情况，因此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后来他怀着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写了很多文章批评“游击战术”，认为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长此以往，部队将无法进行大兵团作战。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一军团林彪看后，都觉得这时候去打正规战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彭德怀说得比较直接也比较粗俗：
“按他刘伯承的方法打，跟国民党硬碰硬，我们这点老本全都要拼光。在苏区摸索了五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他倒好，一来就说这不行那不行，就他行？那时口里说话牙齿不痛。”
应该说，这时的分歧还是处于初步的，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彭德怀就开始认为刘伯承是留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了。
1933年2月4日，中央下令红一方面军向南丰发起攻势，红三军团负责主攻，彭德怀接到命令后非常惊讶，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抱怨：哪个出的鬼主意？南丰易守难攻，我们就这点武器装备能打下来吗？
周恩来也很为难，只能劝道：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命令，还是执行吧。彭德怀怒气冲冲地说了句“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不甘心”就挂断电话。
后来战事的发展果然不顺，红三军团进攻受挫，只摧毁了城外不到一半的工事，就伤亡400余人，红三师师长彭遨及两名团长不幸牺牲。

彭德怀心如刀绞，大骂：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就没了，什么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刘伯承在瞎指挥！此时敌援军也从三面包抄而来，红三军团就撤出了战斗。
彭德怀把这件事算在了刘伯承头上，其实有些冤。在制定进攻计划前，刘伯承也给中央发过电报“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二南即南丰、南城。
但掌握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等人没有听取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也没机会跟彭德怀解释，倒是后来他听说彭德怀对自己在文章中批评“游击主义”不满时说了句：
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
没想到这话经好几个人传播，到彭德怀耳里时成了刘伯承批评红三军团，两人的误会再度加深。
后来刘伯承在战斗中不断加深认知，也意识到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存在偏颇，渐渐地他也开始反对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那套做法。
1934年5月，刘伯承专门撰写《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阐述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结果遭到李德的嘲讽讥笑，不久他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被免去，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到了抗战初期，彭德怀成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刘伯承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与当初的身份上下对调了。一开始两人配合得都很默契，但是在百团大战中，两人又有了争吵。

百团大战129师是正面作战的主力，肩负着收复榆社、辽县，破击白晋公路、正太铁路等艰巨任务，自身伤亡很大，刘伯承看着牺牲名单很心疼，要说对彭德怀一点意见都没有，恐怕也不现实。
尤其是在著名的关家垴战斗中，两人爆发直接冲突。因我军久攻不下，伤亡太大，刘伯承提出撤出战斗。彭德怀急火攻心，脱口说出了“拿不下关家垴，撤掉129师的番号，不论大小通通杀头。”的气话。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头一天由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翌日召开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

4月30日上午，由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的抗战加以全面总结。
刘伯承的报告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党内军内引起争议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

这些缺点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相应暴露出来的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刘伯承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而且，刘对这些问题结合自身作了自我批评。

但是，令刘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个战役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