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顾顺章与一号机密

聊起我党的叛徒，顾顺章绝对排在第一位，他是组织成立之日起，最具破坏性和最危险的叛徒，几乎没有之一。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参加革命后化名繁多，如华广奇、黎明、张华等，都是他用以隐匿身份的假名，关于他的出生年份，人们只知道是1904年，具体的日期却无人知晓，他出生在上海宝山顾村乡白杨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在他年幼时便离世，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困苦。

为了谋生，顾顺章在十多岁时便独自闯荡上海滩，那时的他就是乡下来的土鳖，成为了街头混混、地痞流氓眼中的软柿子，谁都可以欺负一下，但顾顺章可不是寻常之辈，哪里能够容忍被如此欺负？于是开始动脑筋，很快想出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学武功，单打独斗显然不够用，得能一个打一群才能行，于是，他决定拜师，顾顺章聪明且刻苦，很快就掌握了师傅传授的绝招，不出两个月，他再跟街头流氓打架时便毫不吃亏，甚至能一个人PK一群小混混。

顾顺章也懂，仅靠拳头在上海滩立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一个靠山，特别是在码头和工厂这些干活赚钱的地方，早已被各大帮派垄断。如果不加入某个帮派，连工作都找不到，更别提立足了。

为了混饭吃，顾顺章还想过很多办法，比如在街头耍把戏卖艺，他对变魔术特别感兴趣，经常在街头看人家表演，一看就是一整天。偶尔有小混混来找茬儿，他还为摆摊变魔术的人出头打架，一来二去他就跟变魔术的人成了好朋友，人家就教他变魔术，顾顺章很快就把变魔术，练成了赚钱糊口的本事。

可以合理质疑，马永贞这部影片，是以顾顺章和王亚樵为原型拍的，都是从乡下来，都有野心，都是靠拳头打出一片天，连后续发展都差不多，在看清形势后，顾顺章毫不犹豫加入了青帮，在帮派打架斗殴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并且战斗力超强，在底层民众中声名鹊起，很快就成了青帮的小头目。

1924年青帮派顾顺章去南洋支援厂当工头，照顾帮内兄弟。然而到了9月份，由于经营不善盈利下降，厂方开始变本加厉地压榨工人，取消了30多项福利，工友们当场炸锅立即罢工，这事在当时非常正常，属于常规操作，当时指的是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之类的地方。

当然，这次罢工的实际组织者肯定是组织派来的，在罢工期间，顾顺章被推举为工人代表，负责与烟厂谈判。

让人没想到的是，烟厂方面不仅拒绝谈判，还报了警，让狗腿子们一拥而上，对工人代表大打出手，顾顺章身为工人代表，虽然超猛，但终究寡不敌众，被打得昏迷不醒，等到巡捕房的人赶到，他们不仅没有将伤员送往医院，反而把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顾顺章和所有工人代表一并抓走，关进了牢房。

得知工人代表们被抓的消息后，组织立即展开营救行动。幸运的是，当时因劳资纠纷而抓捕闹事工人的事非常多，只要花些钱打点巡捕房，人通常就能被放出来，很快，顾顺章他们就被成功营救出来了，上海地委的同志们还把顾顺章送到医院接受精心治疗，没过几天，顾顺章就痊愈出院了。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顾顺章提出了加入组织的请求，组织当时成立不久，考察手段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再加上顾顺章之前的表现完全没问题，1924年9月，在烟厂宿舍里，顾顺章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五卅运动后，他被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1925年8月，我党上海区执委会成立，顾顺章担任委员，负责区委组织部的工作。

1926年，组织派遣顾顺章和陈赓等人前往苏联学习，虽然在苏联的受训时间并不长，但顾顺章却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化妆术、催眠术、盯梢术、道具应用、枪械使用以及机械修理等一系列技能，加上他原本就精通魔术表演，并且善于揣摩人心，顾顺章展现出了非凡的特工天赋，他的爆破技术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屋里进行爆破时，屋外的人竟听不到任何声音，这些技能他一学就会，而且还能做到精通娴熟。可以说在特工领域里，顾顺章的天赋无人能及。

