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
老朋友都知道，我是云南人，最先记录的抗战老兵中，最多的就是滇军。
1937年10月到1945年9月，云南先后组建第60军、第58军、新3军出省抗战，总计派出42万人。
8年间，滇军战斗足迹达及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湖南、浙江等省。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中国第九战区的几乎所有重要战役。
这8年间，滇军伤亡至少十万人以上，仅台儿庄一战就伤亡18844人。
刘北海就是阵亡在湖北崇阳的一位滇军团长，1984年12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刘北海为烈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刘北海早已经解甲归田回家兴办实业，本可以不上战场的他，在家国大义前，选择慷慨赴死。
刘北海生于1899年的在云南文山西畴县英代村，他的祖先是从湖南邵阳迁徙而来，经过几代人的辛苦劳作，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生活在这样一个乡绅经济和乡绅文化氛围的大家庭中，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刘北海从小立下报国之志。
也正因为家世显赫，刘北海少年时期就离开老家，前往文山师从名士杨必昌秀才。
杨秀才胸怀报国壮志而不得施展，把一腔热血都投入到教学之中，面对学堂里的富家子弟，他教育大家不要华而不实，安于现状，要有进取报国之心。
刘北海中学毕业后，就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17期步科。
因成绩优异，毕业即被任命为滇军某部中尉连长，后该部解散，经上司介绍到成都军校任中尉教官。
当时，刘北海已经婚配，原配夫人在西畴老家孝敬公婆抚育儿女。他在成都期间，迎娶了二房太太，对方是有文化的新女性，一直陪在其身边。
刘北海生性耿直，离开云南也无背景，仅凭一纸文凭，难以在一地立足，先后辗转武汉、开封、上海、广州、石家庄等地军事学校或部队任教官、参谋。
据说，在广州黄埔军校当教官期间，周恩来曾专门找刘北海谈过话。
在历年辗转中，他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护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革命活动。
期间，与社会各界的进步人士广泛结识交往，认识许多新事物，成为同辈兄弟中思想最进步、最开明者。
刘北海在上海任教时，适逢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应19路军和上海市民之聘，担任上海抗日学生军大队长。
刘北海带领学生出入于苏州河两岸前线，积极投入保卫上海的战斗。
“一二八事变”停战后，刘北海辗转到四川成都刘文辉所部任军职。此时，正遇红军长征北上入川，川军奉令堵截。
刘北海知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面对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他不愿与红军作战，于是找了个借口，携带家眷返回云南。
受“实业救国”的影响，已经卸甲归田的刘北海，总想着为家乡办点有益的事。
1936年，刘北海从昆明回西畴探亲，路过文山马塘时，看到马塘坝子热水寨、黄龙塘一带虽然土地肥沃，但因缺水无法耕种，十分感慨。
他想，多好的一片土地，要是能安台抽水机，把河水抽上来，就可以灌溉几百亩土地，老百姓的日子也就会好得多了。
刘北海回到老家后，开始积极筹备起这件事来。最要紧的就是资金，可他多年在当教官又要养育妻儿，家中并无积蓄，只有变卖土地。
当时刘家整个大家族还未分家，对于靠天吃饭的族人，卖土地修水库这超前的思想没有得到认可。
但刘北海很坚持，认为这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就是所有人反对自己也要干，无非是倾家荡产。
拿定主意，刘北海提出了分家，他将分到自己手中的大部家产都变卖后，加上平时积蓄，筹集了一部分资金。
在与好友、技术员王景如经过反复商议，决定在侬人河中修建一个大型抽水站，抽河水灌溉马塘坝子。
此后，刘北海带领大儿子刘应天，和技术员王景如来到马塘，参与工程的准备工作。
他亲自筹划机房位置、水泵扬程、渠道路线、施工材料、机械设备等事宜。
