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涛｜违法发放贷款罪中尽职审查责任的边界

观点：邹某某案凸显了违法发放贷款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难题及银行审查责任的边界。法院通过严格证据审查与限缩“国家规定”范围，避免将业务流程缺陷升格为刑事犯罪，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司法适用。未来类案辩护需聚焦于尽职证据收集、第三方责任切割及主观过错排除，以实现法律效果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平衡。

一、案情介绍

邹某某系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客户经理，负责对凤城市某公司的五笔贷款（总额2180万元）进行贷前调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通过伪造资产负债表、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及虚构质押物（镀锌钢管）等手段申请贷款。后王某1通过借新还旧偿还前四笔贷款，第五笔480万元贷款则通过诈骗他人资金偿还。控方指控邹某某作为第一调查人，未对质押物实际数量、财务资料真实性及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贷款发放，起诉邹某某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后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经历两次抗诉后，丹东中院二审改判无罪。

争议焦点：

是否违反“国家规定”：邹某某的审查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银行法》及银行内部规定？
贷款数额计算：四笔“借新还旧”贷款是否应累计计入犯罪数额？
主观过错：邹某某是否明知材料虚假？
责任分配：质押物审查责任是否因委托第三方监管而转移？
证据充分性：指控邹某某未尽审查义务的证据是否达到刑事证明标准？

二审法院裁判要点：

贷款数额认定：前四笔“借新还旧”贷款未造成实际损失，仅第五笔480万元构成涉案金额。
行为合法性

质押物审查：银行委托第三方监管公司进行数量核实，邹某某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监管漏洞属制度缺陷，非个人责任。
财务资料审查：邹某某按银行规定进行书面审查及实地调查，虽企业实际亏损，但银行未禁止向亏损企业放贷。

主观无故意：无证据证明邹某某明知材料虚假或放任风险，其行为属流程瑕疵而非刑事违法。
证据不足：证人证言矛盾、关键事实（如质押物数量）无法印证，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二、法律分析

（一）第三方监管责任与银行审查义务的边界
《商业银行法》第36条要求银行对质押物的权属、价值及实现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但未明确“严格审查”的具体标准。实践中，银行基于专业性不足的客观现实，常将质押物数量核查、日常监管等环节委托第三方机构（如仓储公司）。

本案中，丹东工行、某公司与外运公司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监管方负责质物数量核查，并以《质物清单》确认质押物转移占有。邹某某作为客户经理，仅需对三方确认的《质物清单》进行形式审查。

争议核心：

银行是否因委托第三方而免除实质审查义务？
工作人员能否以“制度性缺陷”主张免责？

理论辨析：

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区分：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6条，银行对质押物的审查应达到“严格”标准，但“严格”不等于无限责任。在委托第三方监管的商业模式下，若银行已通过合同明确划分责任（如要求监管方对数量真实性负责），且工作人员未发现明显异常，可认定其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本案中，银行将质押物数量核查委托专业监管公司，符合行业惯例，邹某某依据三方协议确认质押物数量，已尽合理注意义务。
制度缺陷与个人责任的切割：法院指出，因银行与监管方均无检斤条件导致质押物数量不实，属于“制度性风险”，不能归咎于个人。这一观点契合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理论：若行为人客观上无法突破制度限制履行更高义务，则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结论：
委托第三方监管不转移银行的法定审查义务，但可降低工作人员的个人责任门槛。若工作人员已按制度完成形式审查，即便因制度缺陷导致风险，亦不构成刑事违法。

（二）“借新还旧”的合法性及其刑法评价
1.金融实务中的“借新还旧”性质
“借新还旧”是银行化解不良贷款的常见手段，其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贷款通则》第17条“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的规定。若新旧贷款合同均载明真实用途（如“偿还旧贷”），则相当于合法展期；若虚构用途（如本案前四笔贷款谎称“采购货物”），则可能构成违规。

