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副教授
通往“未来”的社会学：认识延展与核心议题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 | 吴越菲
责任编辑 |何钧力
相较于对过去和当下经验的再现，“未来”的重要性被社会学研究忽视，甚至始终未能进入其主流视野。21世纪以来，社会学正在重启对“未来”的研究兴趣，并思考通往“未来”的新认识通道和知识生产方式。当前，“未来”不仅获得了现代意涵，还逐渐成为考察社会变迁中人类能动性和时间开放性的重要认识范畴。围绕“现实未来”“主观未来”“潜在未来”和“替代未来”，未来社会学研究以多元化的研究进路，通往真切的人类未来经验、潜在的社会进程和可欲的发展空间。
探源历史和怀抱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双生”思想引擎。历史、现实、未来彼此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习近平，2014:155）。相较于对过去和当下经验的再现，“未来”的重要地位被社会学研究忽视（Mische,2009:695;Beckert & Suckert,2021）。当代社会被深深地打上了进步、改变、创新的烙印，这使得历史经验在解释社会变迁的偶然性和突生性上面临认识局限。没有“历史”的社会学容易错失基于中国文明主体的提问，陷入抽象经验主义（肖瑛，2014；李荣山，2022）；而没有“未来”的社会学将遮蔽人类社会生活中居于关键位置的未来经验，难以捍卫社会和科技产品的影响不断向未来延伸的世界（Adam,2011:592)。“未来”与社会学的重新建交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一、重启“未来”议题的当代社会学
社会学依赖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和现时的材料收集来建立对现在的认知，因为在这里研究者最有可能对数据的性质加以控制（卢晖临，2004）。将当下的现实经验视为过去塑造的结果，这种回溯性的解释模式构筑了社会学鲜明的时间特质。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根本上反思学科的时间框架以及“时间”的基础性作用是社会学界尤其值得关注的研究进展（Adam,2004:3；Tada,2019）。社会学正在重启对未来的研究兴趣（Adam & Groves,2007;Urry,2016;Coleman & Tutton,2017;Hernes & Schultz,2020），并对其形成新的理论感受力。贝克特（Jens Beckert）和苏克特（Lisa Suckert）对1950—2018年571篇英文社会学文章的分析显示（Beckert & Suckert,2021），社会学对未来议题的关注在2000年以来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阶层不平等、教育、家庭、经济、身份、文化、性别等领域。在中文学术界，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未来面向也开始显现。比如：理论社会学的未来投向（杨敏，2005），社区建设中的未来性（田毅鹏，2020），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与治理（谢立中，2020），社会心态研究中的未来预期（王俊秀、张衍，2022），未来导向的“期望”“渴望”“希望”对婚育、教育、职业、消费行为的影响（林晓珊，2018；李佳丽、胡咏梅，2021；苗国、黄永亮，2022；苏熠慧、施瑶，2023），技术社会的未来图景（邱泽奇，2024），等等。
尽管社会学一度被认为应该是最能阐明未来可能性的学科（Kumar,1972），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未来”甚至始终未能够进入其主流视野。局限于惯习、重复和基于过往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对于未来的理解仍然是单薄和静态的（Mische,2009:702）。首先，“未来”的现代意涵与诸多前现代的旧观念（比如将未来简单化地等同于线性时间序列中的时间范畴、即将到达的地点、尚未发生的事件、被定义的命运、等待填满的空白空间、令人悲喜的图景等）相互纠缠，因而并未得到充分澄清。其次，相较于现代世界的物质和空间扩张，时间扩张并未得到充分重视（Adam,2024）。尽管自古典社会学以来就不乏对未来社会的关切，但未来如何作为一个分析棱镜来理解社会变迁中的人类能动性和时间开放性仍然缺少相应的理论化努力。最后，社会学的未来观点零散地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段和理论脉络中，而缺少统整式的呈现。未来习惯性地被假定具有“非事实”（non-fact）属性，这极易触发社会学直接的理论回避。
社会行动与时间结构在连续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自反性关系，要求研究者在社会学知识与时间之间建立更为充分的反思性关系，揭示“物质性—意义性”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复杂交互性。问题是，立足于过去和当下经验的社会学如何能够研究看似无形的“未来”，这其中存在巨大的知识鸿沟和逻辑对张。如何破解社会学在把握“未来”上的概念和经验双重障碍（Tutton,2017）,学科知识路径亟待阐明。鉴于此，本文在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反思性地倡导通往“未来”的社会学，以期助推未来社会学的话语显现。
具体来说，本文将递进性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本体论层面，“未来”如何脱离前现代旧观念，而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涵的分析概念？本文将首先回顾“未来”概念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历史演变。二是在认识论层面，社会学如何延展认识链条，建构思考未来的视角？本文将进一步剖析未来社会学所面临的认识障碍以及新近研究所倡导的认识转型。三是在知识论层面，社会学如何在具体领域中生产并积累有关于“未来”的知识？本文将类型化地呈现通往“未来”的多重研究进路，并以此为基础引介若干核心议题，以便读者总体把握当前未来社会学的知识图景。
二、走出“未来”的概念迷思
未来与个人和社会如影随形，但“未来就像一面死墙或迷雾，隐藏了我们看到的一切对象”（Hazlitt,1822:29）。长期以来，未来被认为是一个不存在、不具有现实地位的领域（Weigert,2014），归属于非真实的想象范畴和超科学的概念范畴。“过去”是个知识论问题，“未来”却是个形而上学问题（赵汀阳,2016）。面对“未来”的概念迷思，反对未来研究的声音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既然人们对未来一无所知，那就最好保持沉默”(Schulz,2015)。
