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的名字很多国人都没有听说过，但在民国时期，他却是威震四方的一代名将，作为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他受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精神的感召，南下投身革命，并很快成为骨干力量，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黄琪翔作为“铁军”第四军二十六团团长担任先锋，血战汀泗桥，飞夺马回岭，强攻贺胜桥，他也被北伐军内称为国民军的“薛仁贵”，很快黄琪翔就因功荣升为十二师师长，并一路率军攻入河南。
但他的革命生涯也并非全是坦途，在北伐期间，黄琪翔在部队中结识了多位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在日后都声震中国，受到他们的影响，黄琪翔的思想和当时国民党内部的主流思想并不统一，这也导致了他在广州被驱逐，
1927年，张太雷在广州发动起义，坐镇广州的张发奎和黄琪翔两人对军队失去控制狼狈逃走，整个广州城陷入尸山血海之中，黄琪翔因为纵容赤匪革命，掌控军队不利，导致事态扩大化，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职远赴香港。
此后黄琪翔赴柏林学习，在这里他和叶挺，邓演达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对邓演达的多党派合作论深表赞同，黄琪翔认为，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体制和古代的封建王朝是没有区别的，只有多党派轮流执政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带来复兴的希望，
为了实现理想，他回到上海后，和邓演达组织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为第三党派，可黄琪翔的理论在正处于内战的中国没有任何市场，随着邓演达被杀，黄琪翔为了避祸，又一次远走柏林。但这一次他没有在德国待太久就收到了老部下陈诚的邀请，回国担任中将参谋。
随着抗战爆发，黄琪翔担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淞沪会战，黄率领所部苦战三个月，几乎全军覆没，黄琪翔侥幸逃出升天，其后的岁月，他转战各大抗日战场，从枣宜会战到远征缅甸，黄琪翔立下赫赫战功，抗战结束后，他被中华民国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同时还被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
可国内的局势却如同火药桶，内战一触即发，黄琪翔不愿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所以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军界，绝不会为内战出力。为此他又一次远赴德国，担任临时公使。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黄琪翔回到香港，他写信给张发奎、余汉谋、薛岳、李汉魂这几位前同僚，希望他们能弃暗投明，发动起义，但这几人没有对他的信做出应答。在策反无果后，黄琪翔在香港发表了个人声明，表示拥护新政府，自己更要为建设新中国出力，随后他北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就任农工民主党的副主任，不久后又兼任司法部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黄琪翔发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和现在的处境格格不入，1957年，倡导百花争鸣，黄琪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中华有着悠悠五千年历史，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为什么一切都要学习苏联，苏联的制度缺乏民主，他们和纳粹德国没有区别，斯大林一言堂式的统治造成了太多的灾难，我们要吸取他们的教训。
这番言论很快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大右派的帽子被结结实实的扣在了黄琪翔的头上，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并要求公开写检查和认罪书，面对汹涌的革命形势，黄琪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认罪书《请求人民宽恕》，才算勉强过关。
六十年代初期，环境稍微宽松，黄琪翔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了一些，几年后随着政治风暴的来袭，他又一次被揪出批斗，你是国民党的高官，为什么要留在大陆，广州起义时你杀了多少革命者，你和大军阀贺龙是什么关系，
这一连串的问题让黄琪翔根本无法解释清楚，抄家，批斗成为了每日的必修课，年近七十的他还被安排每日打扫公厕和扫院子，昔日和黄琪翔交好的很多党内高官也都对他避之不及，令他感叹世态炎凉，但最令他不能接受的则是妻子也被牵连。
他的夫人郭秀仪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但经过革命小将的破四旧，她的收藏全部毁于一旦，郭夫人也因为批斗时被打坏了右手，落下了终身残疾，1970年，历经磨难的黄琪翔最终没能熬过这场运动，在困顿和批判之中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