1937年，水利工程动工，进展顺利。至1938年初，主体工程基本建成，部分法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已从昆明运到马塘。
在当时交通相当闭塞、缺乏先进起重设备的情况下，把诸多笨重机器从几百里外运到施工现场，其困难可想而知。
就在马塘水利工程即将进入安装阶段时，适值全国抗日局势日益吃紧，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全国抗战情绪十分高涨。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积极投入到了全民族的抗战中。1937年10月5日重阳节，云南电军第60军在昆明巫家坝誓师出征。
1938年4月，第60军奉命从武汉奔赴台儿庄，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奉命驻防台儿庄附近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
在以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滇军配合徐州战区长官部的战役组织，坚持20多天的阵地战。粉碎了日军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滇军在台儿庄血战近一月，阵亡旅长1人，团长4人，负伤旅长1人，团长3人，连长、营长伤亡殆尽，全军投入战斗35123人，阵亡18844人
在第60军血战台儿庄的同时，云南立即组建第58军，云南省主席龙云亲自请刘北海出山，出任58军军新10师2旅4团上校团长。
刘北海接令后，委托马塘镇的镇长李荣堂负责继续施工，命大儿子刘应天辍学，配合王景如共同照料水利工程。
刘北海说过，自己本因多年颠沛，早已心存安居创业之想，离开军界，回乡办实业。但值此国难当头，一旦亡国，家安在？事业安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刘北海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军校出身，为国出力献身，义不容辞。
刘北海到昆明后，先对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整训。
本来就是科班出身的军事教官，面对新招收的新兵，刘北海几乎每天都到教练场指挥练兵，亲自为战士做刺杀、投弹、飞翻越障碍示范。
在训练中，刘北海曾对官兵说，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胆略和勇气。他列举淞沪抗战、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证明我们是可以打败日寇的。
而远方的战场上，第60军从台儿庄孤军突围后，辗转奔波，于1938年6月初赶到武汉，至此，敌我展开抗日战争防御阶段投入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武汉会战。
1938年8月1日，刘北海率部从昆明出发，临行前，在金碧路的公园里带兵宣誓。陪伴在他身边的二房太太后来回忆，突然一阵风吹过来，旗杆竟被当场吹断了，当时大家心里就觉得不祥。
吹断旗杆不管是当时确有其事，还是后来思念中的幻想，但第58军的出征似乎注定了坎坷。
部队刚离开云南进入贵州境内，就碰上霍乱流行，死亡百余人。新11师师长鲁道源也身染重病，不得不返回云南医治。
第58军徒步在贵州境内，图片来源《壮志千秋》
部队继续前进，在随军记者黄声秋的笔下，湖南境内恍如另外一个天地，梯形的河流，炊烟袅袅、古刹钟声一片田园牧歌的祥和。
目睹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更加激发起滇军战士们的爱国热情，以及对敌人的仇恨。
总共跋涉了一个多月，徒步走了3500余里，第58军终于到了长沙。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行到高潮。
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马上发布整编命令，命令将前线的滇军编成第一集团军，下辖3个军，即第60军、第58军和新3军，而新3军是从第60军抽出第183师、从第58军抽出新12师组成的。
这关键时刻，滇军前方主帅卢汉阑尾炎发作，到长沙湘雅医院住院，旋即代理职务的高荫槐也病留长沙。
张冲、安恩溥、杨宏光三名军、师长联名电请将部队移出战区整训，却未获批准。
在主帅未就，新兵未训，弹药不整，骨干短缺的情况下，又临战整编，就在这仓促、混乱中，滇军投入到武汉会战已注定失败。
改编后，装备未卸、喘息未定的第58军，于1938年10月18日，乘粤汉铁路军车出征。
