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在一些故事里，结局早就写好了，审判只是补个流程。真相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罪”这个结论必须成立。至于证据，那是技术问题，如果它会干扰结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没有必要调取证据。
2025年3月30日，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春寒料峭，零下四度。法院门口的国徽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肃穆，也格外冰冷。
怕口渴想带瓶水进去？别想了。安检口，法警会告诉你，因为有人在法院喝农药，所以法院内不允许喝水，要喝水只能去门口站着慢慢喝。
门口寒风凛冽，没人愿意为了喝口水，站成一座冰雕。
这规定倒是颇具人性化的黑色幽默：
蒙冤的人可以死在法院门口，但千万不能死在法院里面。
制定这条规定的人，大概觉得自己的智慧足以载入管理学史册。但对何旭芳来说，这只让她对这家法院的好感荡然无存。
今天，是她老伴，那个退休多年的法官刘学慧，第二次被押上被告席。罪名听起来很吓人：滥用职权。
但指控的核心，却荒诞得像个笑话：因为二十年前，刘学慧把一个棘手的案子，按照领导指示和法院规定，提交给了审判委员会讨论：
一个程序动作，成了日后的罪证。
正是这个荒诞的起点，让之后的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既然所谓的犯罪事实（也就是提交审委会）如此清晰，那么，当年案件的具体情况、前因后果、那些能证明刘学慧是按规矩办事的证据，似乎就真的没有必要去看了。
上一次开庭，检察院的政治部主任亲自上阵搞偷拍，结果演砸了，被群众抓包，人证物证俱在。这插曲，让今天的气氛更加诡异。
安检严得滴水不漏，矿泉水都成了危险品。
走进法庭，何旭芳一眼就看到了旁听席上那道特殊的风景线：一排穿着制服、戴着检徽的检察官，整齐列坐，像是在等待检阅，目光直指审判台：
这阵势，与其说是旁听，不如说是监军。
群众们低声议论，难道是上次偷拍丢了脸，这次是来集体施压了？
何旭芳看着被告席上明显苍老了许多的老刘，再看看那排咄咄逼人的制服，一个念头无法抑制地冒出来：当权力已经摆出这样的姿态时，谁还会在乎那些躺在故纸堆里的证据？
辩护律师显然也感觉到了。他们一次次申请，要求调取那些能还原真相的、二十年前的卷宗。那是证明刘学慧当年是无奈之举还是刻意放纵的关键。
但当“你有罪”的逻辑已经预设，这些证据就成了麻烦。
果然，法槌敲响没多久，审判长那几声干脆利落的驳回，就像是给这场审判定了调。驳回的，正是辩方调取证据的申请。
庭审，就这样在一种“我们说了算，证据不重要”的诡异氛围中，开始了。
1
故事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主角叫蔡咏刚。
这位蔡先生，是个狠角色，也是个怪人。他左大腿截肢，右腿功能完全丧失。按理说，是个重度残疾人。但他的人生轨迹，仍然很精彩。
2000年，蔡咏刚因故意伤害罪被立案。案子到了辽宁省凌海市（当时隶属锦州）。
蹊跷的是，负责侦查的凌海公安局，给他办了取保候审。
案子移送到凌海检察院，检察院审查起诉，还是决定：
取保候审。
一个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身体残疾，但公检两家都觉得他没什么社会危险性，可以放外面。
案子最终到了凌海市人民法院。刑庭的老法官们，大概都觉得这案子烫手，皮球踢来踢去，最后落到了一个新人手里。
这个新人，就是刘学慧。
刘学慧，初中毕业，从会计转行进的法院，刚转到刑庭不久。典型的半路出家，勤恳老实，但没啥背景。
看到公安、检察院都给蔡咏刚办了取保，刘学慧没多想，就按惯例给续了保。
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判了蔡咏刚有期徒刑四年。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宣判时，蔡咏刚跑了。
人跑了，法官得负责抓回来。刘学慧两次签发逮捕决定书，送到凌海市公安局，请他们执行逮捕。
结果更戏剧性：公安局不仅不执行，连签收逮捕决定书的送达回证都懒得签。
刘学慧在法庭上回忆这段往事，语气无奈：
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背景，法院弱势，只能通过公安熟人去执行逮捕，只要人没抓到就不会有人签收文书，所以我申请调取当年凌海法院的直捕卷，证明当时法院逮捕的真实情况。
两次签发逮捕令，两次石沉大海。刘学慧能做的，只是把这个过程详细地写进了工作记录和汇报材料里。这成了他日后早有预谋的罪证。
时间快进到2002年，更魔幻的事情发生了。
蔡咏刚因为另一起强迫交易案，再次被移送到凌海法院。案子，又鬼使神差地分给了刘学慧。
刘学慧打开卷宗一看，更傻眼了。卷里赫然躺着公安机关给蔡咏刚制作的讯问笔录。这说明公安能找到他。
