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位走在香港街头的乞丐，他叫张际鹏，曾是国军中的风云人物，如今却花光积蓄，想去台湾被拒，只能写信向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求助。
这位曾经的将军，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在最后时刻，他又会有哪些感悟？
张际鹏的人生上半场堪称顺遂。1905年生于湖南长沙书香门第，19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胡宗南、杜聿明等日后名将同列。
毕业后投身北伐，因在龙潭战役中率部死战成名，不到30岁便擢升少将。
抗战期间，他在淞沪、武汉会战中屡立战功，至1948年已任第14军中将军长，成为蒋系中央军的重要将领。
然而战场形势急转直下。1949年1月淮海战役落幕，他的老部队被全歼，侥幸突围后经广州辗转逃至香港。
这个曾在军界叱咤风云的将领，此时行囊中只剩几枚勋章和变卖祖产所得的金条——那是他最后的家底。
初到香港的张际鹏仍保有体面，在九龙租下两层公寓，试图联络旧部东山再起。
但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港英政府加强管制，国民党残军撤退路线被切断。
更致命的是，他低估了香港的生活成本：雇佣副官、购买情报、疏通关系，短短半年便将金条耗尽。
此时他才发现，台湾方面早已对滞留香港的旧将划清界限。
据台湾“国防部”档案记载，1950年3月陈诚主持的“整军会议”明确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离境之将领，不予接纳。”
张际鹏多次致电台北，得到的回复始终是“静待中央安排”。
当他亲自前往港英政府申请赴台签证时，移民局官员冷淡地出示了台北方面的“黑名单”——上面赫然有他的名字。
走投无路的张际鹏想起了袁守谦。这位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此时正担任“国防部政务次长”，是台湾当局掌管人事的关键人物。
两人在军校时虽不算密友，但抗战期间曾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事，私交尚可。
现存于台湾党史馆的这封求援信，字里行间满是心酸：“守谦吾兄台鉴：弟来港半载，资斧已尽，妻儿嗷嗷待哺。昔年袍泽之情，尚望念及黄埔旧谊，恳请代为疏通赴台事宜。若能成行，当执鞭坠镫以报……”
信末还附着香港临时住址和联络方式——那是铜锣湾一处月租15港元的阁楼，此时他已拖欠两月房租。
然而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据袁守谦晚年回忆录提及，当时台湾正推行“整肃运动”，对滞留香港的旧将多有猜忌，他虽同情故友处境，却“不便多言”。
更关键的是，张际鹏在国共内战后期曾与桂系将领白崇禧过从甚密，这成为他被台湾拒之门外的重要原因。
张际鹏的遭遇并非个例。据香港《大公报》1950年统计，滞港国军旧部超过3万人，其中将级军官达127名。
他们中有的摆摊卖香烟，有的当码头苦力，更多人像张际鹏一样陷入“无国籍”困境——既无法返回大陆，又不被台湾接纳。
1952年，张际鹏的妻子因营养不良病逝，他带着两个未成年子女流落街头。
有目击者称，曾见他在黄埔军校香港校友会门口徘徊，却始终未敢进去——那里早已成为台湾情报机构的联络点。
直到1955年，经香港慈善机构斡旋，他才获得一张去巴西的船票，从此消失在历史视野中。
这段往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张际鹏在香港街头为生存挣扎时，他的黄埔同期同学正成为台湾军政界的核心人物。
袁守谦后来官至“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杜聿明等人更位列“战略顾问”，但没有任何人公开提及这位流落异邦的老同学。
历史的吊诡往往藏在细节里。
张际鹏的求援信，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折射出1950年代两岸对峙初期的复杂生态——当政治漩涡裹挟一切，所谓的同窗之谊、袍泽之情，终究抵不过权力博弈的冰冷逻辑。
那些散落在香江街头的旧勋章，终将随岁月风化，唯有泛黄信纸上的墨迹，还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真实温度。
参考资料
[1]历史春秋网，《张际鹏生平事迹》
[2]今日，《1950年代香港历史》
[3]知乎，《国军将领逃亡香港的历史》
[4]百科，《黄埔军校》
[5]中国知网，《1949年国军将领逃亡研究》
[6]史册号，《国军将领在香港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