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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54


山山记水程

——李贽在晚明

李 舫

(接上文)

四、寂寞从人谩,疏狂一老身

“天下嗜卓吾者,祸卓吾者也。”

《藏书》刊刻之后,秉性耿直、富贵显赫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他的《无梦园集》中这样写道。

若干年后,恰是这个陈仁锡,协助崇祯皇帝朱由检除掉了魏忠贤,惩治了阉党。明王朝建国历270余年,也许,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最后的光辉了。

翰林院编修之后,陈仁锡以右春坊右中允出任武举会试主考官,升为国子监司业,再直经筵讲官,以预修神宗、光宗二朝实录,升右谕德,直至黯然退场。

回到这部书,陈仁锡在其中记录了很多亲身经历的有趣事情,涉猎颇广,所记颇详,包括契丹国情、边防地理、屯田茶海,卷端有他手绘的《山海关内外边图》。此部书还被列入了清朝的《禁书总目》《违碍书目》。也是在这部书中,他如此评价李贽和身边的林林总总。离经叛道、肆无忌惮的《藏书》在知识文化界越是受到欢迎,就越是引起卫道者的恐慌。

聪明如李贽者,怎会不知道“嗜卓吾者”与“祸卓吾者”都是何许人也?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他的朋友圈,相知的心灵不需要手臂就可以相拥。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猎杀他的队伍,他们虎视眈眈、气势汹汹、枕戈待旦,等待着李贽走进他们精心织就的天罗地网。对那些磊落君子譬如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者,李贽不惜用一辈子时间与他论战。可是,对于那些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李贽直接抛出白眼,把不屑写在脸上,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都不错一错。

自万历十八年(1590)始,整整八年时间,他一直在四处避难,自麻城到武昌,从武昌到汉阳,由汉阳到武昌,又自武汉赴麻城,从麻城至沁水,由沁水到大同。

其实,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便住进了龙湖芝佛院。这次搬家,他希望躲开那些让他烦恼的人。

龙湖,这端的是个好地方!李贽开心极了,他兴冲冲地在《初居湖上》一诗中写道:“迁居为买邻”。

四年后——万历二十年(1592),“公安三袁”同访龙湖。在《龙湖记》中,袁宗道对这里怡情养性的风物大加赞赏:“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他发现自己被美景所惑,忘记来意,自嘲道:“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当与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

龙湖,距麻城三十里,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此时,李贽已逾耳顺之年,在芝佛院这个简朴的寺院,他找到了家的感觉。李贽将芝佛院右边的“聚佛楼”做起居的精舍,在“寒碧楼”侧辟一洞为藏书所,“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准备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此残生了。

李贽不仅把芝佛院当作了家,还煞有介事地做起了主人。袁中道评价这个爱干净、有洁癖、性耿直,志合则不以山海为远、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的老头儿说:“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

这是怎样一个视书如命、为书而生亦为书而死的人?他读书如痴,他能为之哭,也能为之笑。他的朋友周友山记录了他读书的趣事:手捧书卷,常常读着读着就感动不已,“感激流涕”。

李贽将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

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

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

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

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

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

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

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

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尽管书中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却有歌哭相从,李贽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麻城,李贽把生命中思维最活跃、生命最旺盛的岁月交付给了这里,《说书》《焚书》《藏书》的个别单篇文章相继在麻城刻行。他在《自刻〈说书〉序》中说:“以此书有关于圣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余之《说书》,其可一日不呈于目乎?”他在《〈焚书〉自序》中写道:

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入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为何取名《藏书》《焚书》呢?李贽说: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

《焚书》收入他万历十八年以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李贽之所以不顾“逆耳者必杀”的危险,毅然决定在麻城刻行书稿,因为他认定此书是“人人之心”,必将存之长久。而这些,会是将那些宵小之徒照出原形的。

麻城,也将李贽一生中最好的知音留在这里。只要李贽开坛讲学,不管哪座寺庙,不管哪个衙门,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官员、商贾、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锈住了的闺门,他们纷纷跑来听李贽讲课,一时间,满城空巷,路无拾遗。

李贽寓居龙湖,可他还惦记着外面的世界。万历二十年(1592),李贽接到朋友陆思山来信,始知二月间发生了震撼朝野的“西事”——宁夏兵变。临近三月,朝廷多次接到倭寇“谋犯天朝”的告急情报,此是李贽所言“东事”。东西夹击,朝廷焦头烂额。李贽虽处江湖之远,却心忧天下。

对于这一东一西的紧急情况,李贽和刘东星的看法并不相同。《续焚书》收录了这篇《西征奏议后语》:

刘子明(东星字)宦楚时,时过余。一日见邸报,东西二边并来报警,余谓子明:“二俱报警,孰为稍急?”子明曰:“东事似急。”盖习闻向者倭奴海上横行之毒也。余谓:“东事尚缓,西征急耳。朝廷设一公任西事,当若何?”子明徐徐言曰:“招而抚之是已。”余时嘿然。子明曰:“于子若何?”余即曰:“剿除之。无俾遗种也。”子明时矣嘿然,遂散去。

然而,这一次,李贽或是错了。

西事,也就是宁夏兵变,从二月己酉(十八日)开始,到九月壬申(十六日)才平定。东事,则愈演愈烈。

十六世纪中期,日本除时常寇掠明朝沿海外,还不断地侵扰朝鲜。朝鲜迫不得已,乃派兵将其根据地对马岛肃清。嗣后日本又要求与朝鲜通商,但受到了严格限制。丰臣秀吉在平定各部诸侯,统一日本后,便开始积极整顿内政。丰臣秀吉是一个毫不掩饰野心的人,在给小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几千年来,朝鲜是中国东边的屏障,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摧毁朝鲜,万历二十年一月,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五月,日军十数万大军挥师越过对马岛,进犯朝鲜,攻陷王京(汉城),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朝鲜国王弃城北奔鸭绿江边义州,遣使向明廷求救。七月,神宗派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援朝。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援朝战争,历经七年时间,最后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宁夏兵变事态日渐严重,朝廷天天在征兵选将,李贽也为此焦虑不已。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上疏,推荐李如松为总兵官,表示自己愿以御史监军。四月十七日,梅国桢获准以监军前往宁夏平叛。李贽听到这个消息,“喜见眉睫”,走告刘东星,对平叛充满信心。

李贽对“西事”格外关注,又愤而写下《二十分识》和《因记往事》两篇文章,表达对“国事”和“人才”的迫切关心。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在《因记往事》中,李贽更加愤慨地写道: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李贽在这篇文章中不惜笔墨称赞巨盗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至今犹安然无恙,“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他又说:“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吾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则谓之曰二十分识亦可也。”

如此狂妄之言,也只有李贽说得出来。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李贽在当时的一言一行所引起的震荡,更难以想象他所遭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是在思想道德、在知识建构,还是在公共舆论上,他都引发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山崩地裂、山呼海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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