据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回忆说，有一次顾顺章化妆后，从家里后门绕出去到前门，跟门口的特务说要找顾顺章，特务信以为真带他进屋，对客厅里的顾利群说，有客人要找顾顺章，顾利群便到里屋去叫爸爸，结果转了一圈出来后说，爸爸没在家。这时候顾顺章突然摘掉眼镜、假胡子和假牙套，露出真面目。女儿顾利群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说：“爸怎么是您呐！”大伙想一想，这种化妆术，完全可以吊打现在的那些化妆网红。

后来国民党总统特务万亚刚，在回忆录里也对顾顺章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特务大师”，能让同行都奉为大师，可见顾顺章的特务水平之高强。

1927年初，顾顺章他们在苏联的学习结束，返回国内。

我们都知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老蒋对我党进行了残酷镇压，在那场风雨飘摇中，我党有近6000名同志被杀、被抓或失踪，领导机关也被迫从上海迁至武汉，惨痛的教训，使我党的许多大佬认识到，必须知己知彼，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才能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那年11月，我党专门成立了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这个神秘的机构下设四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科负责总务和我党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建立秘密联络点；二科则专注于收集情报，洞察敌情；三科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和处置叛徒，其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红队就归三科指挥，四科则负责交通联络，保障我党领导机关与各根据地、红军各省委之间的无线电和水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

新建的特科由周直接领导，而顾顺章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主持中央特科的日常工作，并兼任三科行动科的科长，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特科凭借各种人际关系，成功打入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等要害部门，掌握了大量核心机密。因此，主持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手中掌握着我党内部大量的核心机密，和渗透到国民党各要害部门的人员名单。

并且吧，特科唯一的武装力量，红队也掌握在顾顺章手中，红队，全称特科红色恐怖队，平时被戏称为“打狗队”。这是我党为了应对老蒋的白色恐怖，而专门组建的一支小型化武装力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铲除叛徒、刺杀国民党特务以及配合特科其他部门保卫组织安全，周为红队制定了严格的行动原则：不搞绑架、不滥杀叛徒（只针对危害极大的叛徒采取行动）以及只对国民党公开的特务实施刺杀。

红队的成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有些是从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还有一些则是从各苏区选拔出来的神枪手和爆破能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经历过北伐战争洗礼的老战士，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无论战斗能力，还是心理素质，都是超一流水准，堪称那个时代的特种兵。

到了1929年下半年，红队人员已经发展到三四十人规模，装备了勃朗宁左轮手枪、驳壳枪以及一批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投掷出去，使敌人流泪，从而为自己争取撤离时间。

此外当时国民党被渗透的跟个筛子一样，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国民党驻浦东炮营也一样，红队能根据任务需要，随时从炮营调取所需枪支，甚至包括机枪等重武器，其交通工具从汽车、摩托车到自行车应有尽有，但主要以自行车为主，因为自行车没有车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丢弃，无法追查车主身份，这使得红队在执行任务时，更加灵活机动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

红队最初是在顾顺章的亲自操刀下组建的，他同时还兼任了队长一职，在红队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当顾顺章投敌叛变之后，他的几个亲信也跟着跑了，后果是，没有人知道叛变后的顾顺章，会在何时出卖我党的机密，这使得许多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勤人员和渗透人员，都陷入了随时可能暴露，随时可能被捕杀的极度危险之中，更糟糕的是，顾顺章还掌握着我党在上海各机关单位的秘密办公地址，想一想都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问题来了，这位被称为特工大师的顾顺章，究竟是如何被捕叛变的呢？

其实，如果顾顺章不叛变，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因为他立过很多大功。比如，他干净利落地处置了叛徒白鑫，这次行动太漂亮了，甚至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白鑫，这个湖南常德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可耻叛徒，在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到上海工作，很快就投敌叛变，直接导致了我党农民运动领袖澎湃等人的被捕牺牲，小伙伴要明白澎湃的地位，那是真正的农民运动大师，比教员的资格还老，澎湃的牺牲实在太可惜了，让人无比愤怒，为了铲除叛徒，组织决定由顾顺章带领红队执行锄奸任务。

