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本文以跨文明的视野拆解"三不朽"如何替代灵魂永生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在科学与信仰交织的现代语境下照亮了传统文化中幽微的生死智慧，更展现出东方生命哲学对"向死而生"这一人类终极命题的独特回应。
大体说来,中国人的生死观仍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的延伸。以民间信仰而言,在佛教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灵魂不朽的说法。中国古代有“魂”与“魄”的观念,分别代表天地之“气”。“魂”来自天,属阳;“魄"来自地,属阴。前者主管人的精神知觉,后者主管人的形骸血肉。魂与魄合则生，魂与魄散则死。这是一种二元的灵魂观,在世界各文化中颇具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魂魄分散之后,一上天,一入地。最近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发现的帛画和木牍很清楚地表现出这种分别(详见我的《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但是魂、魄最后复归于天地之气,不是永远存在的个体。周代以来的祭祀制度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士庶人祭不过其祖之类的规定,其背后的假定便是祖先的灵魂日久即化为“气”,不再能享受子孙的祭祀了。关于这一点,子产论魂、魄已明白指出。所以中国古代虽也有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想象,然而并不十分发达。最重要的还是人世,天堂与地狱也是人世的延长。简言之,生前世界和死后世界的关系也表现出一种不即不离的特色。佛教东来之后,天堂、地狱的想象当然变得更丰富,也更分明了。但轮回的观念仍使人能在死后不断地重返人世,中国民间之所以易于接受佛教的死后信仰,这也是关键之一。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中国民间关于生死的信仰虽没有完全消失,却毫无疑问地是日趋式微了。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注意这一方面的现代演变。但是中国知识阶层关于生死的看法则大值得我们重视。
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话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说法曾被一些西方学者误会为“逃避问题"的态度。其实孔子并不是逃避,而正是诚实地面对死亡的问题。死后是什么情况,本是不可知的,这种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毫无改变。但有生必有死,死是生的完成,孔子是要人掌握“生的意义,以减除对于“死”的恐怖。这种态度反而与海德格非常接近。不但孔子如此,主张“一生死,齐万物”的庄子也说:“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又用“气”的聚、散说生死这不但和魂、魄的离合说相应,而且更可见其背后仍有一牢不可破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在经过佛教的挑战之后宋代的儒家关于生死的见解仍回到中国思想的主流。张载强调“生“是“气之聚”、“死”是“气之散”,便吸收了庄子的说法。
以小我而言,既然是“聚亦吾体,散亦吾体”,自然不必为死亡而惶恐不安。以大我而言,宇宙和人类都是一生生不已的过程,更无所谓死亡。朱憙认为佛家是以生死来怖动人,所以才能在中国长期流行。但是只要我们能超出“私”之一念,不把小我的躯体看得太重(即所谓“在躯壳上起念"),我们便可以当下摆脱“死”的怖栗。
中国思想家从来不看重灵魂不灭的观念,桓谭论“形神”王充的“无鬼论”、范缜的“神灭论"都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地肯定人生。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的“永生"保证。这一信仰一直到今天还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宗教信仰。提倡科学最力的胡适曾写过一篇题为《不朽——我的宗教》的文章,事实上便是中国传统不朽论的现代翻版。根据中国人的生死观,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小我的死亡而仍然积极地做人,勤奋地做事。人活一日便尽一日的本分,一旦死去,则此气散归天地,并无遗憾。这便是所谓“善吾生所以善吾死”。张载的《西铭》说得最好:“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本文节选自余英时《论士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