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是《四书章句集注》的体例之一。四书学解释史上，学者常以○为标识，从圈内、圈外之别解读文本的思想差异。在不同版本中，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识更为合理，而当涂郡斋本至少有六处误标。《论语集注·颜渊篇》手稿间接证明朱熹有意在文本上区分注文的层次，而点校本与手稿更接近。《四书章句集注》的○将注文分为音读、文意、章指、余意四个层次，共四种类型：音读○文意、文意○章指、文意○余意、章指○余意。其完整的标识顺序为：音读○文意○章指○余意。○的标识不仅令读者阅读时清晰醒目，更使注文的浅深远近层次分明。
关键词：朱子四书学；《四书章句集注》；当涂郡斋本；○；体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批准号：22&ZD036）
“○”（圆圈）是古籍中常见的标识符号，一般用于标识章、节、注、疏等不同部分，使读者阅读时清晰悦目。《四书章句集注》的○标识所起作用则略有不同。钱穆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中句下的文字与圈下不同，而圈下文字又分为“通论一章大义”和“引申义、发明义”两种。陈来归纳《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下文合称：《集注》）的叙述特点为：先训读文字，次解释文意，次引程子及其门人之说，最后为朱熹的按语。此说未直接解释○的作用，但谈及了 注文的层次划分。杨海文指出，《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第6 章的末段注文“包括音读、字训、经意、章指、他说、愚按等六部分，而且是《四书章句集注》注释体例最复杂的体现”。《四书章句集注》的○标识问题是四书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而目前仍缺乏专题性研究。本文尝试从四书学的解释史、版本辨析、文本解读三个方面探究该问题，愿有抛砖引玉之用。
一、《四书章句集注》未作的“例言”
朱熹论《集注》注文的排列顺序云：“《集注》内载前辈之说于句下者，是解此句文义；载前辈之说于章后者，是说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余意。”《集注》中，“句下”的引文为解释文意，“章后”的引文是说解章指、阐发余意。朱熹已提到注文编排顺序的用意，而未论及○的作用。
朱熹之子朱在已论及○的作用。《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四载：
朱在过庭所闻曰：《集注》于正文之下，正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正意。如诸家之说有切当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没其姓名，如《学而》首章，先尹氏，而后程子，亦只是顺正文解下来，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发明，不容略去；或通论一章之意，反覆其说，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朱熹所言“句下”对应此处“正文之下”，“章后”对应“章末用圈”。朱在指出，“章末用圈”而援引诸家观点的情况分为“文外之意”和“一章之意”两种。两种情况与朱熹所说的“说一章之大旨及反复此章之余意”相同。由此观之，朱在的说法基本源自朱熹，其新意在于点出“章末用圈”的情形。此说较早为《文献通考》记载，《四书大全》和王懋竑《朱熹年谱》均有引用。
詹初较早言及○的作用。他认为：
程子于“申申夭夭”章言：“惟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朱子作《集注》乃置圈外。旧常深思不得其故。近看“子温而厉”章，朱子以“中和之气”言之，则“申申夭夭”章便自不当以“中和之气”来说。
詹初因见二程文字被列于圈外而起疑惑。詹初认为，二程“中和之气”的说法不符合此章文意，故被列于圈外。由此可知，詹初默认圈内文字为疏解原文，圈外文字为引申义。
元代的金履祥指出：“程子之说在圈外者，多是收入语录，其与本注衬贴文意者不同。”许谦亦重视从圈的内、外之分，辨析《集注》注文的差异：
此章主于行而知在其中。故《集注》谓：“道，则其进为之方也。”“进为”字有力当看……以知、行二者各体认之可见。孟子之意主于行者为尤重也。程子则专于知，政在圈外。
金履祥和许谦较早地从注文在圈内、圈外的不同，疏解《集注》注文。而许谦相较金履祥更频繁地从这一差异解读原文。
明代的《四书大全》注《论语》首章时引陈栎文字：“《集注》凡推说本章正意外之余意，必加一圈以间隔之，此又以三节下三句发明余意也。”陈栎秉承朱在之说，并结合具体文本阐发义理。此外，蔡清《四书蒙引》卷五云：“在朱子则以‘尽心尽力，不避艰险’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则以‘沉晦’为愚，以‘免患’为不可及也。意与朱子不同，故在圈外。”蔡清将圈内、圈外之别视为二程与朱熹解经的差异。时至清代，陆陇其解《集注》亦重视圈内、圈外之别：
方文伯曰：“君必如桀、纣方是一夫，君必如汤、武方可诛一夫。”便有扶植纲常意在。 此即圈外意，非《孟子》正意，故圈内不主此。