接到命令后，顾顺章带领红队队员，根据情报熟悉了叛徒的出没路线，就在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的前夕，即1929年11月11日晚上，顾顺章指挥红队队员埋伏在白鑫的住所附近。当晚11点，两辆小轿车开到白鑫住所门口，几个人出来后上了车。然而，埋伏的红队队员并没有收到动手的暗号。原来，在现场指挥的顾顺章发现这几个人中并没有白鑫，他断定这些人是出来试探是否有刺客埋伏的。果然，几分钟后，白鑫住所的后门有人出来探了探风，然后朝里边点了点头。随后，从里边出来七八个人，白鑫就在其中。顾顺章一声令下，三名红队队员瞬间冲向这群人，拔枪就打，叛徒白鑫头部中三弹当场毙命，锄奸行动成功完成。

小伙伴们要明白，这是杀人，不是杀鸡，白鑫身边的这些人也是带枪的，附近就有巡捕房，只要枪声一响，巡捕很快就能赶到，指挥这种暗杀行动，心理素质必须极其过硬，普通人去干这种事，腿估计抖得跟筛糠一样，路都走不动，更加不要说开枪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行动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轰动，白鑫头部中了三枪，但只有四个弹孔，颅内没有发现弹头，负责现场鉴定的法医披露后，轰动上海滩，这意味着什么呢？法医解释说，只有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去，并从同一个点穿出来，才能留下四个弹孔，由此可见顾顺章和他的手下，不仅身手敏捷，而且配合默契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在当年，顾顺章所率领的红队威名远扬，行动如风，令叛徒和特务闻风丧胆，他们的行动往往迅疾而果断：一辆轿车急停，从车中伸出的枪口瞬间喷发火焰，几声枪响过后，叛徒应声倒地，而红队则迅速撤离，消失在夜色之中，有些叛徒甚至还未察觉到危险的逼近，便已然命丧黄泉。那时的红队，真如幽灵般神出鬼没，令人难以捉摸。

英雄好汉，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喜欢，在组织内也一样，随着功劳越来越多，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他早年混迹江湖的陋习也逐渐暴露出来，他的脾气日益骄纵，生活作风也开始腐化堕落，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与顾顺章共事过的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曾回忆道，顾顺章平日里对文件不屑一顾，开会时也鲜少发言，而他的生活则充斥着鸦片、女人和家暴等不堪入目的行径。

陈赓当时负责情报收集工作，对顾顺章的种种劣迹显然非常清楚，他曾预言：“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着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如此放浪形骸，显然不太适合待在机密工作岗位上，就在组织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由康生取而代之的时候，顾顺章果然出事了，1931年4月，他负责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返程途中，经过武汉，顾顺章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和一个舞女搞上了，决定在武汉逗留几日，他独自脱离队伍，住进了汉口法租界的一家豪华饭店。

没过几天，顾顺章便与那位舞女挥霍完了手中的经费，身无分文的他，回到上海无法向组织交差，竟然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办法：利用自己的艺名华广齐，在新市场表演魔术赚钱，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让一起执行任务的董健吾感到十分震惊，他多次提醒顾顺章注意，住宿地点鱼龙混杂、风险极大，并且吧，特工身份最忌讳抛头露面，而顾顺章为了赚钱却公然上街表演魔术、四处张贴海报，再加上那个舞女来历不明，极有可能给顾顺章带来危险。

董健吾这个人很厉害，和孙夫人还有张学良都能搭上关系，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有机会再详讲。

对于董健吾的良言相劝，顾顺章却置若罔闻，眼见无法劝说顾顺章回心转意，董健吾只能找了个借口，先行返回上海。

谁曾料想，董健吾刚刚离开，顾顺章就翻了船，尽管他号称伪装大师，一身西洋绅士装扮足以迷惑众生，但这些伎俩在熟人面前却无所遁形，就在4月24日那天，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尤崇新在叛变前曾是武汉地下党的一员，1月份被捕后叛变，他此前与顾顺章有过两次会面，对这位精明能干、擅长魔术的红队队长印象深刻，在武汉，认识顾顺章的人寥寥无几，但不幸的是，尤崇新正是其中之一。

