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任剑涛（上）：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兜底”，而非提供终极解答

学人简介：任剑涛，1962年8月生于四川苍溪，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期出版著作《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2025）。

采访人：赵逸轩、王琦、张鑫浩，学人Scholar志愿者团队成员

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有天然兴趣

学人：任老师是恢复高考后不久入读大学的，当时您是怎么设想自己的人生的，又是什么因素让老师决定去读大学？

任剑涛：我们那一代被称为“红小兵一代”，因为成长在文革的火热背景下，所以说是政治化的一代。和今天80后、90后和00后之间有很明显的代际差异，他们是社会变迁后的一代，成长环境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化氛围，而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背景。

所以你问我们这一代为什么研究政治学，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纯粹政治化氛围里头被塑造出来的。一方面有利，另一方面也极其不利。有利的地方在于，我们对思考大问题有热情、有资源、有心理基础；但不利的地方也很明显，我们这一代，其实很多人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混过来的，回头一看，知识上没学到多少东西。尤其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大多数人因为高考停摆，根本没机会考大学。而我们新三届即77、78、79级，其实也是压缩式进入大学的，等于前面差不多十届的学生挤到了一块儿高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推着走的。我是应届生，进了大学，又被比我们年纪大的同学影响。我自己那时候压根没想过以后要干啥，就是跟着走。77年恢复高考，我78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就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那时候应届生能考上的特别少，所以说能考上就已经很幸运了。你要说我们当时有多自觉、多有学术理想，那纯粹是后来编故事，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大学四年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该做啥，就是听话。小时候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进了大学就听老师的话。父母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反正大学本科毕业时一看同学们都考研究生，我也就去考，考了三年才考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英语水平一直不太行。

我读研究生是在哲学系，本来是做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很多事情都是因缘际会，偶然性很大。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哲学系的教师岗位都满了，就被分到政治学相关的部门，最早是从事德育教育，后来发现从事德育工作太难了，感觉还没轮到我教育别人，我自己都还需要被教育。于是就转到了政治学系。研究政治学、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这些学问，就成了我的职业。

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事情都被职业化了，想啥、说啥，大都带着职业分工所带来的价值和知识立场。有些人可能因为职业晋升压力，随波逐流，调整研究方向，我属于那种比较“笨”的人，不太会与时俱进，只认准了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这条路，越做越觉得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是个核心问题，这个目标一直没变。当然，说完全不受时局影响也不现实，但至少我是尽量不随波逐流，蹭热点什么的就更不可能了。我写论文、著作，做学术交流，别人一开始说我是“改革派”，后来叫“自由派”，现在又说是“现代派”，其实这三者是统一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些朋友批评我，说我当年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博士论文是做儒家的，结果后来对儒家没啥贡献。我就觉得，这种话其实没啥意思。我从来不愿意把自己框死在一个特定的价值立场里，而拒绝去适应中国现代变化带来的知识建构需求。学术圈的争论，其实也是不断塑造人的一个过程。说到底，在国学这个大领域里，核心问题还是“古今之变”。我的研究思路，就是怎么在坚持现代立场的同时，理解传统以找到方向，面对现实以展望未来。

学人：您博士期间的题目是关于早期儒家的研究，之后为什么又踏上了政治学研究的道路，是受到当时师友的影响吗？

任剑涛：其实，80年代总体来说是一个反传统、趋向西化的氛围。所以当时我进入儒家研究这个领域其实挺偶然的。主要是因为我大学班主任教我们中国哲学史，他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直带着我读书。我自然而然就喜欢上了他从事的这个专业。也是机缘巧合，他当时参与审稿由萧萐父、李锦全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教材。这个教材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好几十万册，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之一。他正好拿到两本送审的初稿给我看。我一读就觉得很新鲜，跟我们上课时讲的完全不一样，它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新的线索来梳理哲学史，表述方式很有创新性。于是我就通过班主任，联系上了这本书的主编之一——中山大学的李锦全教授。那时候的老师们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还不长，但都特别热情。我给他写了封信，他很快就回了，而且回得特别认真。我当时就觉得，一个这么有名的学者，竟然能这么耐心地回复一个年轻人，不容易。

