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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骆建华气得满脸通红，瞪着工头甄勇，手里攥着扳手，青筋暴起。
“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跟你没完！”他吼道，声音都在抖。
周围的工友听见动静，停下手里的活，围过来瞧热闹，脸上带着点担心，又有点好奇。
甄勇冷笑一声，斜眼看着他，“说法？你算啥玩意儿，敢跟我叫板？不想干就滚，有的是人抢这活！”
他一边说，一边推了骆建华一把。
“你推我干啥！”骆建华火气更大，酒劲上头，早就憋了一肚子气。
甄勇这几年克扣工钱、派重活，他忍够了。
这一下，他彻底炸了。
“你个王八蛋！”他骂着，抡起扳手就朝甄勇头上砸去。
砰的一声，甄勇倒在地上，血流了一地。
工友们吓得喊出声，有人掏手机报警，有人直接跑了。
骆建华看着地上的甄勇，酒醒了大半，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完了，完了……”他慌得腿软，扔下扳手，撒腿跑出工地，消失在夜里。
从那天起，他开始了15年的逃亡，命运也彻底变了样。
仇恨已经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他知道，自己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影，迎来了新的人生。
逃离工地后的骆建华像只惊弓之鸟，跌跌撞撞跑进夜色，连夜逃出了那个熟悉的小县城。
他不敢回头，生怕身后有警笛声追来，脑子里乱成一团，只有一个念头：跑，越远越好。
他搭上一辆夜班长途车，缩在最后一排，头埋在破旧的棉袄里，车窗外模糊的灯光晃得他心慌。
到了一个陌生的偏远县城，他下了车，找了个破旧旅馆住下。
旅馆老板斜眼打量他，扔给他一把生锈的钥匙，他没敢多说一句，低头钻进房间。
那晚，他躺在硬邦邦的床上，盯着发霉的天花板，脑子里全是甄勇倒在血泊里的画面，恐惧和懊悔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压得他喘不过气。
为了活下去，骆建华开始小心翼翼地融入这个陌生的地方。
他不敢用真实身份，连买包烟都得掂量半天，生怕暴露行踪。
县城不大，工作机会少，他好不容易在附近一个工地找到份活计，搬砖、和水泥，干得比谁都卖力。
工头是个满嘴脏话的中年汉子，见他老实，偶尔扔给他半包烟，算是“赏赐”。
骆建华从不敢多说话，低头干活，汗水混着泥土流进眼睛，他也不敢擦，生怕停下来会被人盯着看。
工地上的生活苦得要命，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漏风的工棚里，夏天热得像蒸笼，蚊子咬得满身包；冬天冷得手脚发麻，冻疮裂开渗着血。
他咬牙忍着，因为他知道，没这份活，他连饭都吃不上。
工棚里，工友们晚上凑在一起喝酒、吹牛，骆建华却从不掺和。
他怕说多了露馅，怕别人问起家乡、问起过去。
他总是一个人蹲在角落，啃着干硬的馒头，听着远处传来的狗吠，心里想着家里的母亲。
她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还在村口张望，等他回家？
每次想到这些，他的心就像被刀子剜了一下，但他不敢联系家里，怕连累家人。
每当夜深人静，工棚里鼾声四起，他躺在木板床上，睁着眼睛，脑子里全是母亲那张慈祥的脸。
他想哭，却不敢出声，只能把脸埋在破被子里，咬紧牙关。
干了几个月，骆建华攒了点钱，但工头开始克扣工钱，理由是“活干得慢”。
他不敢争辩，怕惹麻烦，只能默默受着。
工地上的日子让他身心俱疲，他开始觉得，这个县城也不安全了。
有一天，他在街头买菜时，听到有人议论“外地逃犯”之类的话，他吓得手一抖，菜掉在地上，赶紧低头捡起来，装作没事人似的走了。
那晚，他收拾好仅有的几件衣服，趁夜色离开了这座县城，搭车去了另一个更偏远的地方。
新地方是个小工业城，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化工味。
骆建华在一家小工厂找到份流水线的工作，每天站十几个小时，盯着机器，重复着机械的动作。
他的手因为长时间操作机器，变得又红又肿，关节痛得像针扎，但他不敢休息。