本文无力在漫漫的人类思想史中回溯不同的未来观点，而是将“未来”视为现代性的概念产物，重点阐释其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内涵流变。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存在两种主导的思想形式：一种是被神秘主义解释笼罩的人类文化（比如魔法、巫术、占卜等）；另一种则是哲学和宗教文化思想中酝酿出的多元时间意识和未来观（比如古希腊的绝对时间观，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循环往复的时间观，道教的相对时间观，佛教的轮回时间观等）。这一时期的思想要么将“未来”视作由神秘力量决定的、即将发生的事件或现象，依据过往征兆提前预知命定未来（deterministic future）；要么将“未来”理解为某种预定秩序的构成部分，等待未来话语和未来叙事的揭示。自启蒙运动以来，“未来”重新回到了人类手中。这一时期的未来思想转向于强调未来的非决定性，将未来视为可以被现在掌握控制或有待通过理性实现的东西。
20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一体两面地赋予了“未来”全新意涵。一方面，现代化的积极进程催生了蔓延近一个世纪的未来主义思潮。进步的未来观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以超越性和前瞻性视角为特征的新时间意识。为了积极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机遇，对未来的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从以“预测”为主导转向以“控制”为主导的方法论（Bell & Mau,1971:xiii）。另一方面，在20世纪世界战争、社会运动、现代文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爆发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化的负面进程进一步使朝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成为流行的思想框架。
社会学自初创以来就不乏对未来社会做出预测并积极建构工作（Manuel,1962）。比如圣西门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制度—实业制度、孔德在社会动力学中对工业阶段（实证社会）的构想、马克思关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论述，以及斯宾塞将“未来”用于反对福利和适者生存的基本论点等。在古典社会学中，“未来”不仅被视为对管理社会有用的知识，也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生活。乌托邦的创造亦被认为是恰当和独特的社会学方法（Wells,1906:367），不仅被用于表达对更好的存在和生活方式的渴望（Levitas,2010），更被用于在方法论上提供理想社会的比较性基点以促进迈向理想社会的变革，这种思维方式在涂尔干的“失范”（anomie）和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中都能够得到回应。这种将更好的未来带入现实的努力得益于奠基时期社会学搭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相贯通的学科框架。
进入20世纪，对“未来”的理论激情由于科学逻辑的牵制而受到了极大制约，超出感官范畴的未来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似乎格格不入，对未来社会的论断也因“不合法”的规范性方法而受到批判。在诸多社会学理论中都可以窥见对未来话语的间接回避或焦点转移。比如，结构功能论在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成机制上对于时间的处理方式更加隐蔽。无论是内含目的的单位行动，还是分化和进化的社会系统，过去和未来都被置于“现在”（何健，2015）的时间框架下，不断被当下事实建构和替换。阐释学理论强调意义，将社会行动包围在非时间的当下，同样规避了对未来导向变化过程的直接讨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争重燃了社会科学对于“尚未到来”（not yet）的知识兴趣。社会学对“未来”议题的关注经历了短暂的回归，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课程和项目。在美国，越南战争所造成的社会裂痕、广泛的自我怀疑和对社会未来的质疑酝酿产生了“未来社会学”的旗帜。1971年，《未来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Future）正式出版（Bell & Mau,1971），倡导将描述、分析、批判和规范立场结合起来，开展包含研究者价值与责任的可能未来研究，从而发挥了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变革推动者和未来工程创造者的角色。不过，这种指向未来图景的研究并没有在实证主义的浪潮中幸存下来（Adam,2024）。不仅如此，在以描述、诠释和统计验证为传统和主流方法取径的社会学研究中，“预测”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则似乎无关学科要旨（陈云松等，2020）。
21世纪以来社会学重启对“未来”的研究兴趣，这可以说是对时代需求和学科知识处境的双重回应。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就是以过去为中心向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转变（Assmann,2020）。当下，未来不再是无形的、隐性的未知世界。相反，未来已经到来（Urry,2016:1）。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极大加速了人类进化，在符号和物质意义上创造出了未来的真实性。诸多社会进程模糊了时空边界并向未来延伸。风险、威胁、损失、灾难、恐惧的不断出现，以及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决定性的发展现实凸显了人类如何在变动时代中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在此背景下，社会学亟需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工具来正视当前加速、复杂、交错的社会发展进程。与此同时，21世纪的社会学在学科危机意识之中开始反思机械时间观的认识局限、个体主义—实用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以及社会变革干预角色的缺失，出现了一股重构社会学时间框架与解释模式、倡导前瞻性思维的新兴研究势头，使面向未来的社会学（future-oriented sociology）成为可能。在本体论层面，社会学开始关注使“未来”成为一个理解社会结构化的重要分析概念，其不仅被视为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社会结果的重要变量。