图：《中国哲学史》，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其实我原本也考虑过考北大，毕竟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很有传统。我写信给张岱年先生，他也回了，但回信里明确说北大竞争激烈，要做好心理准备。而另一位北大的老师，直接就没回信。我当时就想，北大的老师是不是不太愿意搭理人？反倒是中山大学的李锦全教授回信特别快，所以最后就决定考中山大学了。一考上，就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走上一条学习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儒家哲学的道路。

早期，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同情心确实不高。1992年出的第一本书，就是批判传统的，光是从研究“国民性”这个话题就能猜到。但到了中年以后，越做越觉得单纯地对传统抱一种冷峻的拒斥态度其实是不客观的。90年代后期，国内兴起了一股保守主义思潮，比如阅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希尔斯教授（Edward Albert Shils），他是现代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论传统》这本书里，他一再强调不管怎么反传统，人都是活在传统之中的。这对我的影响挺大的，后来，我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代研究，尤其是中国现代和传统的关系。

图：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1910年7月1日—1995年1月23日）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83年获巴尔赞奖，主要作品有《论传统》（Tradition，1981年）等。

再往后，我就跨到了对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但都比较注重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专业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其实挺晚的，我已经快40岁时才开始。也是因为机缘巧合，98年我得到去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当时杜维明先生主持哈佛燕京学社（Havard-Yenching Institute），燕京学社本来是司徒雷登等人组织的基金会，目的是支持燕京大学的办学，但因为大陆政权更迭，中断了很久，80年代中后期才恢复对大陆学者的资助。杜先生觉得我背景不错，既是哲学系出身，又对社会政治儒学感兴趣，就邀请我过去访学。在杜先生面试的时候，我说，儒家如果要有现代活力，必须有助于解决中国当下的政治问题，所以社会政治儒学比个体心性儒学更重要。这个说法促成了我去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机会。

1998年我到哈佛访学，确实开了眼界。当时国内的江泽民总书记刚访问过哈佛，哈佛几乎每天都有世界知名学者来做讲座，人们说在哈佛的校园里随便撞上一个人，可能都是世界级学者。据说，几乎每一个晚上，哈佛可能有100间教室里同时在进行高水平学术报告，真的是川流不息。我英语听说不行，很多时候就靠留学生帮忙翻译。借助这些帮助，我觉得世界观被打开了，思维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了。

从那以后，我的研究就逐渐确定了新方向。我转向了政治哲学领域，开始研究国家理论、公共理论——这些话题在我读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学位时都没关注过。但我也延续了过去的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这个领域我一直在做，今年还可能出一本这个主题的新书。我主张的是儒家普遍论，而不是国内很多人主张的儒家特殊论。我坚持的是现代立场下的儒学研究。其次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因为国内反现代的思潮在近些年有很大的势力，虽然他们没有政治权力，但在思想上影响很大，尤其是他们清算启蒙、批判西方的态度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一直觉得，他们对启蒙的批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把关注点放在西方现代早期和现代成熟两个阶段，系统研究这些反启蒙思潮，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把握住现代对于中国的决定性意义。

以思想史研究奠基，我就慢慢循古今之变理解中国近40年的政治变化。毕竟，我是这40年的全程参与者，1978年上大学，一直到现在，改革的起伏，我都经历了。这些复杂的政治体验，也让我最终因应式地形成了三个研究方向，但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更系统、更理性，同时也更有现实感地去理解中国的古今之变。

学人：您工作之后负责过中山大学辩论队的教练工作，还率队夺得了200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能不能分享一些您当时带队的感受以及对公共演讲活动的看法？

2003年，基本上争论性的辩论接近尾声了。如果回顾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80年代，这也没办法。因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兴起了第一波辩论热潮，1986年还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大专辩论赛。那个时候，大学辩论赛、大专辩论赛的兴起，和新加坡传媒的介入有关，他们更习惯把这种比赛称作“大专辩论赛”。当时北大在1986年的比赛中好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最有名的当然是复旦大学，在王沪宁教授的带领下获得了冠军，那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

