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张发奎就同我军许多将领颇有渊源，仅十大开国元帅中，便有8位是从他的队伍中走出继而踏上武装起义道路的。
也正因这种独特的历史渊源，在他逝世后，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元帅特意向香港的张发奎家属致去唁电：
其实，除了北伐时期曾出任张发奎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外，还有一位北伐名将同样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即北伐“铁军”的独立团团长叶挺。
早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革命时期，张发奎便因同我党合作密切而被同僚们视为左派将领的代表人物。
有了这个基础，张发奎与我军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间建立的深厚革命友谊也就水到渠成了。
1925年7月，粤军第一师与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和铁甲车队共同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粤军元老李济深出任军长，张发奎先后担任独立旅旅长、12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而叶挺则正是他在任12师师长时的第34团团长。
不过，叶挺与张发奎的交集早在13年前的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七期便已开始。除了年龄同龄和广东同乡外，二人又是广东陆小及保定军校的同窗，更为难得的一点，二人同在1919年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部队，成了生死战友。
尽管叶挺于1924年赴苏联留学并于当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张发奎依旧乐此不疲的在军中给这位同窗好友预留出重要位置，用他在晚年回忆录中的话讲：
一个“极好”已经足以说明二人的私交深厚程度了。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张发奎在无意间促成了叶挺与李秀文这对“金童玉女”的喜结良缘。
说起来二人的结合与张发奎并无直接关联。起初，叶挺在大元帅府宪兵部队任参谋长时，经宪兵司令李章达介绍，与李秀文展开了相识并相恋。
女方父母自然很看好叶挺这位朝气蓬勃的未来贤婿，不过，为了让他不因儿女情长而荒废军人前途，李秀文的父亲最终提出要在叶挺晋升团长后再为二人操办婚事。
无独有偶，叶挺自苏联返回广州后便被老同学张发奎举荐出任第四军第34团团长，而后又改称独立团。这样看来，叶挺与李秀文的这段美好姻缘，正是张发奎“无心插柳柳成荫”促成的结果。
此后直至南昌起义爆发前，叶挺与张发奎都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张发奎借助叶挺独立团的战绩积累了晋升名气和实力，叶挺也通过张发奎的支持，在第四军中大量发展、扩充党员领导力量，使之成为日后南昌起义的重要基石。
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叶挺与张发奎命运的轨迹在1927年4月12日老蒋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悄然发生了改变。
老蒋的反转态度和行为使大革命形势变得岌岌可危，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就“东征讨蒋”和“继续北伐”展开了热议。
应该说，张发奎、唐生智等统兵将领对老蒋突然变卦的行为是极度愤慨的，因而主张发兵东征讨蒋，而汪精卫却主张先击溃南下与吴佩孚残部汇合的奉军，而后再东征讨蒋。
当然，这倒并非是汪本人革命胸怀和担当的彰显，主要还是基于武汉失守、自己大本营将不保的担忧罢了。不过，从叶挺、贺龙、恽代英等一线指挥军官的角度看，坚持北伐又是势在必行的难逢战机。
一来河南军阀靳云鹏主动归顺武汉，这等于是打通了北伐军进军豫南的通道；二来西北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同意响应武汉国民政府号召，兵出潼关。
最终，张发奎和唐生智被叶挺和恽代英等人合力说服，转而支持进军河南的“二次北伐”行动，用唐生智在会上的话讲：“只要北伐获得成功，回头再收拾蒋介石不难。”
遗憾的是，在前线打得最为艰难的临颍战斗中，“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壮烈牺牲，共产党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即便是一度亲临前线指挥的张发奎本人，多年后再回忆起临颍战斗时，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他在内战中经历的“最残忍的战役”。
但与前方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后方的汪精卫却同老蒋上演一出“宁汉合流”的恶剧，对广大革命者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宣告失败。
此时的张发奎，同样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不过，面对昔日众多共产党员将领和自己的挚交以及在自己革命生涯中的鼎力相助，张发奎还是保留了一丝同情。
换句话说，他并没有采取极端手段将事情做绝。哪怕是得知叶挺、贺龙率部在南昌起义的消息后，他也只是象征性的前往劝说争取，并未采取过激行动。此外，对已集中在九江的党员，张发奎也尽量做到礼送出境，多年后再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出了这样一番肺腑之言：
这一点，在郭沫若此后的回忆录中也得到有力印证。
同样，南昌起义也是张发奎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他采纳参谋长叶剑英意见杀回广州与李济深争夺地盘开始，张发奎已然成为老蒋既用且防的将领，加之粤军在历史上有过多次背刺老蒋的经历，张发奎也就与对方渐行渐远了。
不过，他与叶挺之间的私人感情却并没有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而撂下，反而在叶挺因“皖南事变”身陷囹圄后尽到了照顾老友家属的责任，令人感慨动容。
抗战爆发后，叶挺在国共双方认可接受的基础上出任新四军军长。1938年3月叶挺与张发奎、黄琪翔、郭沫若、陈铭枢几位北伐老战友相会于武汉并一同合影留念，被在场的周恩来戏称为“五虎将”。
得知“新四军”的番号出自军长叶挺之口，张发奎无限感慨：
三年后，获悉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老蒋无端扣留并囚禁的消息后，张发奎再次彰显出对这位昔日老友的道义担当。
彼时的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部设在广西柳州，而叶挺夫人李秀文拖家带口近20人又恰在桂林定居。
得到消息的张发奎二话不说，当即让家属拨3万元接济李秀文一家，同时对他们的衣食住行做了详细安排，在老蒋没有解决叶家人生活和经济负担的那段日子里，张发奎义无反顾的倾囊相助。
及至1946年3月叶挺走出囚室之时，张发奎正以广州行营主任的身份在重庆参与军调处工作，并就广东境内部分军队的去留问题与周恩来、王若飞吵得不可开交。
此后，叶挺主动提出前往广州拜会张发奎，但碍于当时的政治立场话题，也是为保持二人间不生裂痕的友谊，张发奎婉言谢绝了叶挺的这次会晤，但也正因这次的婉拒，留下了张发奎心中难以弥补的缺憾。
1946年4月8日，载有王若飞、邓发、秦邦宪和叶挺一家四口的C—47运输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多年后，当回忆起这段痛心的往事时，张发奎又对其中的一丝细节感到欣慰：
幸运的是叶家后代血脉得以幸免于难，遗憾的是老友叶挺却与自己天人两隔，张发奎的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苦楚……
抛开主义、立场和阵营不谈，张发奎与昔日粤军出身的将领确实做到了肝胆相照，而他也始终将这份情谊视为其一生的珍贵“财富”。
1949年5月，粤军名将、时任广东绥署副主任的吴奇伟计划联络广东军政官员和民主人士在粤东起义。起义前夕，他特意征询了张发奎对具体细节部署的意见，不料对方却话锋一转：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张发奎自始至终相信昔日革命队伍中建立起的纯洁友谊，即便是对日后与自己分道扬镳的叶挺、叶剑英等人，他依旧报以最原始的信任。
正因如此，83岁高龄的叶剑英会在这位革命军“老领导”逝世后第一时间单独发电慰问，这大概也是共产党人对待老朋友一贯的肝胆相照态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