三、通往“未来”的认识延展
在认识论层面，通往“未来”的社会学涉及社会学如何基于自身的学科传统延展并建构思考未来的认识视角。事实上，古典社会学家就已经敏锐地识别到了“未来”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张力。科学的逻辑使人们对未来的研究成为一项危险和最困难的努力（Weber,1949）。推进“未来”与社会学之间内在整合的关键是：“未来”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社会学主导的知识体系重新衔接。
（一）时域社会理论的认识演进
社会学的未来研究受阻与其对未来的传统理论假定（即将过去—现在—未来视为分离、脱节的非连续领域）不无关系。这一假定认为只有现在具有现实地位，而未来往往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携带着诸多规范性假设。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服务于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未来”讨论是危险和错误的（Urry,2008:262）。近年来，时域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temporality）反思性地提供了非线性的认识进路来使社会学重新参与对未来的讨论。
1.不可分割的过去—现在—未来
“未来”与“过去”“现在”一样，都是重要的时间领域（Flaherty & Fine，2001）。现代社会构筑出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分割时间，其背后的逻辑是：社会系统通过时间将不同活动展开并放置到不同的时态范畴，以提升其适应复杂性的能力（郑作彧，2022）。在社会学领域，米德很早就纠正了将过去和未来视作两个独立思想领域的观点（Mead,1932）。时域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进一步反对以割裂视角来看待未来。在一个正在进行的世界中，时间可以被定义为由“当下”所区分开来的“过去/未来”这组差异的同一（Luhmann,1976）。在整合和贯通的时间流中认识“未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洞见。
一种认识认为过去与未来不断在当下形成非线性的交互。过去—现在—未来作为时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事件和活动的不同时间取向，也是三个不同的意义空间。过去与未来交汇在当下，向现在开放、由现在塑造，比如基于未来的战略目标来对历史进行选择性地阐释。过去与未来通过被掌控和调适，以此来保卫当下（Nowotny,1994）。未来是多向度的“箭”，它不仅是指向尚未到来，也是一种思考过去和现在的方式。
另一种认识认为未来就是扩展的现在。亚当（Barbara Adam）曾说过：“真实的过去和真实的未来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获得的，但通过思想，它们能够在‘现在’中向我们开放”（Adam,1990:39）。在米德（George H. Mead）的时间哲学中，“当下”才是个人经验的中心（Mead,1932）。未知的将来不断向瞬时的“现在”靠拢，而“现在”则不断转化为被遗忘的过去，如同流动的沙粒难以捕捉（徐律,2020）。20世纪末以来，时间突破了传统的认识框架，被理解为一种不断流逝的临时性。时间流等同于无数现在时刻的重复（Malabou,2000），没有起点和终点。社会行动的未来性不断消失在接近当下的事实结果之中（Adam,2010）。当下面临无限多可能，因此也是极不确定的未来。不断涌现的当下结束了诸多可能性，又重新开启了诸多可能性，这正是时间赋予社会系统的过程意义。
2.时间扩张视角下的未来化
社会学强调以过去和当前事实为基础来形成学科认识，这里的“事实”主要是指社会世界已经呈现出来的物质现实。这样的假定导致缺少物质现实的未来与社会学之间长期缺少认识匹配性，形成了“没有未来事实”的判断（Bell & Mau,1971:9）。然而，传统物质事实观难以揭示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开放性和瞬时性特征，否定了持续、潜在的未来化（futuring）过程。
当前社会学领域中开始呼唤通过时间视角的扩张来认识作为一种过程而非物质结果呈现的未来事实（Adam,2024），即非物质未来（immaterial future）。非物质未来以“尚未”的形式出现，它不存在于结果世界之中，而指向正在进行中的、尚未形成可见结果但又真切存在的事实。一方面，未来化强调超越单纯依赖经验数据的传统认识，将社会学的认识对象扩展至潜在和内在的社会过程。这就意味着对于“事实”的理解需要从一种实践化的结果转变为一种时间延伸的过程。另一方面，未来化要求突破事实—观念的传统二分，建立一种有关于“未来”的新事实感。通过时间视角的扩张，未来以非物质的形式得以显现，它潜在地唤起了现实的改变和创新，过程性地将新的东西不间断地融入相互依赖的现有网络中。
（二）重释未来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
一个悬而未决的认识悖论在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总是面向未来或受到未来约束，而主流的认识路径则是以过去和当下经验为基础进行描述、诠释和统计验证。一些描述当下时代的重要概念（风险、危机、不确定性、非决定性、未预期后果等）都指示着社会学不可避免地需要扩展新的认识空间，与被科学逻辑排除在外的“非知识/无知”重新建立联系。
1.纳入经验研究范畴的“未来”
社会学以“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先进性自居，试图获得超越“形而上学”“经院哲学”的科学性。为此，充分理解科学探究模式所能触及的未来是极为重要的。韦伯在20世纪初期就讨论过科学逻辑领域内可以开展调查的“未来”。如果将未来视为一种社会文化事项，那么社会学需要考虑个人追求的目的、理想、期望和信仰，以及社会构成的价值观、规则和道德准则。在方法论上应当通往一种基于主体的调查模式，以探索超越经验可及的感官资料所构成的社会文化世界（Weber,1949：89-107）。