基本上，这种氛围一直延续到世纪初。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辩论赛的议题已经越来越社会化，甚至隐隐浮现向娱乐化发展的趋势。出现这一局面，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相对清晰，很多问题已经不需要再去争论了。80年代的时候，还在讨论到底要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要集权还是分权，要民主还是专制，很多问题都没搞清楚，大家讨论起来自然热情万丈，尤其是人文社科学生，甚至包括不少理工科学生也参与其中。

我自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参与辩论的。研究生阶段，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活动组织联系比较紧密，辩论社之类的活动一直都有参与。后来，团委就找我们一批刚毕业留校的研究生做教练。我个人还是受传统儒学影响比较深，觉得应该让年长的老师担任主教练，所以从90年代开始，几位年长于我的老师先后担任主教练，之后我才接手。一直到2002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时候，轮到我这个40来岁的人出面，做了主教练，并带队获得了全国冠军。当时的惯例是，获得全国大专辩论赛冠军的队伍，代表大陆去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所以，到了2003年，我顺理成章地继续担任中山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带着队员们出征国际赛。

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考虑辩论和学生心智成长、辩论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只是想着怎么把比赛打好。但当拿到全国冠军、要去参加国际比赛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按时髦话说，这可是关乎中国形象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辩论赛的定位。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文辩”不要“武辩”。但在我们夺冠后，不少辩论队批评我们，说我们辩论的时候缺少热情。其实，这正是我们有意追求的风格，我们希望让辩论更偏向议会辩论的风格，而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模式。辩论不是要把对手彻底击溃，而是即便因抽取辩题而决定的立场不同、价值观有异，也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开展交流。这就是我所说的“文辩”。

同时，我们也尝试打破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传统辩论模式。他们的套路是，一个立场，加上两个论据，再引用两句名言。这种模式学起来容易，但太过机械，既没真正做到掉书袋，又缺乏现场反应，基本上就是把事先准备好的内容倒出来。我认为，这样的辩论缺少即兴感，比赛的观赏性和互动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尝试了一种新的方式，而这种风格的改变也让比赛变得更有吸引力。再加上我们有密集的训练，几十位教授轮番给学生们讲解知识，这种短时间内的强化学习，对学生来说收获是非常大的，甚至比三年研究生、四年本科认真听课的效果还要好。毕竟，在十几个人的小班培训中，老师讲三个小时，学生想走神都难，因为他们就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听课。而在大课上，动辄上百号学生，想走神太容易了。

辩论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和我个人在中山大学的社团活动经历，以及一次次的偶然机会有关。但如果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它也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这和后来2010年之后开始流行的游戏化辩论，完全不是一回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的辩论，中国先秦的论辩，讨论的都是政治、社会乃至人生的基本问题，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确立价值观念、培养理性思维，并形成妥协精神。如果辩论不能做到这一点，它就失去了灵魂。所以，对我而言，辩论从来不只是一种游戏，而是带有政治性色彩的思考和讨论。辩论是有利于培养人的政治思维与行动力的。台湾世新大学辩论队的水平很不错，他们的主力辩手后来还当上了国民党的青年委员。

政治学研究要为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确立承担责任

学人：这个问题比较“入门级”，您觉得自己在从事政治科学的研究还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您看来这二者有什么区别？

任剑涛：你问得很客气，说是入门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为政治学自古以来并非一个次要的、边缘化的学问，而是关于人类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今天的中国政治学深受美国政治学的影响，主要走的是政治科学的路径。我本人虽然出身于哲学系，后来进入政治学领域，按理应当适应职业环境，转向政治科学的研究。然而，由于我的哲学背景，我实际上更倾向于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