刑法评价的争议焦点

损失认定：根据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违法发放贷款罪要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发放数额在100万以上”。（2022年分别修改为50万和200万）本案前四笔贷款通过借新还旧已全额收回，未产生实际损失。同时，本案属于借新还旧，因此，不能认定后4笔贷款的违法性，不能将后4笔贷款数额累计计算，故二审法院将其排除在犯罪数额外。

理论延伸：

续贷行为的民刑界分：民事上，借新还旧可能因虚构用途被认定合同无效（《民法典》第146条）；刑事上，需进一步考察是否实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本案中，后贷款未造成银行资金损失，且续贷本身符合规定，没有扩大最初贷款的违法性，故不构成犯罪。

（三）证据标准与主观过错的认定
1. 刑事证明标准的严格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定罪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本案中，控方指控邹某某“明知材料虚假”或“重大过失”的关键证据存在矛盾：

证人证言冲突：王某1多次证言对质押物数量描述不一（先称“价值不足”，后称“真实足额”）；
书证局限性：增值税发票密码重复问题无法证明邹某某明知虚假（密码区非银行审查重点）；
经营状况审查：银行没有禁止向亏损企业放贷，且邹某某提交了贷后检查记录。

主观过错的推定边界

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观要件包括故意（有观点认为还包括重大过失，笔者对此并不认同，请参考《游涛｜违法发放贷款罪过失责任之否定与立法重构及其辩护策略》），但需以行为人“明知违规”（故意）或（“应知”——重大过失）为前提。本案中：

“明知”的排除：无证据显示邹某某参与造假或收受贿赂；
“应知”的否定：银行未要求对增值税发票密码区进行核验，亦未规定须审查企业纳税申报表。（否定重大过失）

理论支撑：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在证据矛盾时，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
过失犯罪的否定（限缩解释）：即使重大过失，也需以违反明确注意义务为前提，而本案中银行内部规定未设定相关审查标准。有观点认为重大过失可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笔者对此并不认同，请参考《游涛｜违法发放贷款罪过失责任之否定与立法重构及其辩护策略》，在此不再赘述。

3. 银行内部规定与“国家规定”的效力冲突
违法发放贷款罪要求“违反国家规定”，而《商业银行法》第35-36条仅作原则性规定，具体操作细则多由银保监会文件（如《贷款通则》）或银行内部规章明确。本案二审法院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认为：

银监会文件不属于“国家规定”，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银行内部流程瑕疵（如未检斤质押物）不构成刑事违法。

结论：
银行内部规定可作为认定工作人员是否勤勉尽责的参考，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规定”。刑事违法性判断需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为前提，避免以行政监管标准替代刑事犯罪构成要件。

4. 风险分配与金融创新的刑法应对
商品融资质押贷款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其风险控制高度依赖第三方监管、形式审查等机制。若因制度漏洞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将抑制金融创新与从业人员履职积极性。本案二审改判无罪，实质是刑法对金融业务风险的“谦抑性”回应：

风险分配理论：银行作为风险收益主体，应通过完善内控而非转嫁刑事责任化解风险；
激励相容原则：司法应避免对“形式合规但实质存疑”的业务过度干预，维护金融市场活力。

三、类案辩护思路

证据辩护

强调银行内部合规流程（如第三方监管协议、贷后检查记录）。
利用类案主张“未违反国家规定”。

数额辩护

剔除续贷、已偿还部分。

主观无过错论证：

证明行为人已尽形式审查义务，材料造假系借款人欺诈所致。

单位犯罪导向

若贷款决策体现集体意志，主张追究单位责任而非个人责任。

四、结论

邹某某案凸显了违法发放贷款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难题及银行审查责任的边界。法院通过严格证据审查与限缩“国家规定”范围，避免将业务流程缺陷升格为刑事犯罪，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司法适用。未来类案辩护需聚焦于尽职证据收集、第三方责任切割及主观过错排除，以实现法律效果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