对未来的研究是一个适当的科学探索领域（Amara,1981:25-29），这一论断同样在新近的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回应。“未来”对于现实具有双重性影响，即指导当下和导向未来，这种影响渗透在个人和社会、主观经验和客观经验的各个方面。为此，“未来”与经验研究并行不悖。未来社会学的研究关照并非是创造一个更好的模式来预测或识别未来，而是打开了新的通道来更充分地认识立体、时间交错的经验世界。只要当下的事物、行为和话语被锁定在创造特定的未来上，那么“未来”就是真实的（Selin,2008）。社会学可以通过经验性地研究事物（原型、战略计划、设计草图）、行为（投资决策、教育计划、化学过程比如污染）或未来语言（科幻小说、饭后谈资、政治承诺）来接近最为直接的未来对象。
在当前社会学语境中，“未来”通过不同的认识路径被纳入经验研究范畴：（1）落脚于未来的社会性，通过经验研究考察“未来”如何成为嵌入社会、不断被社会建构和生产的事实结果（Brown et al.,2016）。也即从社会生产的角度认识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对未来的创造、构建、竞争、殖民和消费。（2）落脚于社会的未来性，通过经验研究考察未来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影响与后果。也即认识未来如何作为社会构成和社会运转的基本要素而对社会产生始动性。与早期未来理论中强调“未来”的思维特质（mind-based nature）不同，当前社会学更加突出在经验层面发现未来在资源动员、动机生产、义务创造、偏好合理化、行为规范、社会网络建构、群体意义共享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
2.未来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现代化背景下的未来社会学研究从控制科学中汲取灵感，呼吁社会学家认真审视他们在预测未来、实现和平与可持续未来方面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社会学经历了一场面向未来的认识变革，侧重于通过社会指标体系的发展来实现对社会变迁趋势的监测和控制，社会学家大量参与到科学导向的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决策咨询中。与20世纪不同的是，21世纪社会学对“未来”的重新聚焦则产生于对“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偏执的反思以及学科发展内外危机的基础之上。从内部来看，自然主义模式与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走向使社会学深陷学科危机——社会学研究要么过度倚靠自然科学模式，以致于对人类权利视角和道德问题视而不见；要么刻意地破坏社会学的科学基础，以致于社会学成为多元理论意识形态倡导下的狂热主义阵地（Ewen & Katz-Fishman,1995）。从外部来看，21世纪的社会学深陷外界判定的无用论危机。“社会学的制度发展，它对科学性的防御性主张，以及它对规范性的敌意，特别是对乌托邦的敌意，使得这门学科在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危机时，既不那么有趣，也不那么有用”（Levitas,2010）。
现代社会进程所表现出的过程性、时空离散性和未来化特点已经超越了单纯依靠当下和过往经验的认识范畴。当未来作为一种社会目标而型构当下社会规范时，人们对未来的依从既非理性计算，也不仅单一地受制于因果机制的决定，而同时受到道德、文化和灵性的指引。未来社会学研究与一般科学不同，它同时强调价值理性的特征，声称即使是价值观也可以理性地讨论和研究（Mannermaa,1991）。
社会学具有的“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费孝通,2003:16），既需要发现客观、普遍的模式，也需要在个体的历史案例中寻找主体性。值得思考的是，是否只有当未来成为过去或当下，才有可能被研究？或者说，是否只能从过去和当下的视角出发认识未来？当前社会学的未来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包容性主张：比如，如果说社会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么社会学的未来研究应当辩证地考察特定社会如何差异化地思考、想象、实践和言说“未来”；通过开展未来研究，社会学能够捕捉一种指向尚未发生、包含预期意识的人类经验可能性，其核心是认识投射性（projectivity）如何成为行动者与社会系统的基本特征；立足于规范社会学的立场，对未来社会的认识核心是人类的需要、欲望或害怕如何能够被社会实现或阻止（Andersson,2018）。
（三）未来取向的认识延展
20世纪末以来，在科学和技术研究、流动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兴起的未来研究使社会科学家改变了对社会时间理所应当的态度。时间和暂存（the temporal）对于社会理论的价值开始被不断提及（Adam,1990;Abbott,2001），也在时间维度上延展了社会学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变迁的认识。
1.未来取向的社会行动
在理解社会行动方面，时域理论新近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学重“意义”而轻“时间”、将时间视为一种隐性而非显性特征（Adam,2004:3）的理论传统。除了“结构”之外，“时间”是另外一种基础的行动图示，这便是“时间嵌入的社会行动者”（Orlikowski & Yates，2002；Schatzki，2006）。社会行动概念的“第一个重要含义是，一个行动总是一个时间过程。时间范畴对于这个系统来说是基本的”（帕森斯,2003：50）。行动者与时间结构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加强的反身性关系（Orlikowski & Yates,2002）。时间不再被认为是行动的影响变量或外部参数，而是实现自我转型的内生动力和规范表征（Vandenberghe,2018）。