尽管我常常声称自己在做政治哲学研究，但实际上，这一表述更强调我不愿意转向政治科学。那么，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选择？原因在于，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式建立在现代政治基本价值已经确立的前提之上。换句话说，它是在现代政治体系稳定运作之后，以经验研究为核心，探讨制度运行的具体机制与实际问题。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陆行政学化的政治学影响下，美国的现代政治学逐步兴起。美国人本身就对哲学持回避态度，实用主义的思潮正是这一特性的反映。因此，他们向政治科学的转向十分顺畅，并且伴随着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形成了交互影响的知识体系。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确立仍然需要大量的努力和资源投入。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的兴起过程中，实际上出现了两条歧路。当然，我所说的“歧路”是指知识上的歧路，而非政治上的错误。从现代政治哲学的立场来看，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本应致力于为现代基本价值和制度框架提供支撑，比如17世纪洛克、18世纪柏克等人所主张的政治价值，但它却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同时，因为受到非/反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潮影响，一部分研究者走向了政治神学，另一部分则偏向诗意化的政治思考——我称之为“政治诗学”，即带有文学化、象征化色彩的政治哲学书写，而非严格理性的政治哲学分析。

我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政治理论，而非单纯的政治哲学。虽然我仍然愿意与哲学界保持联系，因为那是我学术训练最为深入的领域，但与当下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我认为政治理论更具政治属性。当前的中国政治学体系大多科学化、公共管理化、甚至社会学化，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治学对现代政治价值及制度框架的关注不足。因此，相较于政治哲学也好、政治科学也罢，我更倾向于政治理论研究。

从方法论上看，我乐意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路径，即重视基于经验研究的政体类型比较，着力凸显政体的优化问题。尽管中国倾向于权力的学术叙述认为，国家的政体选择早在75年前已然完成，并断定当前体制是最优选择，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有诸多需要优化的地方。政治理论的价值在于分析和改进政治，而非仅仅接受既定结论。政治哲学的方向已因政治神学和政治诗学的介入而发生偏离，政治科学又拒绝进行价值判断和制度选择，导致其碎片化地记录政治现象，而难以回应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治学与现实政治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脱节，因此近年来学界不断感叹政治学的“社会学化”与“公共管理化”，政治学者的学术“投机”是造成这两种政治学自我矮化的重要原因。这直接导致当前的政治学缺乏对现代基本价值和制度框架的深入探讨，也未能有效回应权力结构的优化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理论必须直接与权力对抗，甚至推动革命，因为单纯的对抗并不能解决现代政治价值与制度选择的问题。相反，它需要的是一种长期而稳健的学术努力，通过持续的研究与论述，推动现代政治价值与制度机制的确立。这是政治学研究者的责任，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

这种立场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甚至可能会遭到严厉批评。但在我们这一代学者看来，如果中国无法完成“古今之变”的最后一步，即无法确立现代政治基本价值与制度安排，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近些年来，“国学复兴”的思潮下，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传统体系本身已然足够优越，只需重新拾起便可解决问题。但如果传统真的如此完善，那么1840年，中国为何会在面对现代化选择时遭遇失败？1911年，何以会发生共和革命？1919年，因何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1949年，又为何会发生彻底的政权交替革命？蒋介石提出“以礼义廉耻治国”，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外另辟蹊径，但国民党的失败本身便说明，这一模式无法真正回应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需求。

在当代语境下，无论是民族主义、神秘主义，还是斯特劳斯（Leo Strauss）式的政治哲学，都无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现实的方案。它们或许可以作为理论参照，但绝非现实的出路。我的研究最终归结于一个核心主题：中国的“古今之变”。这不仅是对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的学术探讨，更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现实的直接回应。

学人：在《混搭的承诺》一书中，您对于理论之间的差异和关系有非常精确和严格的界说：比如在“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观念”和“信仰”之间。但这种精确性似乎是很多得“意”忘“形”，追求“整体意境”的人所不愿的。您觉得在当下这个颇为“后现代”的时代，精确论述的意义是什么？