而且，蔡咏刚在强迫交易案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依然是：
取保候审。
一个几年前判了四年刑、然后脱逃的犯人，犯了新罪，公安找到了他，不仅不执行旧案的逮捕，还继续在新案里给他办取保。
这操作，亮瞎了刘学慧的眼。
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了。判决已经生效，人就在眼前，必须收监。他立刻联系凌海市看守所，要求收押蔡咏刚。
看守所的回复更绝：拒收。理由？蔡咏刚生活不能自理，还有乙肝大三阳（传染期）：
看守所拒绝且不给任何文书。
刘学慧彻底没辙了。公安不抓，看守所不收。他一个法院的小审判员，能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拿绳子把蔡咏刚捆到监狱去吧？
他只能层层请示。先找庭长。庭长大概也觉得头疼，说：“那就办取保吧。”
刘学慧在汇报材料里，把庭长的意见写成了“合议庭意见”。庭长看了，又把材料交给了主管副院长。
副院长大概也不想担责，大笔一挥，圈阅了四个字：
审委会讨论。
案件就这样被推到了凌海市法院审判委员会。审委会委员们听取了汇报，大概也觉得蔡咏刚这情况特殊，公安、检察、看守所都一路绿灯，最终一致同意：
取保候审。
后来，为了让程序更完备，时任法院院长王力找到刘学慧，让他带蔡咏刚去做司法鉴定。鉴定结论是：蔡咏刚符合保外就医条件。
于是，案子再次上审委会。审委会再次一致同意：
暂予监外执行。
从2003年到2007年，蔡咏刚就这样在纸面服刑中度过了他的刑期。刘学慧，作为一个承办法官，自认为每一步都请示汇报，都有领导指示，有审委会决议，程序严谨，记录完整。
他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他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埋藏了近二十年的惊天巨雷。
2
时间来到2020年。辽西大地，扫黑除恶风暴正劲。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判决，认定蔡咏刚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判决书里提到，该涉黑组织成立于2007年。
等等，2007年？那时候蔡咏刚还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一个重度残疾、需要保外就医的人，在服刑期间，成了黑老大：
一个双腿残疾人，既能在锦州当黑老大，又能在阜新当黑社会骨干...
这故事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魔幻。
蔡咏刚的落网，引发了倒查二十年的风暴。要揪出当年的保护伞。
谁是保护伞？当年一路给蔡咏刚开绿灯的公安、检察、看守所？层层批示、拍板决定的法院领导们？
都不是。
聚光灯，最终打在了一个已经退休多年的小法官身上——刘学慧。
2024年7月，阜新市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刘学慧立案侦查。
检察官找到刘学慧，话语重心长，又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洞察力：“你看看，正是因为你当年不执行逮捕，错误地给他办理取保和暂予监外执行，蔡咏刚才得以成立黑社会，坐大成势。你当年在汇报材料里写那么详细，是不是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故意留后路？”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有这一天，所以才在汇报材料里将过程写得这么详细。
刘学慧百口莫辩。他一个当年刑庭的新兵，助理审判员，根本无权决定是否取保，更无权决定是否上审委会，怎么最后所有的责任都扣到他头上了？
检方的核心逻辑是：
提交审委会讨论 = 滥用职权。
因为，你明知蔡咏刚不符合条件（事后诸葛亮视角），却还把他提交给审委会讨论，你这就是滥用职权。虽然决定是审委会做的，但你提交的行为本身就是犯罪。
这逻辑就像说：生了杀人犯的母亲，也构成杀人罪，因为她把孩子生出来了。
刘学慧当庭辩解：“我觉得这是个套，把我套在里面了。”
“我当时两次签发逮捕令，公安不签收，看守所也不要；凌海公安、凌海检察院发现蔡咏刚后一直取保候审，我究竟能怎么决定呢？”
他的辩解，在强大的倒查逻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更让刘学慧和家属不解的是，据家属称，当年直接指示刘学慧去给蔡咏刚做鉴定的院长王力，至今安然无恙，甚至没被阜新检察院调查过：
这到底是丢卒保车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知道，但滥用职权罪这口锅，刘学慧不背！
这是刘学慧老伴何旭芳在网上发帖的呐喊。
检方建议量刑5到6年。对于一个66岁，已经退休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3
