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什么？想必大多数人都会回答：国旗、国歌、国徽。如果要在三者之间选其一，可能国徽最为重要，它不仅代表着国家的政治制度，还具有凝聚民族精神、传承国家文化的作用。
然而，所有关于开国大典的影视资料中，人们从未发现带有国徽的镜头，天安门城楼上挂有国徽的位置被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条幅所覆盖。
如此重要的场合，为什么不见国徽的踪影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当时国徽还没有设计完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国徽设计背后的那些故事。
分歧众多，被迫搁置
1949年7月，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会在《人民日报》上发布了一则公告，面向社会征集国歌、国徽、国旗的设计方案。
一时间，文艺界大师们跃跃欲试，用尽毕生所学，将样稿寄到了政协，只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但是，相比于国歌和国旗，国徽需要展现国家历史和文化，所包含的元素也远远多于前两者，设计难度可想而知。眼看开国大典的日期即将来临，政协收到的国徽设计样稿只有九百多份，并且质量参差不齐。
其中勉强能被纳入考虑范围的，只有以下几种方案，第一种出自著名美术大师张仃之手，具体如下图。张仃还在政协座谈会上对自己的方案进行了解释。
国徽的轮廓由齿轮和嘉禾包围，这代表着工农联盟，其中齿轮位于国徽顶部，标志着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轮廓的主要色调为麦田黄和钢铁青，这也代表着新中国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
张仃所设计的国徽主体图案是一张世界地图，其中中国的版图为红色，地图周围有三十一道金色的光芒，代表着当时中国的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单位。
除此之外，国徽中上部是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象征着党的领导。国徽的底部是一条红色的束带，束带上不仅写着国家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将嘉禾的根部绑在一起，预示着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事实上，第一次政协会议的会徽也是由张仃所设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模版上，张仃很大程度借鉴了第一次政协会议会徽的设计，只不过是把会徽上的红旗替换成了五角星。
由于二者过于雷同，因此遭到众人的反对，除此之外，毛主席对此也提出了异议，该国徽方案与苏联国徽过于相似，所以不能被应用于新中国的国徽。
第二种被纳入考虑范围的则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所设计的作品。相比于张仃的方案，林徽因所设计的国徽则显得简洁许多。
其轮廓依然是以嘉禾和齿轮为主体，一颗金色的五角星占据国徽中心位置，底部是四颗小五角星，其寓意与国旗相同。
作为建筑学大师，如果论美观性，林徽因的方案简洁大气，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但是，该方案所设计的材料可一点不简洁。
首先，该方案是以玉璧为主体，主要是因为玉在古代是重要的礼器，象征着和平，而中国在近代饱受战火，和平是全国人民最基本的愿望。
林徽因的方案寓意虽好，但国徽的制作成本太高，并且该方案的部分造型也过于复杂，这无疑加大了生产难度，除此之外，该方案并未体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因此也遭到了否决。
两位专业人士的方案都未能入选，更何况其他。截止到8月24日，介于政协筹备委员会依然没有挑选出令众人满意的国徽方案，9月25日，毛主席、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讨论国歌、国徽、国旗等问题。
毛主席提议：“国徽设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既然没有满意的样稿，国徽的设计是否可以放慢一些？”由于收到的样稿难以令人满意，毛主席的这一提议被大家认可，因此新中国的国徽并未在开国大典当天与众人见面。
两种风格紧密融合
开国大典虽说圆满结束，但国徽的设计工作依然刻不容缓。由于国徽设计工作对专业要求极高，所以这一次并未公开向社会募集方案，而是将该工作委托给了两大专业设计团队。分别是林徽因夫妇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以及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
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国徽设计工作按时完成，周总理亲自下场领导设计工作。虽说林徽因的第一个方案被政协会议否决，但周总理还是对她的才华充满了信心。
一提到林徽因，大家第一反应或许是她复杂的感情生活，亦或是出色的文学功底，人们往往忽略了她真正擅长的领域其实是建筑学，她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除了国徽设计之外，林徽因还参与了新中国初期的多项设计工作，其中比较有名的便是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其实早在开国大典召开之前，林徽因就已经确诊患有肺结核，身体每况愈下，但为了国徽设计工作，她依然奋斗在第一线，经常连续几个昼夜不睡觉。
周总理看到了林徽因夫妇想要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的迫切期望，多次拜访二人，当面沟通国徽设计的观点，并且希望国徽设计工作能够在1950年国庆节前尘埃落定。
在周总理的恳请下，两大设计团队再次投入到了紧张的设计工作之中，两个团队都对自己的初稿进行了修改。
清华大学营建系并未放弃原来的玉璧主题，只是在图案细节上进行了微调，美观性更上一层楼，但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忽略政权特征。
中央美院小组对原有方案的改动就比较大了。由于之前被指与苏联国徽过分雷同，所以中央美院将原有的世界地图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
张仃认为，毛主席正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所以天安门可以被视为是政权的象征。
但中央美院的设计方案遭到了清华大学团队的反对，比如梁思成认为，天安门以前是故宫的一部分，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因此不能出现在国徽之中。并且天安门这一元素在国徽中所占的比重过大，影响了美观性。