任剑涛：实际上，对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自古以来都充满分歧。人们观察政治的角度、方向、时期、选择和主张，都会使政治学既是最古老的学科，又始终保持新鲜感。你所提的问题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政治诗学之所以成为人们理解政治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它赋予政治以诗意的表达。但充满诗意的政治理解，却让人们对政治如坠云里雾中。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满意度往往较低，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人总是希望通过追求良善的政治生活来改善现状。古代社会对政治学的期望极高，其目标是为“良善生活”、“美好生活”（Good Life）提供答案。然而，现代政治学则十分清楚——它无法提供良善生活的答案。这正是施派所表现出的非现代性，也是施派批判现代主流政治学庸俗化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学的首要任务是“兜底”，即保障基本的自由价值和民主政治，确保生命、财产与自由，而非对“善”或“美好”提供终极解答。这是因为何谓善、何谓美到答案人各有异，一旦进入“美好生活”之争，政治哲学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价值竞争难以自拔，这就是所谓的“诸神之争”。

图：《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任剑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在中国，施派的立场十分明确——他们始终声称自己的价值信仰优于现代价值。然而，他们在改善现代制度方案上的尝试无一例外地会以失败告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施派在实践上均未能提供有效的现实方案。事实上，即便是美国施派的新生代领袖，如哈佛大学的曼斯菲尔德（Harvey Claflin Mansfield Jr.），对中国施派也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列奥·施特劳斯并不反对现代性，相反，他是现代价值和制度的同路人。然而，在简中世界的传播过程中，施特劳斯却被塑造成现代性的反对者，导致不少激进批评者指责他对自由民主缺乏好感，甚至怀疑他是否在单纯针对魏玛共和国或辨析法西斯主义。这一质疑促使美国施派不得不做出回应。曼斯菲尔德尽管对美国现状有所批评，但他并不认为施派是要用柏拉图式的方案取代现代政治制度。这是他认定自己老师的重要贡献是隐微写作而非倡导反现代理念的原因。

然而，在中国的政治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起，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施特劳斯的理论长期被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被全力倡导。施密特后来之所以被中国施派抛弃，正是因为他始终试图在现代性框架内寻找魏玛共和国失败的答案，而非彻底反对现代政治制度。简中世界的施派则不服气，试图将施密特改造为一位完全反对自由民主的人物。事实上，二战后流亡海外的德国思想家，大多都在试图解释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我一直认为，德国思想界直到今天仍在对魏玛时代及其后续的德国道路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使得他们在理论表达上往往以普遍主义的话语呈现，但其核心问题却仍带有深刻的特殊主义色彩，且因此不得要领，未能真正触及德国悲剧的思想根源。

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某些遗憾。自晚清以来，德国思想对中国的政治理论影响极大，至今仍主导着汉语世界的现代政治思考。甚至可以说，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始终是德国思想主导下的历史，而非英美思想的演进。这使得我们的思想资源结构非常单一，以致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我们的理论趣味与政治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张力。事实上，“德国—法国”思想主导汉语世界，使得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一大遗憾——即我们过度依赖德法思想，而较少吸收英美政治哲学的养分。这一趋势在中国施派的理论建构中尤为明显。他们高度重视现世英雄，这一点与国学对圣君的推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施派在理论上虽批判权力，但最终却与权力紧密结合，而他们的共同对立面则是现代主流政治哲学。

当然，权力转型并非易事，前进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然而，当理论为权力提供论证时，我们必须思考：这究竟只是一种学术界的误导，还是权力本身也需要这种误导？继续深究下去，可能就涉及对整个知识界、甚至权力体系的批判，而这无疑是个敏感话题，因而就此打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坚持现代立场仍然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权力并非绝对顽固或不可动摇。自中共二十大以来，官方对现代化的重新提倡，正说明中国仍然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转型的现实挑战。