案件到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法院审理阶段。刘学慧请来了北京的两位知名律师，杜明怀和李进。
两位律师阅卷后，发现案卷里缺了太多关键的东西。
要想弄清楚刘学慧当年到底有没有滥用职权，就必须回到二十年前的场景。
蔡咏刚当时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公安、检察院当年为什么都同意取保？看守所拒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刘学慧签发的逮捕令，公安到底有没有收到，有没有尝试执行？凌海法院当年的“直捕卷”（法院直接执行逮捕的卷宗）里有没有相关记录？蔡咏刚涉及的其他案件（如2002年强迫交易案、寻衅滋事案等）的卷宗材料是怎样的？
这些，都是判断刘学慧当年行为是否正当、是否符合程序、主观上是否有过错的关键证据。
辩护律师反复向法院申请调取这些证据。
在3月15日的庭前会议上，检察院和法院似乎松了口，同意调取一部分证据。
律师们松了口气，以为案件终于能回到事实和证据的轨道上。
然而，到了3月29日正式开庭，风云突变。
审判长宣布：
本庭认为与案件无关，决定不予调取。
之前答应调取的证据，突然之间，全都不调了。理由？没有必要。
这让辩护律师和刘学慧都懵了。
辩护人非常坚持：“可是审判长，您之前庭下还同意调取证据，为什么现在出尔反尔？”
审判长似乎意识到之前的表态有些不妥，改了口：“本庭暂时不同意调取，开庭后看情况予以调取；如果调取会再次开庭。”
然后，他淡定地继续看向屏幕，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刘学慧忍不住当庭质疑：
在看守所里，他们说有一半人是冤枉的，是因为现在的审判流于形式，根本不把事实查清，根本不想把事实查清。
啥证据不给调，就是走过场。
庭审现场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一个前法官，在被告席上，如此直白地抨击审判走过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4
不让调取关键证据，辩护律师当然不能接受。这直接关系到刘学慧的罪与非罪。
3月29日下午，杜明怀律师首先就调取证据问题，向法庭发表意见。
3月30日上午，轮到李进律师继续发表补充意见。
李律师刚说了不到十分钟，就被审判长粗暴打断。理由是：杜律师昨天已经充分发表了意见，你不要重复。
李律师表示，自己的意见与杜律师不重复，是新的角度。
审判长不听，坚持不让他说。
李律师据理力争，要求保障辩护权。
审判长开始升级处理方式：警告！再次警告！训诫！
最后，在李律师坚持要求发言的情况下，审判长一声令下：
责令其退出法庭！
法警上前，将李进律师请出了法庭。
紧接着，审判长当庭宣布：剥夺李进律师的辩护人资格，他不能再为刘学慧辩护。并立刻转向刘学慧，强迫他决定是否要换律师。
刘学慧当场表示：坚决反对！
整个过程，杜明怀律师多次举手要求发言，想向刘学慧解释情况，也想对法庭的决定提出异议。审判长一直不准，说等刘学慧说完再说。
上午休庭。
下午一点，庭审继续。
李进律师来到法庭外，要求继续参加庭审，被拒之门外。
杜明怀律师在庭上，请求审判长兑现上午的承诺，允许他发言。
审判长再次拒绝。
杜律师试图解释发言的理由和内容。审判长依然不准。
然后，熟悉的流程又开始了：警告！警告！警告……一连八次警告！再加一次训诫！
最终，审判长再次下令：
责令杜明怀律师退出法庭！
下午1点05分，杜明怀律师也被法警带离法庭。
审判长再次转向被告席上的刘学慧，告知他，杜明怀律师也不能再担任他的辩护人了，让他立刻决定是自己另请律师，还是法院给他指定法援律师。
刘学慧依然坚决反对，要求让李进和杜明怀律师继续为他辩护。
至此，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法院的法庭上，上演了世界司法史上都罕见的一幕。被告人的两名辩护律师，因为坚持要求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关键证据，并对法庭不允许调取的决定提出异议，在短短半天内，相继被审判长警告、训诫、驱逐出法庭，并被剥夺了辩护资格：
法官审法官，律师救法官，法官不准律师救法官。
这句流传于网络的评论，精准地概括了这荒诞的一幕。
5
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第一次开庭，那个更富戏剧性的3月22日。
那天，旁听席上除了家属和普通群众，还有身份不明的制服男，以及一位拿着纸笔不停记录的男子，和一位拿着手机的女子。
有年轻人想坐到纸笔男旁边的空位，被告知有人了。但那个人自始至终没有出现。
开庭后不久，两位制服男与纸笔男眼神交流后，悄然离席。纸笔男后来也走了。只留下那位持手机的女子。
庭审过程中，有旁听群众发现，这位女子正在用手机对着审判区和旁听席拍照录像。
这在法庭上是明令禁止的。
休庭哨声刚响，立刻有年轻人站起来大声举报：“法官，有人在庭审期间用手机拍照录像！违反法庭规则！”