尤崇新自己都未曾想到，会在武汉遇见顾顺章，立即摇人将顾顺章抓住，他被直接押往武汉绥靖公署行营，在审讯室里，顾顺章表现得异常冷静，仿佛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准备，没有经历严刑拷打，也没有受到威逼利诱，作为特科核心成员的顾顺章，竟然直接选择了叛变。

面对前来审讯的何成浚和蔡孟坚，顾顺章递上了一份见面礼，武汉地下党的情报，他一口气供出了20多个秘密联络站，但对于上海、南京两地的情报以及特科关键成员的信息，他却表示只有到了南京才会透露，这既是他的护身符，也是他换取荣华富贵的筹码。顾顺章反复叮嘱何成浚，在抵达南京之前，绝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关于自己被捕的任何消息。

然而，顾顺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成浚急于邀功请赏，根本不在乎他这个阶下囚的警告，很快，6封报喜的电文全部发往了南京中山东路5号——中统特务机关的总部。而中统的负责人正是花花公子徐恩曾，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兄弟，只要这些电文落到徐恩曾手中，我党组织将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

何成浚打死也想不到的是，徐恩曾怎么会老老实实待在办公室呢？每个周六，他都会跑到上海与情人王素清私会，至于工作上的小事，比如签收机密电报，统统交给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是我党隐秘战线的传奇人物，龙潭三杰之一，也是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的一号特工，起初，钱壮飞并没有太在意第一封加密电报，毕竟每天全国都有大量电报发给徐恩曾，但10分钟后，武汉行营再次发来绝密电报，仍然是徐恩曾亲启，如此高的发报频率和绝密级别，前所未有，钱壮飞敏锐地察觉到，武汉出大事了。

趁着别人不注意，他立即将电报解密，六封电报，每一封都如同晴天霹雳，令人心惊肉跳。

第一封：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即将被押解至南京。
第二封：黎明手握消灭敌核心组织的重大计划，打算亲自前往南京向总司令汇报。
第三封：何长官急电，请求陈部长迅速通知蒋总司令，调派一艘军舰火速赶往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至南京。
第四封：鉴于事态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紧急征用商局客货轮一艘，立刻启程押送黎明至南京。
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往南京，向均座亲自汇报此事。
第六封：此事绝不能让均座以外的人知晓，否则我们一网打尽上海地下党的计划将功亏一篑。

钱壮飞看着这些译电，背脊发凉，心中惊涛骇浪，他知道“黎明”正是顾顺章的代号，一旦顾顺章被押送至南京，我党整个秘密战线将面临灭顶之灾，现在，留给钱壮飞的时间已经不到48小时了。

在这危急关头，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不惜暴露自己，也要扣下这六封电报，阻止徐恩曾提前得知顾顺章被捕的消息。能拖延一天是一天，即使只能拖延几个小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传递出去。

于是，钱壮飞紧急安排女婿刘杞夫，乘坐当晚最后一班火车，赶往上海寻找李克农，随后，他匆匆赶到丹凤街的民治通讯社，在一张地图上划下一刀，这是与同志们事先约定的撤离暗号。

完成这些后，钱壮飞仍不放心，刘杞夫能否及时将情报送达特科？他决定亲自冒险前往上海，与此同时，顾顺章还在做着黄粱美梦，幻想着一步登天；何成俊和蔡孟坚也沉浸在升官发财的幻想中；而徐文增则仍在与情人幽会，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无所知。

在这几十个小时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刘杞夫在第二天清晨抵达上海，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口信带给了李克农，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语，“天亮”指的是“黎明”，即顾顺章；“已走”暗示他已叛变；“母病危速转院”则是催促特科所有人员立即转移。

当顾顺章在武汉得知，报喜电文已经发往南京时，他无奈地笑了笑说：“抓不住周了。”，由于钱壮飞及时送达的情报，特科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转移，成功地避免了这场超级灾难。

聂帅曾回忆：当时形势极为严峻，我们必须在敌人行动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周同志亲自挂帅，指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转移行动，中央各办事机关迅速而有序地进行了撤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紧急搬家，一切与顾顺章有关的联系都被彻底切断，那两三天里，我们紧张到了极点。