工厂里的人来来去去，没人关心他叫什么、从哪来，他也乐得清静。
流水线旁边的工友是个年轻小伙，喜欢哼歌，偶尔会递给他一瓶水，笑着说：“哥们儿，歇口气吧，别把自己整垮了。”
骆建华挤出个笑，点点头，却从不敢多聊。
他怕别人问多了，发现他连身份证都没有。
工厂的宿舍比工棚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去。
八个人挤一间房，空气里全是汗味和烟味。
骆建华的床铺在最里面，靠近一扇漏风的窗户，晚上冷风吹得他睡不着。
他常常半夜醒来，盯着窗外的月光发呆，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晚工地上的事。
他后悔那天喝了酒，后悔没忍住火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
甄勇已经死了，他也回不了头。
每次想到这，他的心就沉到谷底，觉得自己像个活死人，活着只是为了躲警察。
为了不被抓住，骆建华养成了高度警惕的习惯。
每次出门，他都会先观察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路过警车时，他会低头假装看手机。
集市上有人喊“抓贼”，他都会吓得心跳加速，差点拔腿就跑。
他不敢用手机上网，怕留下痕迹，连电话都不敢打，只能偶尔在路边小店买张报纸，偷偷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通缉令。
报纸上的字密密麻麻，他看得心惊肉跳，总觉得下一秒就会看到自己的名字。
在小工业城待了不到一年，骆建华又因为工厂裁员丢了工作。
他没地方去，只能再次收拾行囊，换了个城市。
这次他到了一个南方小镇，靠在餐馆后厨洗盘子为生。
餐馆老板娘是个尖酸刻薄的中年女人，动不动就骂他“手脚慢”，但他从不顶嘴，低头干活，默默攒钱。
洗盘子的活累得手都泡得发白，洗洁精的味道钻进皮肤，晚上睡觉手还疼得发抖。
可他不敢抱怨，怕被辞退，只能咬牙撑着。
小镇的生活单调而压抑，骆建华每天从餐馆到出租屋，两点一线。
他租的房子是个阴暗的单间，墙角长满霉斑，蟑螂爬来爬去。
晚上，他躺在吱吱作响的木床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心里空得像被掏空了。
他不敢交朋友，不敢和任何人走得太近，怕哪天不小心说漏了嘴。
他的世界越来越小，只剩下工作、吃饭、睡觉，日子像一潭死水，没有一点波澜。
逃亡的日子让骆建华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没了光。
骆建华在南方小镇的餐馆洗盘子，日子像被困在无尽的循环里，每天从后厨到出租屋，生活只有汗水和疲惫。
他不敢停下来，因为一旦闲着，脑子里就会翻涌起过去的事，还有对母亲的思念，压得他喘不过气。
小镇的餐馆生意红火，盘子堆得像小山，他的手被洗洁精泡得脱皮，指甲缝里全是油污。
老板娘尖着嗓子骂他：“磨蹭啥？再慢点就滚蛋！”
他低头应了声“是”，继续埋头干活。
晚上回到出租屋，他倒在床上，盯着墙上的水渍发呆，耳边还是老板娘的骂声。
他想家，想母亲做的热乎乎的玉米粥，可那温暖的画面像隔了一辈子，遥远得摸不着。
为了省钱，骆建华吃最便宜的饭，馒头配咸菜，有时候饿得头晕也不舍得多买点菜。
出租屋的房租占了他工资的大半，剩下的钱他攒着，怕哪天又得跑路。
他不敢乱花一分钱，连件新衣服都不舍得买，身上那件破棉袄已经磨得发白，袖口裂了好几道口子。
镇上的人爱凑在一起聊闲话，他从不掺和，怕别人问东问西。
他学会了用沉默保护自己，路过集市时低着头，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付了钱就走。
有人开玩笑喊他“哑巴”，他也只是笑笑，不吭声。
餐馆的活干了半年，骆建华觉得身体快撑不住了。
长时间泡在水里，他的手指关节肿得老高，稍微一弯就疼得钻心。
老板娘嫌他干活慢，工资扣得越来越狠，他却不敢辞职，怕找不到下家。
有一天，后厨来了个新伙计，爱打听，问他：“老哥，你老家哪的？咋从不提家里的事？”
骆建华心头一紧，支吾着说：“老家远，没啥好说的。”
说完赶紧找借口走开。
那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小镇也不安全了。
他决定再换个地方，趁没人怀疑之前离开。