敌机为了阻扰增援，追着列车轰炸，十多位战士还未上战场，就被炸成重伤。
果然，等58军抵达赵李桥时，武汉城已经失守，日寇第11师团笠原信雄部沿粤汉线继续南犯。
1938年11月1日，第58军接受命令，开往通城东北的崇阳阻击敌人。
长途跋涉的第58军，武器弹药尚未领足，所领电台全部不能使用，还突然少编一个师，即仓促上阵，崇阳之败也是注定的了。
崇阳为武汉外围的一个战略据点，和通城是湖北通往湖南平江和长沙的门户，日军打通崇阳和通城才能合兵攻击长沙。
11月4日，日军避开实力强劲的第60军184师，直接扑向新3军，未经训练的新12师很快就抵挡不住，面对轰隆隆而来的坦克，这些没有经历过现代化装备的士兵们，看着“自己会走路”的怪物有些手足无措。
5日午夜，阵地上到处是潮水似溃退下来的各路友军，整个崇阳防线已经无法维持。
6日，天色刚亮，日军第11师团主力约4千人，乘着战车30余辆沿着公路进犯。刚刚布置好阵地的第58军将士开始反击。
激战到下午1点，崇阳附近的敌兵一度被击退。不久，日军增援反扑，出动飞机、大炮，配合坦克，对崇阳一带阵地实施轰炸。
6日午夜，腹背受敌的第58军被迫转进到乌龟山和石城湾周围。
石城湾在战略上是敌我必争之地，7日，战斗打响，战况依旧十分惨烈。
第58军崇阳各地战斗图
据第58军随军记者黄远声所著《壮志千秋》一书中记载：
“阵地上枪弹炮弹，织成一片火网，敌我双方在网里一会儿进、一会儿退，倒的倒下，血肉在空中飞舞……”
这一战，第58军伤亡营连排长30余人，士兵500多，敌方伤亡更为惨重。
战斗持续到阵地工事被敌炮弹全部摧毁，第58军这才撤到石城湾。枪炮声彻夜没有停息，战事依旧在惨烈的进行中。
11月8日下午3时，第4团团长刘北海正在桂口市指挥所指挥作战。
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命中他的头部，壮烈殉国。在指挥所办理重要文书的少尉书记江宏煌也同时牺牲。
刘北海牺牲后，广大官兵义愤填膺，多日来对日寇仇恨达到顶点。
“士兵们高呼“为刘团长报仇”，挥泪举枪，再次冲上战场，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悲壮事迹：
第1连排长李坤甫、陈春坤等阻击沿崇通公路(崇阳至通城)南犯的敌人，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
机枪2连排长张继忠带领全排士兵与日寇激战两天两夜，在完成掩护全军阵地转移的任务后，全排牺牲在敌人横冲直撞的战车下。”
我军牺牲越大，士气更加豪壮，敌人伤亡愈发惨重。
而随之，敌人增援也愈发增多，血红的太阳在战士的鲜血映照下，升起又落下，战地的枪炮声一刻也没停歇。
战斗直到11月11日，第58军接到北港集结，前往湘北平江整训的命令，部队才依次撤离。
滇军将士的血，沁透了崇阳的土地。这群骄傲的云南健儿，是带着奇耻大辱离开了崇阳的。
崇阳战役告一段落。
一个个刘北海们，永远的留在异乡。
刘北海壮烈殉国时，还未满40岁。蒋介石发出唁电，追授他为陆军少将军衔。
追授少将的文书是由省主席龙云派侄子送到刘北海西畴老家。据后人回忆，对方见到烈士母亲时，是双膝下跪，递上追授文书的。
西畴县政府在县中学南、金钟山前搭起临时高台，召开外公的追悼大会，有数千民众参加。
主席台中央安放外公刘北海佩带少将军衔的遗像，西畴各界知名人士都参加追悼会，会后举行“反对日本侵略，誓死保卫祖国”的示威游行。
刘北海牺牲的时候，原配夫人已经病逝几年了，她和刘北海共生育大儿子刘应天，大女儿刘应林，二儿子刘应孔，小儿子刘应均。
而二房太太当时才28岁，她膝下有二女儿刘应珠，三儿子刘应敏，三女儿刘应惠，幺儿刘应石。
烈士遗孀和5个孩子，最右为原配所生二儿子
刘北海牺牲前，曾让大儿子辍学修水库，他牺牲后，年轻的大儿子无法完成父亲遗志，其他人也完成不了如此浩大的工程。
刘北海生前从国外进口的那些昂贵机械，当地政府变卖后筹集了一些钱，建盖了一所小学，也算是以另外一种形势，延续烈士的报国之志。
他牺牲后， 在龙云主席的关照下，二房太太开了家做军鞋的工厂，支援前线，加上抚恤金，日子还算过得起。
刘北海牺牲后，大女儿刘应琳只有十六岁，到当地卫生院当护士，几年后嫁给当医生的丈夫。
刘应琳的丈夫老家是徐州的，徐州会战就参加抢救伤兵。后来一路跟随部队撤退，到武汉、广西，最后来到云南，在昆明跟着美国人学医。
据刘应琳女儿张延龄介绍，母亲结婚的时候，虽然外公牺牲了，但家里陪嫁还是多的，其他不说，陪嫁了三个丫鬟，两个成年，一个才八九岁。
解放后，大的丫鬟结婚去了，小的丫鬟就被刘应琳收养了，也在家上学。张延龄一直叫她大姐，也一直以为是亲姐姐，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陪嫁来的丫鬟。
刘应琳和6个孩子，左一为养女，左二为张延龄