尽管特科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反应迅速、行动果断，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争分夺秒，但顾顺章所掌握的情报实在太多，就在他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他就丧心病狂地指认了我党杰出领导人恽代英，当时，恽代英化名王作霖，正在南京军人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眼看就要成功营救、脱险出狱，却因为顾顺章的出卖，最终在雨花台惨遭敌人杀害。

接着，顾顺章又亲自带人南下广州，抓捕了我党另一位卓越领导人蔡和森，导致年仅36岁的蔡和森在狱中英勇就义，此外，向忠发、牛兰夫妇以及佐尔格小组等也相继暴露被抓，据不完全统计，因顾顺章叛变而壮烈牺牲的地下党成员总数高达800多人。

鉴于顾顺章叛变给我党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危害，特科决定对顾顺章的家人采取必要措施，因为除了顾顺章本人外，他的家人也参与情报传递等秘密工作，同样掌握着党组织驻地和许多领导同志的住所、样貌等核心机密，经过多次谈话后，顾顺章的妻子依然表示要与丈夫共进退，如果这些人也步顾顺章后尘叛变投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完全失控，特科在慎重考虑后，决定对掌握我党机密的部分顾顺章家人进行处置，九个表示继续支持叛徒顾顺章、拒绝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亲属全部被处死，留下了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

然而好心办坏事，这个举动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到家后，跑去南京找顾顺章，当顾顺章问其他亲属下落时，他说不知道，于是顾顺章指使他回上海，每天在街边路口守候，一旦发现熟悉或认识的人就立即指认，没过多久，特科成员王世德骑车经过时，恰好被张长庚认出，并指认给了身边的特务，就这样，王世德被捕并叛变。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大量我党的机密，使我党的一批秘密机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同志们纷纷因他而遭出卖、被捕甚至被杀，党组织的秘密机关驻地也接连遭到破坏。

1931年12月1日，我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顺章发出了特别通缉令，这份通缉令详细列举了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在我党的历史上，对一个叛徒发出如此级别的通缉令，是极为罕见的。遗憾的是，我党的同志们并未能亲手将大叛徒顾顺章绳之以法。

那么，顾顺章究竟是如何走向末路的呢？我们知道，由于钱壮飞及时传递的情报，我党得以将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眼见自己的利用价值大打折扣，顾顺章便干脆把自己在特科的工作经验整理成文字，甚至在中统开设训练班，专门教授国民党特务如何对付我党，企图借此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徐文曾的安排下，他的亲信帮他整理出了六本共计五十多万字的教材，被吹捧为“特工圣书”，内容涵盖训练、情报、侦查、行动、审理和组织工作等各个方面。

在特务训练班上，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他曾经在苏联红军学习政治保卫工作的经历，被传为在克格勃前身格别乌受过训，这种传言为他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参加第二期特务训练班的林承荫曾经评价说，虽然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在此道上的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他结合自己在红队的工作经验，理论结合实际，讲得头头是道，非常吸引人。

开班授课和出版教材让顾顺章名声大噪，但对这个叛徒来说，这未必是好事，戴笠跑来跟徐恩曾商量，要把顾顺章借到军警处训练班当顾问和教官，顾顺章自从和戴笠搭上关系后，就对中统疏远了，这让徐恩曾感到不满。当时有种说法是，顾顺章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中统和军统为了争抢案子、争夺功劳，好几次在老蒋面前吵得不可开交。

徐恩曾越来越不爽，他派去保护顾顺章的保镖林京生，不止一次偷偷将顾顺章给戴笠的信送给他，顾顺章是什么人？特工之王啊，很快就察觉到了徐恩曾的这些小动作，内心开始不爽，狗怎么能挑主人呢？这是徐恩曾绝对不能容忍的。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两个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包括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在内的2.6万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中共中央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工作。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中央秘书处各科工作人员居住的“联络点”改称为“处”，位于租界戈登路1141号的文件保管处负责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与各地各级组织间的往来越发频繁，但上海的生存环境却日益严峻，中央各机关分散保存文件风险极大。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因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所有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因精简机构，中央机关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此时，文件保管处已收集整理了20余箱的资料，考虑到戈登路1141号暂时比较安全，暂不搬迁。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这样建立了，后来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为应对敌人的搜查，中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中央文库工作准则。最初，中央文库的文件基本都是一包一摞尚未整理的。对此，周恩来指示：文件应分条理，分类整理。之后，周恩来请瞿秋白为中央文库的文件整理工作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中央文库收集、保存文件的范围、内容及分类整理的方法。中央文库的文件保管工作进入有序发展阶段。