陆陇其以圈内为正意，圈外为余意，沿袭前人的观点。相较前人，陆陇其常常强调圈内、圈外的义理贯通，相互发明。
四库馆臣为方苞《周官集注》所撰提要曰：“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可见，清代学者普遍认可《四书章句集注》注文有圈内、圈外之分，故既有人据此解经，亦有人模仿其体例。或许因朱熹未曾明言，故四库馆臣在《四书章句集注》的提要中未直言此体例。
近代以来，钱穆集中地分析了○标识的问题：
《集注》于正文下，先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之本义。诸家说明白切当者，引用不没其名。在每条注下多加有一圈，圈下又有一些话。圈下的与句下的注不同。句下之注，乃注解《论语》本文；放在圈下的，则有两种情形：
一是通论一章大义的。一是因其非《论语》本义、正义，而别为一种引申义、发明义；可以推广本文原意，却与原义不同；此不得为是《论语》之本义，故引置于圈下。
又《集注》圈下往往引用两三人的说法。因为各家所说不同，相似而少异，正可相资。又有的其说全别，未定孰是，则并存之，以待读者自己审择。惟两说并存，在朱子意中总是前说较胜于后说。如此之类，照理应在《集注》有一个“例言”，把他编撰之意加以说明，可惜朱子没有作。后人读《集注》，看似易，实不易。
钱穆总结圈下文字分为章指、引申义两类，而圈下征引多家文字时有相似和全异两种情况，“前说较胜于后说”。相较前人，钱穆的总结更为全面，并直言《四书章句集注》有一未作的“例言”。
朱熹仅言《集注》的谋篇布局，未谈及○的标识。后世解释者多以圈内的文字为解释文意，圈外为阐发余意，进而解释《集注》的义理。在四书学解释史中，○具有区分文意、章指、余意的重要作用，但多数解释者都默认这一体例，缺少具体的分析。研究该问题还涉及书籍版本和文本分析两个方面。
二、四种版本的异同：兼论当涂郡斋本的问题
一般认为，《四书章句集注》版本源流分为两个系统。一系以元至正本、明《四书集注大全》为代表；另一系以当涂郡斋本、残宋本、元甲本、清嘉庆十六年吴志忠刻本为代表。下文选取四种有代表性的版本作为讨论。
第一种，《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宋嘉定十年（1217），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1240），淳祐八年（1248）、十二年（1252）递修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下文合称：《章句》）为淳祐十二年当涂郡斋刻本（以下简称：当涂郡斋本）。正文与注文均为大字，注文低一格另起行
第二种，宋刻《论语集注》十卷《序说》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以下简称：残宋本）。双行注音在正文末字下。双行注文另起行，低一格。
第三种，清嘉庆辛未（1811）吴县吴志忠刊本（以下简称：吴本）。本文所据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四书章句集注》。双行注音、注文均在正文下。
第四种，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的《四书章句集注》点校本（以下简称：点校本）。
前两种为宋刻本，是现存最接近朱熹时代的本子。从现代古籍整理所选的底本看，点校本以吴本为底本。《朱子全书》《儒藏》的《四书章句集注》由徐德明点校，均以当涂郡斋本为底本，参校吴本。由于这两个本子的○基本遵循当涂郡斋本，故不列入讨论。徐德明认为，当涂郡斋本是“现存刻印最早、错误最少的一个善本”。吴本也通常被视为校对精良的本子。点校本是现代整理本中影响力较大的本子。
四种版本的○在《章句》部分基本相同，差异集中在《集注》。其主要原因是“章句”与“集注”的体例不同。“章句”是辨章析节，解说字句。《章句》用“右某某章”划分《大学》《中庸》的章节，独立成行，其下常附章指，故无需○标识。“集注”为集合前人之说，注释文本。《集注》的章指、余意多为引文，故需○标识。因此，《章句》中○出现的类型与频率都少于《集注》，不同版本的差异也随之减小。
四个版本的差异主要有三处。第一，注音与注文的编排不同。残宋本的双行注音在正文末字下，双行注文另起行低一格。因此，残宋本注音与注文间无○标识。当涂郡斋本、吴本、点校本的注音与注文间均有○。第二，《集注》章节前○的标识不同。残宋本、吴本在每一章节前都有○标识。残宋本每章另起一行。吴本每章的文字接在前一章的注文后。点校本将章节之间的○删除，“改为每章另起行”。当涂郡斋本的章节前无○。第三，《集注》中“某氏曰”前的○标识不同。相较其他本子，当涂郡斋本经常在，但非全部“某氏曰”前用○标识。其他三个本子基本相同。
前两点差异是不同版本在处理注音、注文关系，以及区分章节时采取不同的方式所致。第三点差异才是关键。对比发现，无论○的作用是注明引文，还是区分文本层次，当涂郡斋本至少存在六处误标。下文为方便阅读和比对，先列注文，再引原文，依次说明。
第一处涉及《论语集注》卷三：
或曰：“《诗》《书》六艺，七十子非不习而通也，而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颜子之所好，果何学欤？”○程子曰：“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或曰”“程子曰”的内容均引自程颐《颜子所好何学》。