学人：您之前所提出的当代政治科学背后的政治价值，跟政治哲学之间有关联吗？

任剑涛：是有关联的。美国的政治科学呈现的是政治价值选择确定后的结果，它的立宪制度已经相对稳固了，对政治现象可以进行实现了价值确定性基础上的定量研究。1787年立宪以来，美国的宪政框架始终保持稳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社会一方面偏向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又受到进步主义、普遍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影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真正动摇过美国的宪政基础。因此，政治科学与政治价值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当稳定的。在我看来，对它的应然关系一个最简单的概观，就是立于17世纪洛克（John Locke）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制度主张。洛克的价值理念到了18世纪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并在19世纪向全球进一步传播。它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政治科学的研究依赖于社会的稳定性和制度的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让社会僵化，而是指社会应当具备一个基本的结构和价值体系。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结构”正是这种社会稳定性与制度确定性的体现。

图：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著名英国哲学家，最具影响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并被广泛形容为自由主义之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洛克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

基本结构指依宪治国的法治框架，而基本价值则是洛克所强调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些价值在法国大革命后进一步演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当这些价值体系趋于稳定，基本结构及立宪机制确立下来，社会便具备了进行政治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唯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中，政治科学研究所仰仗的数据和个案才是可靠的。

人们在进行政治科学研究的时候，无论是进行面对面的访谈，还是处理数据或者建模，都不会、也不应该是在一个不可靠的、甚至不得不撒谎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所谓科学研究。如果没有现代的基本价值和结构，政治科学的研究是不可靠的，因为哪怕是在问卷提问的时候，填写者会因为潜在的风险把他的真实想法遮蔽起来。在面对面的访谈中，刻意的回避或以政治正确的态度作答更是普遍现象。有存在明显风险的情况下，提问受访者对某个政治人物、某个政治组织或某个政治价值的评价时，他一定只会按政治正确的方式来回答。这种政治科学实际也丧失了科学性。所以在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一个稳定的架构以保障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时候，政治科学研究，难以与真正的科学相提并论，这一研究中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始终面临挑战。这里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与事，只是一个一般的推论性结论。

经典政治思想家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学人：您认为“历史源流”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意义是什么？在历史上，除了不同观念之间的大分裂和再重组，其背后人物（从马基雅维利，到阿伦特，再到福山…）的生活和事业起伏对于理解政治理论是否重要？

任剑涛：任何一位在观念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痕迹的重要思想家，其观念的形成都深受个人生活处境的影响。人的思考总是在特定环境中展开，而一个思想家的生活经历、兴趣、家庭背景、学业、职业发展、社会评价等因素都会直接塑造他的判断力、对问题的关注点以及理论构建方式。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他思想的激烈程度或理性妥协的取向，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思想走向。

从政治学奠基之时就可以看到，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非常成功，他可能会对政治实践产生极大的兴趣，但由于叙拉古之行的失败，他的《法律篇》或者《政治家篇》对政治的思考方向发生了变化。同样，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曾教授亚历山大大帝，但亚历山大大帝几乎不提及师生关系，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没夸耀这种联系，显然两人关系并不融洽。这反映了千百年来观念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观念想要主导实践，而权力却想用观念来粉饰自身，因此二者从一开始就不合拍。这说明思想家的个人经历和他的观念构造之间存在深刻的相互影响，而个人经历往往是理解其思想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

但仅仅从个人经历出发来理解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够的。真正伟大的政治观念史人物，必然切中了人们的一般政治处境和政治意愿。虽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平事迹、实际遭遇出发去理解他们的思想，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无法真正把握其理论的普遍价值。一个思想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思想史上的经典人物，不仅因为他有独特的个人经历，而且也因为他的思考触及了更广泛的人类政治隐秘。如果不从普遍体验、普遍价值以及一般政治结构的角度去理解它，那么他就不会成为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个人经历与其思想之间的区分非常重要。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思想家的原初思想结构，结合他的经历来分析其理论。其次，我们需要跳出他的个人经历，去把握他对一般政治问题的思考。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他的理论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具体经历，那对于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就难以产生共鸣。例如，中国读者在面对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或者俄国革命之后的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时，可能无法直接感受到他们的政治经验，因为我们并未经历过纳粹或苏联极权的历史。如果这些思想家只是诉诸他们个人的经历，而无法提出普遍性的政治观念，那么他们的思想在跨文化的理解中就会显得无关紧要。因此，真正伟大的政治思想必须能够超越个人生活的具体遭遇，触及到政治生活的普遍经验或感受，使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能有所共鸣。