法官沉默片刻，问：“谁？”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纸笔男已经不见了，他座位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持手机女子起身想溜，被年轻人拦住。
在群众的纷纷指责和要求下，法官不情愿地开始了询问，人们这才知道，这个人叫纪文静，是：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检察院政治部主任。
群众要求调取法庭监控核实，但无人理会。
更关键的问题，法官没有问：
你是怎么把手机带进法庭的？
在比机场安检还严格的法院安检下，她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带着手机进来的？是安检失职？还是有内部人员里应外合？
法官没有深究，只是宣布对纪文静进行训诫，并“强行带出法庭”。
这个强行，执行方式是：
目送。
纪文静离开前，还想顺手把那个神秘的黑色公文包提走，被年轻人厉声喝止：“放下！”
法警随即上来，不是控制公文包，而是瞪着年轻人，让他闭嘴。
下午开庭时，那个无主的黑色公文包，神秘地消失了。
包是谁的？怎么带进来的？里面装了什么？是否与案情有关？法官闭口不谈。
公开信息显示，纪文静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一个检察院的领导干部，在法院的法庭上，公然违反法庭纪律，进行偷拍。事后谎话连篇，法院的处理不痛不痒，甚至连她怎么把手机带进来的都不问。那个神秘的公文包，更是不了了之。
一个连自身法庭纪律都维护不了，甚至可能默许、配合其他机关人员违法行为的法院，如何让人相信它能公正地审理案件？尤其审理的还是一个可能存在巨大争议、涉及公检法内部复杂关系的窝案。
6
现在，让我们回到案件的核心：刘学慧到底冤不冤？
构成滥用职权罪，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上实施了超越职权、不履行职责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的行为；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
刘学慧称，他两次签发了逮捕令，但公安不收回执也不执行。他还保留了当时的工作记录。如果属实，责任在谁？法院在当时弱势的背景下，除了签发文书，还能做什么？
辩方申请调取当年的直捕卷来证明这一点，法院不准。
蔡咏刚当时身体状况极差，这是有医院鉴定结论的。并且，在他之前，公安、检察院都已经同意取保。看守所明确拒收。在这种情况下，刘学慧作为承办法官，认为他不适合羁押，符合当时的普遍认知。事后用蔡咏刚若干年后涉黑来倒推当年的社会危险性，有事后诸葛亮之嫌：
辩方申请调取当年公检卷宗以证明当时各方对蔡的普遍看法，法院不准。
而至于提交审委会，这是检方指控的核心，也是最荒诞的一点。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最高审判组织。其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程序性的履职行为，目的是为了让决策更慎重、更集体负责。
刘学慧当时面临的情况（嫌犯重病、看守所拒收、领导层层指示），将是否取保、是否暂予监外执行的问题提交审委会讨论，完全符合审委会的工作规则。
如果连这种依法、依规、依程序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滥用职权，那么：
这下能抓光所有法官了。
因为任何案件，只要结果在事后被认为有问题，承办法官只要履行过任何程序性职责（比如组成合议庭、请示领导、提交审委会），都可以被扣上滥用职权的帽子。检察官办案提交检委会讨论，是不是也该抓起来？
更何况，最终的决定权在审委会，而不是刘学慧。审委会是集体决策，责任共担。现在只追究一个承办人的责任，尤其是这个承办人并未从中获利（检方也未指控受贿），这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上，都说不通。
现在，只把一个退休多年的、没有背景的小法官拎出来，作为倒查二十年的成果，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在：
替人背锅，或者说，丢卒保车。
刘学慧的案子还在审理中。他最终的命运如何，尚不可知。但此案引发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这场案件不仅关乎刘学慧个人的命运，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对法治的信心和未来的预期。毕竟，当一个社会的司法系统开始将遵守程序视为犯罪时，那么距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刘学慧，也就不远了。
写于2025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