第二处涉及《孟子集注》卷七：
程子曰：“……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
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
由《二程集》原文可知，“孟子曰”及其后的文字皆为程颐语。
第三处涉及《孟子集注》卷八：
杨氏曰：“……若君子之自处，则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
若君子之自处，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盖如此。
注文略有改动，但仍可见“孟子曰”后的内容属杨时语录。
第四处涉及《孟子集注》卷十：
或曰：“孔子去鲁，不税冕而行，岂得为迟？”○杨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迟迟其行也……”
郑季常问：“‘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脱冕而行’，岂得为迟迟？”曰：“孔子欲去之意盖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为苟去，乃所谓‘迟迟’。”
由此可知，“或曰”内容也源于杨时语录。
第五处涉及《孟子集注》卷十三：
或问：“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或问：“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曰：“人耻其不能而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或问”内容亦源自程颐语录。
第六处涉及《孟子集注》卷十三：
或问：“鸡鸣而起，若未接物，如何为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为善。”
“舜孳孳为善”，若未接物，如何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
“或问”“程子曰”皆为程颐语录。
以上六处○仅当涂郡斋本有标识，且在一段完整的引文内插入○，既非标识引文，亦非区分注文层次，反而割裂了引文，造成阅读障碍。六条引文中，三条属二程，三条属杨时。朱熹长期修订《四书章句集注》，又熟稔二程、杨时的文字，当不会出现此类问题。该问题应是标识者不熟悉引文的原文所致，不应出自朱熹之手，实属误标。当涂郡斋本经多次修改，上述○或是后人编修时误添。那么，当涂郡斋本相较其他三个版本所多出的○也同样值得怀疑。因此，当涂郡斋本的部分○标识不当，残宋本、吴本、点校本的标识更为合理。
三、间接证据：《论语集注·颜渊篇》手稿
朱熹《论语集注·颜渊篇》手稿残本，现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曾彩印出版。有研究者指出，手稿与传世本基本相同，仅个别之处略有差异，手稿或为朱熹定稿之一。手稿成书时间晚且与传世本相近，于本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整体而言，手稿载有《论语集注》卷六《颜渊第十二》的大部分内容，每章前皆标有○。注音为双行小字，位于经文之下。注文长者另起行，较经文低一字；短者前有空格，书于经文之下。部分“某氏曰”前有空格。尽管手稿的格式与点校本不同，但仍能看到朱熹以段落、空格等形式区分注文层次。手稿提供的关键信息在“某氏曰”前的空格，其位置大多与点校本的○相同。对比手稿、当涂郡斋本、点校本后，其差别共有三种情况。
其一，当涂郡斋本有○处，点校本无，且手稿无空格，共四例（方括号内○仅当涂郡斋本有）：
非强闭之而不出也。［○］杨氏曰：“观此及下章再问之语，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虽为司马牛多言故及此，然圣人之言，亦止此为是。”
如此诗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适足以取异也。［○］程子曰：“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齐景公字而误也。”○杨氏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程子曰：“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 ［○］尹氏曰：“子张之学，病 在乎不务实……”
子夏盖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语近则遗远，语远则不知近也。”［○］尹氏曰：“学者之问也，不独欲闻其说，又必欲知其方……”
以上四条例，点校本有○处，手稿均有空格。这间接说明手稿的空格与点校本的○密切相关，而当涂郡斋本中部分○的标识或为误标。
其二，手稿有三例“某氏曰”位于行首，前无空格，而点校本、当涂郡斋本均有○，分别为：
言由其平日所为无愧于心，故能内省不疚，而自无忧惧，未可遽以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
记者因夫子之言而记此，以见子路之所以取信于人者，由其养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绎奔鲁……”