此时，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他因办事可靠、老成持重，在党内被称为“老太爷”，这也是周恩来挑选他成为中央文库首位守护人的重要考量。张唯一按照瞿秋白拟定的《文件处置办法》，从数量可观的中央文件中挑出最重要的，按一定的顺序重新排列，然后打包存放。对价值一般的事务性文件，则将其内容简单记到一本流水账上，以备遇到突发情况之时可以随时销毁，不致落入敌人手中。

面对白色恐怖，中央文库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一是中共中央确定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其他任何人除非在特急情形下，否则不得过问文库工作。二是严格限定文库管理人员与外界接触，防止暴露身份。三是不定期变更中央文库的地点和管理人员。中央文库究竟在哪里，除个别中央领导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外，对其他高层干部来说也都是机密。

中央文库存放的是中共中央原始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报往来，及早期中央领导人的手稿、照片等，在实际工作需要查找之前的中央文件时，中央文库便发挥了大作用。中央文库建立后，经常使用文件的是周恩来和瞿秋白。1931年，周恩来为了撰写纪念林育南和李求实的文章，特地去中央文库查阅资料。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张唯一调任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中央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负责单线联系。

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东北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决斗争，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陈为人将隐藏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到自己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是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在阁楼里，他做了一堵木墙板，在两墙夹缝中存放文件。阁楼中间还放了个大火炉，用以烧掉平时整理过的文件片纸，一旦出现紧急状况，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他与妻子“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毁”的誓言。

按照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为此，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掩护，妻子韩慧英则当起了教员。每到晚上，他便关上店门，来到三楼，拉下窗帘，在微弱的灯光下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信件抄录下来，将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剪掉文件周边的空白，这样就能尽量缩小文件的体积，便于保管和转移。

20世纪30年代，党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地点频遭敌人破坏，革命斗争环境险恶。陈为人夫妇始终保持着警觉，一旦察觉中央文库保管地有异常，马上搬家。1935年2月，因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有回来，陈为人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火速转移中央文库。他找到了一幢二层楼房，每月租金高达30块银元之多，但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他仍然将楼房租了下来。

为保安全，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又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没了经费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几乎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甚至零星杂物都卖光了，为不让房东看出破绽，一楼的摆设仍旧如常。吃饭的时候，为不让房东怀疑，他常在饭上盖一片干鱼片，把饭端到楼上吃，快到门口时再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一片干鱼片被他用了一个月之久。他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每日仅吃两餐，靠红薯度日，以水代奶。为防止文件被虫蛀，陈为人还会经常翻晒文件。后经多次联系，陈为人终于和党组织派来的徐强接上了关系。当徐强见到陈为人时，他脸色苍白，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所谓“一号机密”，其实指的就是“中央文库”。

那是我党首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包含着我党在撤离上海前的所有重要文件。

最开始的时候，这座文库被建在了上海江宁路673栋10号，也就是党早期领导人们开会办公的地方。

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革命，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我党逐步转向地下。

为了确保安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文件和机关分离，也就是将中央文库单独拿出来，派人管理，一号机密就此诞生。

在周总理和翟秋白等人的安排下，中央文库被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主本，用于交托未来；另一部分则是副本，给工作人员们调阅使用。

主本部分不用多说，其位置乃是绝密，一般人难以接触；至于副本接触到的人比较多，中央特科负责人一般都能管理。

而一旦选择接过一号机密，往往意味着要和寂寞作伴。

因为组织纪律规定，保护中央文库的人要独立居住、独立活动，同时只跟组织一名成员单线联系。

比如说中央文库的首位保管人“张老太爷”，刚接过任务的时候还不到40岁，可就是凭借性格沉稳才有此绰号。

白天的时候，他是木器行老板，晚上的时候，他是中央文库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