解放后，刘应琳夫妻双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卫生队当医生。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上级安排刘应琳随丈夫前往鸭绿江附近开设野战医院。
部队在武汉整训时，才发现其家庭子女众多，随军不便，同意夫妻二人携子女转业回丈夫江苏老家。
刘应琳安排在工人医院，丈夫在卫生局工作，虽然不能当主管，但他的医术很高，医生的等级也很高，工资比院长还要高些。
刘应琳身在异乡，内心肯定是很牵挂家乡亲人的，当时西畴老家有20多户宗亲别化为地主。
张延龄说，母亲一直有神经衰弱，小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痛苦，只觉得她不尽母亲的责任，很少关爱我们。
刘应琳在徐州生活了十年，非常想家，和丈夫商议后，于1960年，主动放弃公职，带着几个孩子回了昆明。
那时候调动工作很困难，丈夫一直等到昆明化工厂有个大学生想回徐州，俩人才得对调。
遗憾他刚回到昆明没多久就遇上文革，刘应林夫妇再次分别，丈夫也没能再回到昆明。
张延龄虽然没见过外公，但她从母亲的性格中感受到了外公的音容笑貌。现在聊起来，她还是会流泪。
她记得刚从徐州转到昆明后，母亲经常带她去圆通山，那里除了有非常雄伟的唐继尧墓，墓背后还有两排衣冠冢，是抗日牺牲团长以上的。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外公的事，只是跑过去随便看了一眼，还感叹牺牲都是些高级将领。
后来知道了外公的事迹，想到母亲是外公的亲生女儿，自己是母亲的亲生女儿，这种情感链接，让她感受到和外公的感情很深。
从没见过外公，连张照片也没有的张延龄，有一次，竟然梦见外公来看她。
她就想，外公为啥不去看别人，要来看自己呢，自己也得做个正直爱国的人。
张延龄多次提到爱国的传承，她说起外公的后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爱国，这种像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刘北海烈士子女中不少做了老师，就连身世最可怜的小儿子刘应均，不仅入了党，还当了校长。
为什么说可怜呢？刘应均母亲病逝的时候，他还在母亲身上吃着奶，一点父爱没享受到父亲就牺牲了。
留下在老家跟着祖母，小小年纪又经历了家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后来是二哥刘应孔把他从老家接到昆明，才让他得以读书上学。
老二刘应孔也很优秀，毕业后分在省公安厅工作，他为人正直，多次立功受到表扬，深受领导重视。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不再讲究家庭成分了，刘应均着手去调查父亲的历史，并开始为父亲申请烈士证。
1984年12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刘北海为烈士。
烈士证下来后，刘应琳作为烈士子女，每个月有150块钱，医药费也能报销80%，这对没公职的她解了燃眉之急。
更重要是，每年建军节都要召集烈士子女去开会，他们有了荣誉感。
1988年，西畴县人民政府在本县烈士陵园内为刘北海建墓立碑，缅怀抗日英魂。
2005年9月，值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之际，著名国际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应邀回国参加纪念活动。
云南省为此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投资纪念项目，叫做“中美二战友谊纪念园”，以迎接陈香梅女士一行到来。
云南陆军讲武堂专门举办抗日战争专题展览，向公众介绍云南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其中有介绍刘北海烈士的专栏。
陈香梅女士听闻抗日烈士刘北海的英雄事跡后，十分感动，打算在刘北海烈士家乡筹建一所专门供贫困山区的女童们学习的学校作为“东方民族艺术社”的成果。
此事曾经得到云南这些二战老人们的拥护。陈香梅女士回到美国后，欣然题写“刘北海春蕾希望学校”的题词，漂洋过海寄到昆明。
遗憾的是，随着这些二战老先生们先后离开人世，此事未能遂愿。
今年，是抗战胜利的80周年。
我记录下刘北海烈士的故事，只为献给抗日本战争英勇牺牲的滇军将士们，以及所有为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牺牲的英烈们。
我们虽不知晓您的名字，但你们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