骆建华收拾好行李，搭了一辆夜班车，到了一个沿海的渔镇。
渔镇空气里满是腥味，他找到一份在码头搬鱼货的活。
鱼货重得压得肩膀生疼，冰冷的海水渗进鞋子，脚趾冻得发麻。
码头工头是个黑脸汉子，脾气火爆，动不动就骂人：“动作快点！想偷懒就滚回老家！”
骆建华咬牙干着，从早到晚搬箱子，汗水和海水混在一起，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
他的腰因为长期弯着，疼得直不起来，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稍微一动就疼得冒冷汗。
可他不敢休息，怕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活。
码头的生活比餐馆还苦，工人们住在一间大通铺里，空气里全是鱼腥味和汗臭。
工友们晚上聚在一起抽烟喝酒，骆建华还是老样子，一个人坐在角落，默默吃着冷饭。
有人看他孤僻，嘲笑他：“这家伙是不是哑巴？一天到晚没句话！”
他低头不吭声，心里却像被针扎了。
他多想和别人一样，聊聊家常，吹吹牛，可他不敢，怕一不小心说出不该说的话。
夜里，他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心里空得像被掏空了。
他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缝补衣服，笑着说：“华子，慢点长，衣服跟不上你！”
那时候的温暖，如今只剩回忆。
在渔镇干了快一年，骆建华的身体越来越差，腰痛得厉害，有时候搬货时疼得眼前发黑。
他去镇上的小诊所看了趟病，医生说他是劳损太严重，得好好休息。
他苦笑，哪有休息的资格？
药费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他咬牙买了药，回去继续干活。
码头上的工友流动性大，有人干几天就走，骆建华却不敢轻易离开。
他怕换地方又得从头开始，怕新地方有更多不确定。
每次发工资，他都会留出一部分，藏在鞋底，防着哪天得跑路。
渔镇的日子让骆建华更加沉默，他几乎忘了怎么笑，脸上总是绷着。
工友们渐渐不再搭理他，他也习惯了这种孤立。
每天干完活，他会走到海边，盯着远处黑漆漆的海面发呆。
海浪一波波拍过来，像在提醒他，过去的事永远抹不掉。
他后悔那天没忍住，恨自己毁了原本的生活，可后悔没用，他只能继续躲，躲到天荒地老。
每次想到母亲，他的心就像被攥紧了。
他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在为他担心。
他想给她写封信，告诉她自己还活着，可他不敢，怕信寄出去暴露行踪。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起眼，骆建华留了胡子，把头发剪得乱糟糟，尽量让自己像个普通的苦力工人。
每次路过派出所，他都会绕道走，心跳得像擂鼓。
镇上有次查暂住证，他吓得躲在出租屋不敢出门，饿了一天一夜，直到风声过去才敢出去。
他不敢和任何人深交，连码头上的工友递烟，他也只是摆手拒绝。
有人看他怪，背地里议论：“这人是不是有啥见不得人的事？”
他听见了，装作没听见，心里却慌得要命。
时间一天天过去，骆建华在渔镇待了快两年，腰痛越来越严重，干活时经常得停下来喘气。
工头看他效率低，开始给他脸色看，工资也发得少了。
他知道，自己可能又得换地方了。
离开渔镇前，他在海边站了很久，看着天边泛红的云，想起母亲说过的话：“华子，啥时候累了，就回家，妈给你煮粥喝。”
他眼眶一热，赶紧低下头，怕眼泪掉下来。
他知道，家是回不去了，但他得活下去，为了母亲，他得撑着。
骆建华再次收拾行李，搭车去了另一个城市。
这次他到了一个内陆小城，在一家仓库找到份搬货的活。
仓库里阴暗潮湿，货物堆得像山，空气里全是灰尘。
他每天扛着几十斤的箱子，腰痛得像要断了一样。
仓库管理员是个瘦高个，爱挑刺，动不动就扣工钱。
骆建华不敢顶嘴，低头干活，汗水滴在地上，留下一摊摊水渍。
仓库的活比码头还累，但他没得选，只能硬扛。
晚上，他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听着老鼠在墙角跑来跑去，心里空得像个黑洞。
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但他知道，为了不让母亲失望，他必须继续活下去。