当社会学理论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时间性，未来对于认识行动者及其行动的意义便呼之欲出。未来取向的社会行动（future-oriented social action）被诸多理论家论及，比如帕森斯（2003:49-50）的“行动过程的未来事态”、默顿（2015:258-259）的“自我证实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与“自我挫败的预言”（self-defeating or suicidal prophecy）、米德（2003:42）的“朝向未来的选择性感受倾向”（selective sensitivity）、吉登斯（2011）的“非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布尔迪厄（2009:243）的“时间化之实践”（temporalisation of practice），等等。未来被视为行动者时间意识的重要面向，受到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制约，生发于周期性的过往经验。简而言之，“未来就是活动（handlung）”（许茨，2017:85）。
当前社会学进一步延展了对社会行动未来性的认识。一种认识路径是将未来视为外生于行动者的未发生事物。社会行动基于无数对未来的假设而展开。未来为社会行动构筑了限制性，驱动行动者做出当下选择，也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为社会行动不断输送意义。行动者通过前摄性的预期、渴望、期望、希望、想象、计划、筹划和愿景从事反思性的活动，在实践中逐步填充空洞的行动空间。因此，未来是行动者处理和转化现实的关键媒介。另一种认识路径是将未来视为社会行动本身具有的内在向度。“实践自身就包含了对这些规律和趋向的预期，也就是，包含了对未来的一种非设定性的指涉”（布迪厄、华康德,2004:183）。“实践不是发生在时间之中，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创造了时间”（Atkinson,2018:355）。时间性内嵌在能动性之中，未来取向的社会行动不仅构成行动者自洽、自我参照的行动秩序，还使社会行动因前瞻性而呈现新形式和多样的创造性。
2.未来取向的社会变迁
在当代社会中断裂性、不确定性、全球冲突及各种危机剧增的背景下，社会学开始延展思考未来的宏观视角，探究社会生活中的未来性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交互性。未来取向的社会变迁首先意味着从跨时域的角度扩展对社会构成的认识。社会并不是时空中被组织起来的社会互动和义务，而是表现在人类对当下的选择和决定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中（Bell,1996）。在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方面，未来都是影响社会大众情感状态、促成活动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比如贝克特从“想象的未来”角度理解虚构的预期如何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如何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危机（Beckert,2016）。社会群体所持有的未来图景对政治活动和社会秩序变迁同样关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黑人反殖民运动等无一不依赖于对新未来的想象。未来不断向当下社会渗透，为社会生活构筑了希望与担忧、乐观与悲观、振奋与疑虑、已知与未知交错重叠的精神基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意义。
不同于对确定未来的追求，未来取向的社会变迁延展了理解社会发展自创性和偶发性的视角。社会是一种期待，或多或少地向人们开放，由过去塑造未来的线性时间因果逻辑不足以解释社会变迁的现实。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假设了一个历史的线性模型，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只有遵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国家的发展道路才能克服发展落后的困境。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学者对这种“封闭未来说”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们坚持历史的特殊性与社会发展的能动性，而不是决定论。未来取向的社会变迁聚焦于理解社会发展如何突破历史决定论，通过面向未来的社会想象，反身性地塑造出发展的新颖性，迈向开放和可欲未来的系统社会实践过程（Jasanoff & Kim,2009:122）。“未来”表达了共享的价值和信念，构成了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编码了美好社会的集体愿景，从而赋予了社会变迁丰富的自创性。未来取向的社会变迁也极大地挑战了被人类能动性完全殖民和操纵的发展假定。尤其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运用的背景下，对倒转、错乱、不确定、非线性、偶发性社会变迁的认识需求迅猛增加。
四、未来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与核心议题
社会学并不接受社会之外、与社会经验分离的“未来”概念，聚焦于将未来（futurity）视为一种时空的双重范畴，并考察其如何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当前未来社会学的多元研究进路在根本上源自于不同学者对“未来”在时空尺度上的差异定位：未来作为一个时间范畴，时间跨度是未来时间性的基本构成。以“现在”作为关系参照，未来究竟是“当下”（in the present）的极限逼近，还是“未到来”（not-yet/to-come）的遥远时域？未来作为一个空间范畴，空间开放性是未来空间性的基本构成。依据空间开放性程度，未来究竟是有其自身结构秩序、受到制约的经验空间，还是不断被人类能动性开放塑造的超经验空间？基于此，本文以“当下—超当下”和“经验—超经验”两大维度建构理想类型，总体性地勾勒未来社会学研究的知识图景（见图1）。
现实未来强调未来作为社会经验的客观现实性。从时间性上来看，未来与现实相互嵌套。未来以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为计划、预测、项目和活动等未来导向的社会行动，对现实社会生活发挥着建议、定向、义务创造等客观功能，不断定义当下、为构建事实提供持续的资源，并对社会生活带来预期或非预期的现实可见影响。从空间性来看，未来被理解为社会文化实践空间中形成的物质—话语（material-discursive）结点领域。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未来表征（未来故事、未来叙事、未来话语）涉及特定社会对未来的基本看法和集体话语，其与科学技术、实践系统、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基础密不可分。现实未来受到既定空间的限制性影响，是被组织化和结构化的社会文化实践（Oomen et al.，2022）。在“现实未来”的研究进路中，研究者可以立足于当下情境，通过科学方法来探究社会的现实未来性以及未来的社会运作过程，进行因果推断和变量关系的探查。