行，谓发于事。以忠，则表里如一。○程子曰：“子张少仁。无诚心爱民……”
三处“某氏曰”在手稿中均位于行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视为一种区分方式，故无须用空格区别。这也反映出，手稿仅是修改稿，不能取代最终的刊刻本。
其三，手稿有部分内容为他人所抄写，其中一处“程子曰”前无空格且不位于行首，而点校本、当涂郡斋本均有○。其语境为：
颜子默识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胜之，故直以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
翁方纲作跋称：“《论语集注》手稿四页，页十二行，前二十行，‘目条件也’句起至‘仲弓问仁’章正文止，皆他人正书，中有朱子添、改字。”此段为他人所抄，参考意义低于朱熹亲撰部分。除去第二、第三种情况外，点校本有○处手稿中均有空格。
朱熹有一段论述有助于理解手稿之空格与点校本之○的关系：
看得《禹贡》……而逐句之下夹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县”。其古今州县名不同，有复见者，亦并存之，以备参考。段后低一字，大书“右某州第几节”，以圈隔断。而先儒有辨论通说处，即亦大字附于其下。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断，则更低一字写之。
此信展现出朱熹对注释体例的思考。句下文字注解文意，段后“低一字”注章节，然后“以圈隔断”，再列举前人观点，最后“更低一字”写个人的疑惑与判断。“低一字”“以圈隔断”的标识方式正与手稿之空格，点校本之○的功能相合。足见空格与○均是朱熹区分注文层次的方式。
总而言之，点校本“某氏曰”前的○与手稿中“某氏曰”前的空格重合度高，间接证明○具有划分注文层次的作用，且点校本的标识更为合理。鉴于朱熹一生反复修改《四书章句集注》的情况，手稿终非刊刻后的定本，仅可作间接证据。
四、○标识的四种类型
针对注书的体例，朱熹言：
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
朱熹指出，注释应遵循先字义，次文义，再推求本义、阐发思想的顺序。如此，注释则有浅深远近之分，从文字训诂到思想阐释，层层递进，而不同的层次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区分。本文认为，《四章句集注》的○具备划分注文层次的作用。
○在《章句》《集注》中的标识情形不同。《章句》一段注文通常仅有一个○，《集注》往往是一个或两个，少数为三个。《集注》出现的次数还有句下和章末的差异。句下通常为一个○，以区分训读字音和解释文本。若无音读部分，句下一般无○。两个○的情形常见于章末。《四书章句集注》的注文可分为四个层次：音读、文意、章指、余意。由于四个层次极少同时出现，下文将按类型逐一分析（括弧内为注）
（一）音读○文意
“音读○文意”的类型容易分辨。例如《论语集注》卷一载：
弟、好，皆去声。鲜，上声，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此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
注文先注音读，然后用○标识，再逐一解释人名、字词、句意。这种○的标识主要取决于是否有注音读的需求。《章句》的○多属此类。
音读部分有时还包括版本差异的注释。该情况少见且集中在《论语集注》，如：施，陆氏本作弛，诗纸反。福本同。○鲁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遗弃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则去之，在其位则不可不用。
“陆氏”指陆德明。此条语出《经典释文》卷二十四：“‘没阶趋。’一本作‘没阶趋进’，误也。”此段结构为“版本、音读○文意”，版本位于音读之前，二者属于同一层次。由于版本的注释较为少见，故本文将其归入音读。这是古籍中常见的类型。
（二）文意○章指
文意包含字训、句解两个部分。“文意○章指”的类型有两种情况。其一，○后直言章指。如《孟子集注》卷八载：
喻颜子也。○此章言圣贤心无不同，事则所遭或异；然处之各当其理，是乃所以为同也。尹氏曰：“当其可之谓时，前圣后圣，其心一也，故所遇皆尽善。”
“喻颜子也”是解文意。○后直言章指，又以“尹氏曰”再次阐明。此类直言“此章”章指的形式最为明显。
其二，○后用“某氏曰”作章指。如《论语集注》卷六载：
此亦曾皙问而夫子答也。孰能为之大，言无能出其右者，亦许之之辞。〇程子曰：“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又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
○前的两句是疏解文意。○后以“程子曰”“又曰”为标志，连续引四段二程的文字为注。四段引文主要在解释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言志的异同，属于阐发章指。四段引文均出自《二程集》，伊川、明道语各一条，二程语两条，散见于《二程集》。朱熹通过编排、删定以贴合《论语》原文，而其运思就体现在注文的编排顺序中。
《语类》卷四十云：
《集注》内载前辈之说于句下者，是解此句文义；载前辈之说于章后者，是说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余意。今曾点说底不曾理会得，又如何理会得后面底！