十五年的逃亡让骆建华身心俱疲，脸上刻满风霜，眼神早已没了光。
他在无数个城市间辗转，搬过砖、洗过盘子、扛过货，身体被磨得像台坏掉的机器，腰痛得直不起身，手指关节肿得连筷子都握不稳。
可无论多苦，他从没忘记母亲那张慈祥的脸。
每年清明，他都会在心里默默为母亲祈祷，但今年，思念像洪水一样冲垮了他的防线。
他再也忍不住，决定冒险回乡，哪怕只有一刻，也要去母亲的墓前说说话。
他知道这很危险，可他想告诉母亲，自己还活着，没让她失望。
骆建华挑了个深夜，戴上破旧的帽子，压低帽檐，搭上一辆长途车回了江西老家。
一路上，他心跳得像擂鼓，窗外的路灯晃得他眼晕。
他攥紧拳头，手心全是汗，生怕车站有人查身份证。
下了车，他避开主路，专挑小巷走，熟悉的乡间气息扑面而来，勾起无数回忆。
他想起小时候跟母亲去地里干活，母亲总会偷偷塞给他一个煮鸡蛋，笑着说：“吃饱了才有力气。”
那温暖的画面像刀子一样扎进他心里，他咬紧牙，逼自己别哭。
天还没亮，骆建华悄悄溜进村子，绕到后山的墓地。
母亲的墓碑孤零零立在杂草丛中，碑上的字迹已被风吹雨打磨得模糊。
他跪在墓前，泪水像开了闸，止不住地往下流。
“妈，我对不起您，让您操心了。”他泪流满面着诉说，“这些年我在外面过得苦，天天提心吊胆，可我一直想着您，没敢忘了您教我的话。”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黄纸，点燃后看着火苗跳动，嘴里念叨着：“妈，您在那边别担心，我会好好活着。”
墓地静得只剩风声，他的心却像被掏空了，空得生疼。
骆建华沉浸在悲伤中，忘了时间，直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吓得一激灵，以为是警察来了，赶紧站起身，准备跑。
回头一看，却是个熟悉的身影——甄勇的妻子舒兰。
舒兰穿着一件灰色旧外套，手里提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祭祀用的纸钱和香。
她看到骆建华，愣住了，篮子差点掉地上。
“你……你咋回来了？”舒兰的声音发颤，眼睛里满是震惊，还有一丝慌张。
骆建华脑子一片空白，他没想到会在这遇见她，心跳得像要炸开。
他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喉咙像被堵住，发不出声。
空气凝固了，两人对视着，谁也没动。
骆建华脑子里乱成一团：舒兰怎么会在这？
她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事？
她会不会报警？
他攥紧拳头，手心全是冷汗。
舒兰的眼神复杂，像是害怕，又像是疑惑。
她咬了咬唇，打破沉默：“你别慌，我……我就是来上坟的。”
她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指了指不远处另一块墓碑。
骆建华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心里一沉，那是甄勇的墓。
他突然觉得腿软，差点站不稳，脑子里全是那天工地上的血。
就在这时，又一阵脚步声传来，骆建华吓得差点跳起来。
他转头一看，走来的竟是父亲骆振邦。
骆振邦拄着拐杖，头发花白，背比以前更驼了。
他看到骆建华，眼睛瞪得老大，拐杖“啪”地掉在地上。
“华子？是你？”骆振邦的声音抖得厉害，像是见了鬼。
他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盯着骆建华，像是不敢相信。
骆建华看着父亲，满心疑惑，喉咙发干。
他想问点啥，却一个字也吐不出。
骆振邦转头看了舒兰一眼，又看看骆建华，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复杂。
舒兰低着头，双手不安地攥着篮子，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骆建华的脑子像被雷劈了，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和舒兰站在一起，关系好像不一般。
他的心像被什么攥紧了，愤怒和不解涌上来。
为什么父亲会跟甄勇的妻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