造成两大团队分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各个团队的骨干都有不同的人生阅历。
清华大学团队基本都有过留洋经历，这些人都感受过身居异国他乡的酸楚，也感受过祖国羸弱，中华文化遭到轻视的无奈。
所以清华大学团队的设计方案更加侧重于表现中华文化，对于政权特征的表现则略有欠缺。
中央美院团队的成员基本都是延安的老革命，比如带头的张仃当年就曾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并担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这些人大多目睹了红色革命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整个过程，对于革命事业的归属感更加强烈，所以中央美院的设计方案着重表现政权特征。
两大设计团队经常在中南海的待月轩展开激烈的讨论，其实这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之间的碰撞。
清华大学代表的是古典艺术，而中央美院则代表的现代艺术。在“是否应该在国徽上加入天安门”这一问题上，两大团队各执己见，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是持有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天安门不应该被视为封建主义，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标志，所以国徽上有天安门也未尝不可。”
国徽设计工作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竞赛，只要是竞赛，必然要分出个输赢，也难免会几家欢喜几家愁。
从周总理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央还是更倾向于中央美院的设计方案，但接下来周总理再一次展现出来他教科书般的为人处世之道。
“为什么‘古典’和‘现代’不能融合一下呢？”带着这个问题，周总理再次找到了心中苦闷的清华大学团队。“中央美院的设计方案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力略有欠缺，接下来还要劳烦各位对这一方案进行修改。”
周总理的一句话让国徽融入了两大设计团队不同的艺术风格，而国徽方案的修改工作，主要是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林徽因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多次和助手前往天安门进行实地勘测，天安门这一元素在国徽中的比重也被多次修改，光是周总理亲自过目的就有四版。最终在1950年6月初，国徽的雏形基本已经确认。
但看着林徽因送来的样稿，周总理又陷入了沉思：“总是觉得缺点什么东西。”
周总理的点睛之笔
“要不在国徽上再加上谷穗吧。”
面对周总理的这一建议，林徽因显得有些不解，因为早在一年前向政协交付的初稿中，林徽因就曾加入了谷穗，后来经过多次修改，谷穗被取消。当她向周总理询问缘由时，周总理为她讲述了一段往事。
当时是1942年，正处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周总理在重庆从事联络工作，受宋庆龄的邀请，参加了一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回延安的茶会。
在茶桌上，宋庆龄摆上了两根金色的谷穗，在座的宾客有人夸赞：“这谷穗金灿灿的，像黄金一样美丽。”
宋庆龄则说道：“它比黄金还要宝贵，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
宋庆龄的这番话寓意深刻，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巨大的考验，受阶级属性的影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拒绝发动群众力量，尤其是忽略了农民的力量，这导致抗日初期，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而我党“以农村为中心”的斗争路线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宋庆龄认为，发动农民的力量不仅是抗战胜利的秘方，也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国母”的用意，周总理心领神会，他抚摸着谷穗说道：“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把谷穗画进国徽当中。”
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林徽因又将谷穗的图案加在了国徽的轮廓之上，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国徽以金色和红色两大色调为主，天安门位居国徽下半部，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五颗五角星位于国徽的上半部，一眼看去，显得既端庄又不失韵味。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由林徽因修改过的国徽方案正式被通过，至此新中国的国徽正式诞生。三个月后的国庆庆典上，国徽终于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可惜的是，国徽问世后仅仅四年，林徽因就因为肺结核病逝。林徽因的墓碑采用的是她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试刻碑之一，墓碑上镌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墓”，这大概是对她一生最好的诠释。
结语
通过国徽设计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古典和现代并不仅仅是对立关系。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在文化领域，中国完全有资格在世界舞台昂首挺胸，但是悠久的文化底蕴不应该是我们拥抱现代文明的阻碍。
我们不应该动不动就把“老祖宗”的成就挂在嘴边，想要做到文化自信，需要的是包容的态度和开放的眼光。
这一点其实不光体现在艺术领域，国家的发展亦是如此，我们既要铭记历史，又要放眼未来，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要与时俱进，只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文明的发展才能绵延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