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冬，开国少将、原福州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蔡永为撰述当年“永萧事变”的经过，专程赶往事发地河南省永城县和安徽省萧县。
在当地党史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帮助下，蔡永将军走访了壮烈牺牲的同志的墓地，并看了自己当年被叛军关押的地点。
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令已至暮年的蔡永将军也忍不住有些感慨。也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蔡永将军向地方提了个请求，希望能找到当年搭救他的救命恩人以及乡亲。
也并没有让蔡永将军等多久，当地负责同志就把蔡永将军的救命恩人郭相山一家找到，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户主郭相山早已病故，而他十八岁的女儿郭瑞兰也已经年过六旬，谈及当年的往事，两人心头也忍不住有些感慨。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永萧事变”说起，即党史上所称“耿、吴、刘事件”。
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河南萧县人耿蕴斋于年底在当地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
不久之后，耿蕴斋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所率领的游击队自然也可以看做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之所以说恢复党籍，主要原因在于耿蕴斋1928年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次年就退党，但他的这重身份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少。
耿蕴斋虽然领导游击队抗日，但其实并不服从党组织领导，颇有些自由散漫的个性。
蔡永将军源于“永萧事变”的教训，对耿蕴斋其实也无所谓好感。
1939年初，八路军115师344旅685团东进至微山湖地区后，与当地起义武装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并收编了耿部为“苏支”第七大队，耿任大队长。
不过，耿蕴斋并不满意收编，于是悄悄率领改编部队回了老家萧县，组织上当时对他这一行为进行过批评，但耿蕴斋始终置若罔闻。
总的来看，耿蕴斋思想中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有他局限的一面。
耿蕴斋后来率部配合主力南下开辟豫皖苏边区，同年9月因“湖西肃托”影响，耿蕴斋又私自率领一警卫连返回萧县。
山东分局划分萧县到豫皖苏党委领导后，耿蕴斋改任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总队长。
1940年，耿蕴斋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
当时，耿蕴斋所部被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特务团后，本人出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负责领导萧县周边各县武装，并将主力部队一个营和一个骑兵队跟随他活动。他对此调动十分不满，认为是在明升暗降，剥夺他兵权。
耿蕴斋的思想变化很快就引起了队伍中一部分投机分子的注意。
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的吴信容、六旅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对党组织也存在不满情绪，他们与耿蕴斋勾结在狼狈为奸。
耿蕴斋、吴信容引起了豫皖苏党委的注意，为了能挽救二人，豫皖苏党委特意派人劝说他们返回队伍，如果不返回，即视为分裂叛变，就用武力解决，并计划以驻永城的六旅十七团刘子仁部为主力。
在劝说工作完全不奏效的情形下，负责解决此事的边区党委书记、联防委员会主任兼四纵队副司令员、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决定采取武力解决。
不过，因为在劝说过程中，未能及时察觉刘子仁的动向，整个计划一开始就存在漏洞。
刘子仁把消息通知了耿蕴斋、吴信容，随后三人勾结在一起，把党组织派去萧县的工作人员全部扣押起来。
二
对刘子仁的问题，蔡永将军在当年其实就有所察觉。
刘子仁过去在西北军中，抗战时期在永城当国民党军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永城陷落后，加入鲁雨亭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历任新四军六支队一总队二大队队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七团团长。
十七团政委孔石泉调走以后，蔡永将军出任该团政委，一上任就发现了刘子仁作风不正派，但上级对刘子仁的情况未能第一时间察觉。
刘子仁后来率领部分队伍悄悄回永城老家后，与在萧县的耿蕴斋、吴信容勾结十分紧密。
蔡永还未来得及汇报这一情况，组织上就发现了耿蕴斋、吴信容两人问题，并派人到萧县处理，但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察觉刘子仁问题，还把他当作解决“耿、吴”问题的主力。