主观未来从超现实性的心理—意识活动角度来认识未来。从时间性上来看，未来被视为一种超越当下的思维（mind）,是一种不具有物质形式的想象存在，反映在具体个人的主观世界或集体意识中。未来依托人类跨时域的心智思维和前摄性的反身意识而存在，指向一系列非直接性、认知性、情感性和体验性的超现实经验。从空间性来看，主观未来构筑了一个虽未发生、但计划发生或想要发生的超现实经验领域。这一领域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到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结构的限制与塑造，标志着社会群体共同创造和维持的意义秩序。主观未来以超当下的感觉和想象、以“有距经验”（米德，2003:65）的形式发挥作用，不仅能够使行动者在当下做出前摄性的准备行为，还能够作为一种集体的社会文化产物，为超现实的未来创造实现条件。在“主观未来”的研究进路中，研究者可以探究行动者主观的未来图景和未来意识与客观社会规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个人或群体的未来直觉、经验、体验及其生成机制进行深度诠释。
潜在未来强调未来的相对开放性。之所以是相对开放，是因为未来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不可能被完全知晓或控制，但又不是一个完全无知的领域。不存在一个等待被发现的遥远未来，真正可以被知晓的只能是潜在未来,即与当前具有内在关联的或然性（probability）和主导趋势。从时间性来看，潜在未来强调未来与当下之间内在、隐蔽的时间连贯性；从空间性来说，未来不是无限度的开放空间，而是嵌入在特定的价值系统、制度规范和历史框架之中，往往以一种结构化的确定方式呈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未来作为一种当下的概率延伸，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过去的历史影响和来自当下的能动塑造，但也可能显现出从未显现的危机和意外结果。在“潜在未来”的研究进路中，研究者或多或少地相信，基于概率论的设计和调控，可以前瞻性地把握未来。一方面可以通过概率计算来预测潜在未来的或然性，探测影响和塑造未来的构成要素、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规划实践或可行的社会实验，验证有关于未来的不同假设，指引未来的方向或趋势。
替代未来强调未来不是现实对象，而表征着相对于现实而言的超经验存在。从时间性来看，“未来”将社会学的眼光转向超越当下的未确立（non-established）现象，表现出与当下断裂的时间属性。“替代未来”在反思旧进化论的基础上，关注当下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性及其所具有的划时代之“新”。比如，未来不仅是意识形态所占领的时间框架和内容叙事，也是政治活动的重要时间构成。从20世纪全球的政治运动中可以窥见，如何预测和想象尚不存在的未来塑造了全球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政治参与。从空间性来看，未来是饱含人类历史主动性的机遇和解放空间，其中包含着人们对可欲未来的规范情感、超现实场景和创造性叙事的构建，以及改变当下的解放行动。在“替代未来”这一研究路径中，研究者希望自己不仅只是时代的观察者，而且能够立足于公共社会学的干预立场，成为通往可欲未来的责任者与贡献者。研究者通过对替代未来的想象和实践来促进社会参与，加强弱势赋权，开展社会比较，介入现实变革。
对“未来”的探寻应当走向社会学思想的中心（Schulz,2015），这种呼唤在近年来各类未来导向的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现实响应。从多元研究进路出发，当前未来社会学围绕“现实未来”“主观未来”“潜在未来”“替代未来”形成了不同知识板块上的核心议题，可供社会学界同仁研究参考。
（一）日常生活、社会建构与现实未来
未来社会学研究将“未来”视为一个具有客观现实性的经验对象，在微观层面考察人们对未来的观点和体验如何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相交织，展示恐惧、希望和愿景如何塑造人的身份、意义和生活方向。对现实未来的考察常见于个体化或群体化的研究思路。前者通过自传的方式勾画个体的未来经验，后者则在更大群体规模上探查影响未来经验的因素（种族、性别、年龄、地点、收入、教育程度、移民经验等）。
现实的未来经验与社会分化、社会不平等议题相互交织，成为“现实未来”这一知识板块的研究焦点。一些社会群体缺乏未来构想和个人愿望，成为没有未来的人。他们缺乏社会地位、资源和所需的渠道，或是无法预测未来，或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未来愿景(Oomen et al.，2022:253)。在“有未来”和“无未来”之间（Tutton，2023)，不同社会群体现实的未来经验构筑了识别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的隐性标准。预期研究（anticipation studies）尤为关注社会发展中的边缘人群和社区，致力于在现实层面提升其面向未来的预期能力和未来知识。
探索未来经验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被社会性地建构，同样是“现实未来”这一知识板块的重要研究议题。未来社会学研究关注现实的未来话语/未来图景、社会权力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行动者想要实现某种特定未来目标的话，那么就必须参与到一系列修辞性、图像化的符号活动中。未来社会学开始关注有关于“未来”的故事、对话、隐喻、公共争论如何被表达，以及未来主张对现实的塑造，比如对经济投资、政治活动和社会政策框架的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未来图景是“对未来某个时间即将到来的事物状态的期望”(Bell & Mau,1971:23)，社会学可以分析是谁制造了社会期待，以及它们如何与决策有关。
（二）感觉体系、情感状态与主观未来
