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建强
又是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毫无疑问,这“欲断魂”三个字,就将中国式慰灵方式——上坟扫墓给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但是,与庄子同时代的另一位智者——荀子,他不说“欲断魂”而说“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人的生死,就被他很轻巧、很智慧地转换成了歌与哭。所以,如果说清明是春祭,中元是夏祭,寒衣是秋祭,大年是冬祭的话,那么这一年四大祭的背面,暗藏着的就是中国人歌与哭的玄机:为生而放歌,为死而哭泣。
又是清明雨纷纷
为死者断魂,为死者哭泣。从思绪上看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有一位韩国学者叫崔吉城。他在《哭泣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中,就哭泣感言道:韩国人的哭泣,是儒教的哭泣。日本人的哭泣,是佛教的哭泣。
在韩国,类似中国《红楼梦》的文学作品是《春香传》。《春香传》里反反复复的就是“别哭啦,别哭啦,你如此伤心,我又怎能开心”的话语。从这里我们得知,哭原来也分教义教宗。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这位学者说,中国的情况与韩国相似。当然他没有具体展开,但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基本思路,大体明白了屈原披发行吟时,已是长歌当哭,杜甫诗十篇有九篇带着“涕泪”的原因何在。
而在日本,服丧的儿女是不能将泪水滴落到父母遗体上的。这就连想到芥川龙之介小说《手巾》里的母亲,面对儿子的死亡,她强忍哭泣。这位母亲在见到儿子的老师时,嘴角上还泛着浅浅的微笑。当老师对这位母亲的自制能力感到敬佩时,却发现她的眼光转向了地板。老师看到了这位母亲颤抖的双手,手中还有被揉挤得很烂的纸巾。
笔者认识的一位日本人,前几年在家里自杀了。在葬礼上,这位自杀者的父亲,则用平常的语气对吊唁者说:(自己的儿子)如果再加油一下,再努力一下就好了。看不出有泪水含在眼眶里。
由此推论,“欲断魂”也好,“死则四海哭”也好,实际上都是属于儒教的产物。当然,属于儒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儒教生出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对死者大义名分的差别化。
在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间,儒教的生死观实际上就是将死这个本身的经验事实涂上了罪恶和仇恨的色彩。而且这个罪恶和仇恨并没有伴随着死这个事实的展开而结束。中国历史上的伍子胥掘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就是对死者大义名分化的一个典型。还有中国人骂人的一句话——掘你家的祖坟,也是对死者不依不饶的一个表现。
那日本的情况如何呢?日本人讲死者即佛,讲怨亲平等,讲怨灵恐惧,讲万善同归,表明死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律平等的世界。来日本旅游的游客都想去日本的伊势神宫和出云大社。伊势神宫是用来祭祀天皇家的祖先神——天照大神。出云大社是用来祭祀被天皇家子孙灭掉的战死者——大国主命。而且在建筑构造上,出云大社还高于大于伊势神宫。这样来看,为避免怨灵恐惧,就必须庄重地为敌方的战死者镇魂消灾。而恰恰是这个镇魂消灾,框架了日本神道教的基本精神,也框架了日本人生死观的基本内涵——没有“永远的罚”。
历史上看,日本吊唁战死者的敌人,是从平安中期的朱雀上皇开始的。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袭了下来。如东京都涉谷区的神南,就有1936年二·二六事件反乱军指挥者被处刑的纪念墓地。墓地里有观音像和供花台。
民族战争也是这样。在抗击元朝袭来之后,在镰仓建造了祭祀元朝战死者的寺庙。北条时宗在圆觉寺安置千体地藏尊,悼念敌方的幽魂。在丰臣秀吉时代,也为在朝鲜被杀的朝鲜人建立了耳塚。还有日俄战争也是如此。
镰仓时代双方阵亡者的首级坟冢
即便是宗教战争,日本人也讲怨亲平等。如1637年的岛原之乱后,岛津义久为了祭祀敌方战死者,纠集了日向,大隅,萨摩,肥后等地1000多名僧侣,面向岛原,建造了55米高的卒都婆,并举行盛大的法会为死者冥福。
为死者断魂,为死者哭泣。从思绪上看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有一位韩国学者叫崔吉城。他
一部人类文明史,碾过多少死亡灵魂。然而又有多少生者记住了他们?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就是以墓地,青铜,石碑或神社牌位的形式,从时间结构转化成空间结构,沉沉地拉扯住现在。阅读历史,需要同情,宽容和想象。同理,瞻仰墓地也需要同情,宽容和想象。因为历史和墓地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西风残照,鸦噪暮云;荒坟一角,衰草寒烟。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或许由此故,美国人在海葬拉登的瞬间,也举行了默哀仪式。
那么,我们为死者,无差别地献上一枝哪怕是小小的黄花,有时为什么还需要鼓起勇气,需要鼓起正义和道德的勇气呢?
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扉页上写有: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
我们为什么不能?
唐诗中的凄美:雨湿渡头草,风吹坟上花。
难道对我们并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