程子论“三子言志自是实事”一段甚好，及论“夫子与点”一段，意却少异，所以《集注》两载之。
据朱熹之言，四段“程子曰”位于章后，属总结章指，而读者应先理解句下解释文意的内容，再看章指，最后看阐发余意的部分，步步深入。朱熹还指出，第一段引文解释原文文意，第二段引文所论较原文已有差异。要之，注文按文意、章指、余意的次序展开，而其中引文的排列又遵循优解在前的顺序。
（三）文意○余意
判断一段引文是否属余意较为困难，因为余意常与文意、章指相近，读者往往带有个人的经验判断。最理想的情况是朱熹明确指出某条为余意，但此种情况较少，更无法涵盖全书。例如《论语集注》卷七云：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去声。○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此段关键在两个“程子曰”。两条引文前后相接，第二个“程子曰”前却有○标识，属于“程子曰○程子曰”的结构。较之上文“程子曰+又曰”的结构，此段旨在突出两条引文的差别a。这种差别即“文意○余意”的类型。
关于两条注文的差异，朱熹曰：
程子之解，约而尽矣，范、吕氏次之。程子他说，乃其议论之间，借圣言以明己意，非专为释此文意发也……其三，曰成物，则固非为人之谓，曰丧己，则其为人也，亦非谓其有济人利物之心也。
此两段意思自别，前段是低底为人，后段是好底为人。前为人，只是欲见知于人而已。后为人，却是真个要为人。
前一条的“程子之解，约而尽矣”对应《集注》第一个“程子曰”的内容，“其三”对应第二个“程子曰”。第二个“程子曰”的内容属于“借圣言以明己意”，非专论此章的含义。后一条表明，第一个“为人”是想要表现出来使人知道；第二个“为人”是为了他人。由此观之，第一个“程子曰”是解释文意，第二个“程子曰”是阐发余意。故第二个○具有区分文意与余意的作用。“文意○余意”的类型一般出现在经文较短的章节，无须另注章指。换言之，此种情况下文意即章指。
（四）章指○余意
《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第6章章末有“章指○余意”的结构，并出现三个○的情况：
扩，音廓。○扩，推广之意。充，满也。四端在我，随处发见……不能充之，则虽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论人之性情、心之体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条理如此。学者于此，反求默识而扩充之，则天之所以与我者，可以无不尽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为能扩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弃也。然其充与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而水、火、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故土于四行无不在，于四时则寄王焉，其理亦犹是也。
第一个○属于“音读○文意”。据“此章所论”可知，第二个○符合“文意○章指”。此段重点讨论第三个○后的部分是否为余意。第一条引文指出，人人皆有四端，四端的扩充取决于个人，不能扩充四端便是自弃。结合《孟子》原文和朱熹的章指看，尽管“自弃”亦出自《孟子》，但二程以自弃解扩充四端确实超出了此章的内容，属于言外之意。第二条引文解释“四端不言信”的问题，按语将信与四端的关系类比于土与行，进一步说解引文。然而，四书均未见仁、义、礼、智、信并举的表述，更未提及五行。“四端不言信”的问题是由四书系统与五常观念的结合而产生的。故第二条引文与按语亦属余意。因此，第三个○属于“章指○余意”的类型，整段注文的结构为：音读○文意○章指○余意。
《四书章句集注》的○将注文分为音读、文意、章指、余意四个层次，共四种类型：音读○文意、文意○章指、文意○余意、章指○余意。相较其他古籍，第一种类型较为常见，后三种为《集注》的特色。其完整顺序是：音读○文意○章指○余意。○的标识不仅令读者阅读时清晰醒目，更使注文的浅深远近层次分明。
钱穆以朱熹未作《集注》的“例言”为惜，然而，历史上早有反对之声。全祖望评价詹初之说云：“若其论朱子《申申夭夭章》，注有圈内圈外之说，此乃明人讲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据前文所论，朱在、金履祥、谦等均主此说，詹初之言未必为伪。全祖望的反对透露出，过于强调以圈内、圈外划分注文的层次会产生分裂文本的弊端，令读者重其异而轻其同。朱熹曾言：“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注文的目的是发明经文含义，而非使读者过于重视注文。因此，陆陇其既区分圈内、圈外之别，又强调贯通二者的义理。朱熹未作“例言”正有绾合经文与注文之意。反之，朱熹未作“例言”不代表《四书章句集注》无体例。本文试图厘清《四书章句集注》的“○”标识问题，以求能深入理解这部儒家经典的体例与其广大而精微的义理。
作者简介：郭矩铭，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
原载：《朱子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