在公共领域中广泛宣传讨论的“未来”与人们体验和感受到的“未来”不同。前者被称为“大未来”，即对大规模、影响广泛的社会发展想象；而后者则被称为“小未来”，指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平凡、小规模、革命性更弱的生活趋势想象（Michael，2017）。未来社会学将社会主体所感知的和情感性的未来（Coleman，2017）纳入研究视野，并尝试通过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探测未来是如何被不同的群体想象和感觉的。近年来，社会学一再强调“恐惧”“希望”作为社会学关切对象的重要性（Cook & Cuervo,2019;Gili & Mangone,2023）。“恐惧”是一种强大的情感状态，它破坏性地摧毁了人类主体与未来的紧密关系，而“希望”不仅是否认困难现实的情感产物,更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策略。
感觉体系、情感状态与主观未来的议题引申出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学研究和实践领域——感觉社会学（sensory sociology）。感觉社会学以社会生活中不可见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关注到那些被传统社会学遗漏或是被排斥在外的东西，旨在揭示世界是如何以感觉的方式来被经验的（Coleman,2017）。当前，感觉社会学开始被应用到一些导向未来的行动研究中。感觉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未来想象的学术研究，而且包括与研究对象一同在行动中探索和激发主体未来，比如创造性地通过感觉方法和视觉方法来记录数据（Lupton,2020,2021）。同时研究者通过运用参与式的研究设计，使研究对象参与到对未来的开放想象中来。
（三）不确定性、前瞻性知识与潜在未来
当代社会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一个知识悖论：不确定性使得人类在社会发展中难以进行准确预测，但又使得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测性知识需求日渐突出。未来社会学研究必须要接受社会本体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设，也必然需要接纳不确定性成为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文军、刘雨航，2021）。
若要把握社会发展的潜在未来，核心议题是开启前瞻性的社会学研究。获得前瞻性知识不能简单等同于对未来的精确预见或者是表达某种未来愿景。这是因为未来预见或愿景并非是有关于未来的知识，而是展现特定、有限的未来可能性。面向潜在未来，未来社会学遵循概率或然性（possibility）和可能性（probability）的逻辑，投身于人口社会结构转型、社会不平等加剧、科学技术的复杂后果、全球冲突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紧迫的时代议题之中，谨慎地推测未来发展的主导趋势，识别潜在未来的核心原则和必要条件。当前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出现为未来社会学研究洞察潜在未来提供了新的数据资源和分析手段，也使社会学在新的条件下开启前瞻性的社会预测研究、强化决策咨询功能成为可能。
在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社会学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论倡导。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预测未来事件和行为的基本逻辑应当从因果关系的束缚中脱离出来，重新转向“描述”（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Halford & Savage,2017）。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关注经由科学技术调节和塑造的未来，创新地使用思辨（speculation）方法来推动科学、技术和未来研究参与者相互联动的知识生产（Meskus & Tikka,2024）。面向潜在未来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放弃历史视角或者放弃对历史现象的考察，而应当与历史社会学进一步合作，理解社会发展的多重时间动向。
（四）美好社会、乌托邦与替代未来
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指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它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刘少杰、王建民，2006）。当前社会学是否依旧能够在实现美好社会和未来希望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取决于社会学对时代的分析和诊断功能以何种形式延续。不同时代背景下未来图景对个体和社会所具有的变革价值使得对未来图景本身的研究成为未来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研究者考察他人如何预测未来以及预测何种未来，从而批判性地观察和分析未来被制造的社会过程与社会机制。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行动者如何动用一系列资源来创造一种趋势或者说服别人未来会带来什么。
与此同时，研究者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投身于制造未来的实践也在当前未来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反响。未来社会学被认为应当是饱含激情和富有生命力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乌托邦”的定义（Bloch,1986）形成了呼应。替代未来推动社会学开展“希望性的思考”,并将其视为能够带来改变的解放力量。在这一知识板块中，乌托邦不再是意识形态，而重新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Moylan & Baccolini,2007）。乌托邦批判性地测量了替代未来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能够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来判断我们正在做什么（Gorz,1999:113）。乌托邦重新被理解为一种对更好生存方式欲求的表达（Levitas,2010）。通过创建实现美好社会的“社会学准实验室”，社会学得以将自身塑造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通过对替代未来的研究聚焦，社会学将“时间诊断”确立为一种视角或一项议程，继而对社会发展趋势和潜力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种批判性的努力有助于反思性地审视社会决策，揭示有益/有害的结果，提示政策选择对社会不同方面产生的不同后果。