1940年12月11日，在刘子仁提前泄密的情况下，耿、吴知道了我党的布置，三人商量后决心发动叛乱。
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刘子仁抢先一步动手，以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为名，把所有干部都骗到了团部扣押。
蔡永知道情况不妙，正欲持枪反抗，却被闯进门来的警卫连长朱世华扣住，同时被抓的还有路南地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何启光副团长周大灿和团机关直属队工作人员，下属一营、二营干部以及萧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同时被抓。
一行人被关在芒山东北王楼一所后院北屋。
也是同一天，耿蕴斋、吴信容两人在萧县动手，把党派去的党员干通通抓了起来，关进了张三座楼软禁。
就连吴芝圃以及时任路南地委书记、萧县独立团政委李忠道两人都没能幸免。
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叛变以后，率领大约2000余人的队伍投靠了汤恩伯部，被调往汤部后方太和县，事实上包括萧县、永城、宿县在内原我根据地下去，此时也统统落入国民党当局手中。
不过，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叛变后，未来得及对所关押的共产党人下杀手，后来经过我党营救，大部分都幸免。
当时三人所裹挟的部队中，不少都是原八路军部队，这些部队意志坚定，战斗力强悍，不是他们这些人轻易所能动摇的。
特别是当时驻扎在萧县的十八团三营，是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他们强有力的态度，保全了十八团被扣留的政工干部。
比较难缠的是刘子仁。
蔡永被刘子仁扣押时，随身携带的枪支以及印信都被搜走了，刘子仁虽然调动不了十七团所有部队，但只要有蔡永的印信在，刘子仁就能很轻松的把十七团所属的部队全部拉走。
蔡永一想到这个关键，内心就无比忧虑，多年之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忍不住感到紧张：
“没有想到，多年来转战南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如今竟作了叛徒的阶下囚。怎么办呢？在枪林弹雨中能冲锋陷阵、英勇战斗的革命战士，难道能在叛徒的手里坐以待毙，或者是等着叛徒交给敌人当“见面礼”？不能！不能！”
好在刘子仁扣押蔡永等人时，没有把他们分开关押，这给他们商量突围打下了一个基础。
12月12日傍晚，蔡永几人被转移至邵山一个打麦场关押后，一行人决定决定在第二天凌晨突围。
整个突围过程可谓是惊险万分，因为被囚禁的蔡永几人身上的枪支都被搜走了，等于说是赤手空拳与叛军作斗争。
因控制敌机枪手的人失败，几人一冲出房门，瞬间就被敌密集的机枪子弹覆盖……
蔡永因头部受伤裹着绷带，被敌机枪手看到，一梭子子弹扫过来，当即就重伤昏迷倒地，被突围的战士认出后，将他背上突围。
机枪的声音也惊动了村子里的叛军，无数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
蔡永因为重伤的关系，一行人突围的速度很慢，后来迫不得已之下，只好把他留在永城六区倌山乡郭楼一个老乡郭相山家里照顾，并留下一营政委王枫照顾
三
对于在这个老乡家藏身，蔡永记得特别清楚。
郭相山就把蔡永安排到里屋住下，还叮嘱女儿郭瑞兰：
“这个同志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高低不能叫他死了，万一冒了风，叫敌人搜到，咱一家也活不成。”
考虑到敌人可能随时搜捕过来，郭相山叮嘱蔡永，如果碰上敌人来此，就假装是疟疾发作躺在床上，他们想办法把敌人拦在门外。
一营政委王枫本来想装作郭瑞兰的姨兄，可因为王枫是上海人，一口松江话，问起来准露馅，经过商量后，郭相山就让他装成女儿的丈夫（当地俗语客人）。
根据蔡永将军回忆文章，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勘误。不少文章张冠李戴，误以为是蔡永装成了郭瑞兰的丈夫，但其实并不是。
蔡永留在郭家养伤，郭家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在之后不久，叛军几次上门搜捕，明晃晃的刺刀就在蔡永藏身的麦秸堆下刺。
来回几次，都是郭相山帮忙掩护。
蔡永记得很清楚，郭家那时很穷，一家三口人吃得都不是很够，但为了蔡永养伤，杀了自家下蛋的母鸡给他补身子，令蔡永十分动容。
1940年12月13日傍晚，萧县独立团的一个连带着担架去郭楼，才把蔡永接出来。
蔡永回到队伍后才知道，他们一行五十余人，突围的过程中牺牲很大，这其中包括十七团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组织股长盖卓如，特派员温治平，三营营长兼政委陈迎荣，三营七连吴连长和指导员吴平。
耿、吴、刘叛变后，对豫皖苏根据地带来了很恶劣的影响，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三人中除了吴信容在1942年病死外，耿蕴斋、刘子仁均在建国后被捕。
耿蕴斋因为多年靠边站的关系，手上血债较少，1951年被羁押后不久即释放回乡务农，唯有刘子仁始终持反动立场，后来还随国民党军起义，但终究没能逃过惩处，于1951年被镇压。
蔡永将军在建国后多年，始终牵挂着搭救他的郭相山一家。
1982年冬，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蔡永将军终于与已经年过六旬的郭瑞兰见面，谈及当年往事，两人均是唏嘘不已。
蔡永将军曾提出报答，并想把郭瑞兰接到城里养老。
不过自始至终，郭瑞兰也没有答应，后来一直在老家颐养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