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您真要签字吗？”1983年9月的一个午后，朱和平攥着钢笔的手微微发抖，望向面前那份死刑复核文件。康克清摘下老花镜，布满皱纹的手指划过朱国华的名字：“你爷爷在世时总说，朱家人犯法更要罪加一等。”
这个被历史定格的特殊时刻，将开国元帅家族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朱国华作为朱德唯一的嫡孙，在祖父和父亲朱琦相继离世后，人生轨迹发生了令人痛心的转折。原本按部就班在天津铁路局工作的年轻人，从1979年开始频繁出入干部子弟圈层，逐渐沉溺在特权带来的扭曲快感中。
档案记载显示，这个流氓团伙的犯罪高峰期集中在1981至1982年间。他们以组织舞会为名，在天津干部大院租用多套空置住房，用进口录音机播放邓丽君歌曲作为掩护，先后诱骗、胁迫86名妇女。有位受害女工在笔录中哭诉：“他们说我是锅炉房工人的女儿，能和他们跳舞是福气。”这种赤裸裸的阶级歧视，与朱德毕生倡导的平等理念形成刺眼反差。
邓小平同志在卷宗上批示时，特意用红铅笔圈出朱国华参与轮奸的犯罪事实。据当时在场工作人员回忆，这位铁腕领导人罕见地摘下眼镜擦拭镜片：“告诉康大姐，法律面前没有例外。”当文件送达康克清住所，这位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独自在书房静坐三小时，最终在批复栏写下“同意”二字。
朱国华伏法前夜，看守所曾提出安排亲属见面，被康克清断然拒绝。她给司法部门留下的话至今令人动容：“请转告国华，他的爷爷没给人民丢过脸，他也不能给刑场抹黑。”这种近乎冷酷的决绝背后，藏着老共产党员对法纪的绝对忠诚。有意思的是，同批被处决的还有陈再道将军之子，可见当年“严打”确实动了真格。
鲜为人知的是，朱德对子女的约束从战争年代就已开始。朱琦1937年被国民党俘虏后，朱德拒绝组织营救：“我的儿子不能成为党的包袱。”这个在煤窑当苦力的青年，直到1943年才被我党地下工作者解救。建国后朱德坚持让儿子从火车司炉工干起，某次朱琦穿着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回家，朱德竟高兴地拍着儿子肩膀：“这才像个工人阶级！”
这种近乎苛刻的家风塑造了朱家第三代。朱和平回忆，小时候全家挤在不足百平的老宅里，兄妹四人共用两张书桌。有次他借用爷爷的吉普车上学，被朱德知道后罚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十遍。正是这种日常点滴的浸润，让朱家其他孙辈都成长为军中栋梁——朱和平主持研发的雷达系统填补国内空白，刘建参与编写的军事教材至今仍是军校必修课。
值得玩味的是历史细节的呼应。1974年朱德最后一次住院期间，特意让秘书买来《共产党宣言》分赠孙辈。给朱国华的那本扉页上写着：“要做物质的主人，不做物质的奴隶。”可惜这个当时刚考上大学的青年，终究迷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物欲浪潮中。康克清后来对身边人感叹：“老总要是看到国华审讯录像里那些洋酒瓶，怕是要掀桌子。”
在公审大会现场，有位老市民注意到朱国华始终昂着头。当法官宣读到“朱德之孙”时，这个死刑犯突然浑身颤抖，重重磕在被告席栏杆上。或许在生命最后的清醒时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辜负的不只是祖父的期待，更是那份用鲜血铸就的革命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