五、总结与讨论：建构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
在过去几年，把“历史”带入社会学已经获得了诸多共识，而如何把“未来”带入社会学却鲜有讨论。我们身处在一个未来高度渗透至当下的时代，未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迎接未来发展的新颖性也将成为历史必然。为此，有必要考虑社会学在回应未来议题方面的可能贡献，这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学与“未来”之间并不陌生，但“未来”的现代意涵长期困束于一系列旧观念而未能得到充分阐明，社会学对“未来”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论化努力仍然匮乏。本文反思性地提出通往“未来”的社会学，不仅是对21世纪以来社会学重启“未来”议题的研究跟进与回应，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呼吁中国社会学界关注时间结构中的隐蔽面向——“未来”，开展回应新时代需求的未来社会学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
对于“未来”的关注时刻伴随着一种现实的紧迫感。20世纪世界秩序的变迁使得全球北方产生普遍的未来悲观图景。齐泽克（Slavoj Zizek）在《生活在终结时代》（Living in the End Times）中将全球资本主义描述为接近“世界末日的零点”（Zizek,2011）。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宣言下（Fukuyama,1992），拥有一个有希望的未来的感觉消失了。许多人相信灾难不可避免而不是未来会变得更好（Berardi,2011:126），当前和即将到来的灾难感贯穿于这些文章中，使悲观主义、灾难论、末世论、反乌托邦思想、风险、人类世等论调异常活跃。资本主义危机和增长极限的发展思维倒转了进步观念，乌托邦思想的主导性正在经历蜕变。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未来”恰恰是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内核。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好社会”既是一个规范社会学的问题，更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重要问题。郑杭生（2009）指出，“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迫切和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从经验层面上来说，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迫切地需要回答“未来”如何嵌入个人、群体、社会的现实经验之中，进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时间向度，以及“未来”又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催生出具有新颖性和自我超越性的社会转型过程。
将“未来”带回社会学的知识中心也时刻伴随着一种研究痛感。长期以来，“未来”在西方主流的社会学中很少被正式提及和系统论述，更不要说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问题是没有了“未来”的社会学如何能够有未来？社会学眼中的“未来”不是尚未发生、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作为一种时空双重范畴成为社会行动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未来社会学研究一方面可以有助于理解当前世界是如何被组织和治理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面向未来的投射、期望、希望对当下行为的驱动和影响。未来社会学使社会学重新面向真切的人类未来经验、潜在的社会进程和可欲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未来”构成一个全新的认识范畴。通过它，“过去”和“现在”重新向我们打开了大门。
未来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未来休戚与共。21世纪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集中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尤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发出强有力的社会学声音。建构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涉及制度结构和智识框架两个关键方面。前者涉及未来社会学是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生存下来，又将以何种形式、何种知识功能呈现；后者则涉及如何围绕未来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思想和方法体系。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应当具备一些基本知识立场：一是保持学术立场的反思，克服社会学家的地区偏见或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二是在全球南方—全球北方以及东西方国家之间加大实质性的研究对话，从而克服学科的知识孤岛；三是定位于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方位。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于历史来洞见未来，也需要打破线性的时间推断，研究未来如何参与到历史中。
总之，今天很难想象没有未来向度的社会学知识。要对我们的未来负责，就要求我们在变动的时代中了解自己，承认我们的影子，驱动未来导向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