我们在理解思想家时，需要进行三个层次的跳跃，首先是个人经历。因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个人经历，但不能仅凭此来解读其理论。其次是普遍性的政治处境，思想家也必须触及某种超越个人的社会环境共性，使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有所共鸣。最后是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因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不仅超越了个人境遇，还能提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念，使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

在中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个人经历——比如他与德国社会学会的矛盾、他的学术挫折——作为理解他理论的前提，那么他的学术价值将大打折扣。同样，研究者自身的个人经历虽然可能影响其学术立场，但并不决定其理论的普遍价值。例如，我自己长期研究政治学，但受一些学术权势人物的排斥，几乎无法正常参加专业学会的年会，也难以在某些重要的官方期刊上发表文章。然而，这种个人境遇并不会决定我的政治观念，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否触及到更具普遍意义的政治现实，而不是受个人遭遇驱使去发泄政治情绪。

最伟大的政治观念史大师，总是能够超越个人经验，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体系。就像一提到古希腊，我们就会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提到中国，就会想到孔、孟、老、庄；而在现代，则一定会想到霍布斯、洛克等人。相比之下，许多时髦的思想家，例如施密特，虽然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但可能还无法达到这些经典大师的高度。因为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不仅要摆脱个人经历的束缚，还要具备超越特定时空、民族与国家的能力，使其思想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保持生命力。

政治学与数学、物理学不同。数学与物理学的理论创新速度极快，因此，除非是从学科史意义回观，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再学习古希腊或先秦时期的数学知识。但政治学不同，即使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研究先秦和古希腊的政治理论。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历史向度，那些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能够超脱他们的个人经历，触及人类普遍的问题，从而让起思想具有跨越古今中外时空限制的普遍价值。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孔子的《论语》中看到对最完满政治的思考，这些思想不受古今界限的限制。

这种跨越性也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的不同层次。有些研究只是个人记录，可能有感染力，但理论价值有限；有些研究能够超越个人经历，揭示相同社会处境下的共性；而最高层次的研究，则能完全脱离特定历史环境，讨论人类社会的普遍政治问题。洛克的政治理论能否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媲美，还需要更长时段的检验。毕竟，他的思想至今不过四百来年。而柏拉图、孔子等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已经影响了人类两千五百年之久。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而关于第二个轴心时代是否已经到来，以及哪些人能够作为代表，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的问题。这也就是思想史上后发理论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不如先发理论的缘故。真正能超越第一个轴心时代并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思想是什么，还需要历史的持续验证。

今天，政治理论已经不再仅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运思，还必须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21世纪之前的人类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史，大致是通过人与人的互动而形成的。从当下到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人机关系成为政治思考的核心议题。

出版界的朋友感觉敏锐，已经有编辑约我写“人工智能的政治学”专书了。但目前这一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写作条件尚不成熟。因为我们尚未完全理解人机合一的未来结局。人机合一可能有多种方式，比如人机合一于人，人依然保持人的主体性，但依赖技术增强自身；或者人机合一于机，机器全面控制人类，使我们的身体与意识成为机器系统的一部分。纳米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使这种可能性崭露出来。西方科学家设想，未来人类体内可以植入十万个纳米机器人，保持人体的生理参数达到最佳状态，这时的我们，还是“人”吗？

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重新塑造政治议题。例如，苏联曾经在半导体发展上的决策失误，使今日俄罗斯在科技竞争中被远远甩开。苏联解体前，曾有十来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而自1991年后，俄罗斯在前沿科技上的贡献几乎为零。如今，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几乎与俄罗斯无关，而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领域遥遥领先。在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跨学科研究中，科技发展状态与政治状态紧密相连。而科技的最近突破，所催生的政治议题更是结构性刷新着既有的政治议题。

政治观念的未来发展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新兴科技，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因此，未来的政治理论可能需要彻底重构，传统的政治观念也许都会成为“过去式”，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