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底，毛泽东被迫重拾“教员”身份，给部下当起了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操碎了心的老师。
而他此时的学生，竟然是日后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一众开国元勋，诸如聂荣臻、罗瑞卿、杨得志……
这绝非夸张。身为领袖的伟人，对聂罗等人又是夸奖又是打气又是教方法，宛似小学教师一般。
说实话，这已经不是伟人这种身份该做的事，不至于啊！全国各大战略区都处在最艰难 的时刻，都在应付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伟人怎么还要抽出时间给聂荣臻等人当“教员”？
但伟人既然做了，就一定有做的道理。
原因无他，晋察冀军区当时面临着危机，不是一般危机，而是濒临崩溃、几乎要步中原军区后尘的生存危机。
这话，要从大同集宁战役失利说起。
一、大同集宁之失利
解放战争中，我军有两个战略区面临较大危机，一个是被国军彻底占据的中原军区，中原军区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范围过于狭小，抗战时就被国统区和沦陷区四面包围，既没有诱敌深入的空间，也没有提供支撑的友邻根据地，所以内战一爆发就迅速失守。这并非李先念、王树声等领导人不会打，我们多说一句，防止别有用心者指斥。
另一个就是晋察冀。
晋察冀是抗战时期的模范根据地，一直孤悬敌后，与侵华日军实力最强大的华北驻屯军直接对抗，八年间越打越强，是毫无疑问的北方根据地之旗帜。
但也正是这个模范的旗号使晋察冀尤其是讲政治的聂老总背上了负担，军调时期，为了显示我党和平诚意，晋察冀带头响应中央号召进行裁军，全区大范围地组织正规军复员，导致军队战斗力发生较大下滑，许多主力团兵力都只剩下三分之二甚至一半。
晋察冀裁军之所以幅度这么大，另一方面是中央有底气。晋察冀区与晋绥区相毗连，两区可以左出右入，战略回旋空间大。
与此同时，两区面临的敌情相对来说不是很严峻，晋察冀西北边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也就是傅作义的绥远系人马，傅系是抗战中新崛起的军阀实力派，自守有余，扩张不足，只要不过分刺激他，当不至于引起傅死的顽抗。尤其是傅作义与阎锡山素有矛盾，互不来往，我军可以利用之。
西南面是阎锡山，老西的南面又有胡宗南觊觎山西土地，阎老西心神不宁，根本不愿下死力与解放军作战，只求自求其地而已。
北平则由李宗仁这个客帅坐镇，执掌中央军一部分人马，中央军岂能老老实实听这位桂系大佬、蒋介石死敌的话。
三家各怀心思，互不统属，晋察冀军区可以利用三家矛盾穿梭其中，这是红军时期我党我军就已探索出的经验。
然而，世异时移，包括伟人在内，中央高层都没有充分估计到傅作义这个最大的变量。
1946年7月底我军发动平汉路战役，准备以进攻破进攻，粉碎国民党军对晋察冀和晋绥的全面进攻，首战发生在大同城，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力作战，企图一举拿下阎锡山这座战略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