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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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魏与金国，这两个相差数百年的少数民族政权，却经历了同一个困境，那就是一迁都就都爆发了叛乱，从而影响了之后的国运。那么，从六镇之变到金代契丹之乱，迁都为什么会成为肇乱之源？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三月，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因与戍主失和，率众叛乱，自称真王，改号元年。柔玄镇等地纷纷响应，不久后，六镇俱为叛民所占。这场叛乱虽然在第二年就被北魏和柔然联合镇压，但此后不久，河北三州又接连遭受水旱之灾，被迁至此地衣食无着的六镇军民再次起事。
自此，原先起自六镇的反叛之火延烧至河北、关陇等腹心之地，彻底改变了北魏的政治走向。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六镇之变的起因或许可以追溯到孝文帝迁都一事，这次迁都之举虽然有利于北魏的汉化之路，但却为几十年后六镇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无独有偶，同样是因为迁都，金国也失去了“北境”。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改称中都。正隆元年（1156年），又迁葬始祖以下诸帝至大房山。
正隆二年（1157年），毁上京旧宫殿和贵族府第及储庆寺。通过这一举动，完颜亮彻底将金国的政治核心从会宁转至中都。燕京处于金国疆域中轴偏南位置，迁都此地不仅能减少西夏和鞑靼的军事压力，更能继续调动各路猛安谋克部众加大对南宋的军事压力，似乎是百利而无一害之举。
然而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正隆五年，西北路契丹聚众叛乱，推西北路招讨司译史契丹人撒八为首领，撒八杀金签军使及招讨使，夺兵甲三千副，史称撒八-窝斡之乱。虽然此次叛乱或者说起义自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随着移刺窝斡被俘便已宣告失败，但它带来的影响却彻底改变了女真北境的军事格局。
此后，为避免契丹再次作乱，大批契丹裔猛安谋克部众被女真裁撤，原先在西北被充作第一道防护屏障的乣军与群牧部落们也宣告失效。
从北魏六镇之变到金代的契丹撒八-窝斡之乱，原本被视为边境藩篱的六镇和契丹为何都因为迁都一事而大乱，转而成为其统治者最为头疼的乱源？
先来说说六镇之变。六镇是北魏时期北疆系列军镇的泛称，又被笼统称作“北镇”，是北魏用于防备和征讨柔然等游牧势力的军事节点。胡三省认为，北镇“即魏主破降高车所置六镇也。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镇”。也有人认为，北镇为设置于长城沿线，包括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沃野、御夷等诸多军镇的统称。
六镇社会构成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军镇官吏、迁徙而来的代人、以及各族豪酋和当地豪强组成的六镇统治阶层，后者则主要是被北魏征服的各族部落民和一些迁徙而来的居民，其族裔成分极为复杂，如拓跋鲜卑、汉人、柔然、敕勒、匈奴、南蛮等均在此列，在迁徙至此后，这些人统称“镇民”。
镇民们地位低下，形同奴隶，《魏书》称其“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他们不仅要在军镇管理下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更要承担北镇特有的兵役和赋税征发。
与之相反的是，六镇统治阶层人数虽少，但却控制了六镇经济、政治、军事资源命脉。六镇军事官员中以镇都大将一职地位最为煊赫，地位同于刺史，同时，由于这些大将均为朝廷所派，有着较好的转迁和流动性，中层官员如如僚佐、诸曹参军、函使、军主、戍主等则不同，主要由世代定居于六镇的本地豪族或迁徙代人组成，他们与六镇镇民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声息相通。
北魏建立六镇以来，当地就形成了镇民-本地豪族-军镇高级官吏三个层级的金字塔结构，六镇在这样的统治结构下，一边持续不断的维系对于柔然等势力的军事压力，一边为北魏提供丰富的畜牧业资源。
当地部落民主要由高车人组成，他们依然保持着游牧经济模式，在被北魏所征服迁至六镇后，他们继续“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
如果这种统制结构和经济模式能一直延续下去，或许六镇之变就不会发生。但在历史上，这种珍贵的“恒常”几乎是不存在的。“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或许是出于对于征服南梁政权的野望，公元494年，孝文帝迁国都于洛阳。
国都得迁移意味着北魏战略重心的南移，北魏开始于汉水、淮河一线与南梁对峙。然而，汉水、淮河一线不同于中原，水网交错、地形复杂，并不利于北魏骑兵的驰突。从迁都到六镇之变的三十年间，北魏虽屡屡南下却并无多少斩获。
相反，连绵不断的战事却让这个北方势力陷入战争的泥潭无法挣脱。“劳兵兼时，日有千金之费”。
与之相反的是，此时柔然与北魏的矛盾却趋于缓和，尤其是在敕勒人十万余落在西域建立“高车政权”，脱离柔然统治后，柔然转而对高车用兵，无暇南顾后，六镇的军事价值也就有所降低了。在北魏陷入与南梁政权无尽的消耗战争后，曾经被视为国之爪牙的六镇开始被忽略和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体现在各方面，此前，北魏诸帝对于六镇将官的任命极为重视，对于镇将的提拔更是优于其他地区，史载“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迁都之后，由于阴山防线不再是关乎国都安危的核心，六镇将领升迁之路亦受拖延，专事聚敛充塞其中。就连六镇都成为囚徒发配流放之地。底层镇民们被视为“北人”，饱受欺凌，而即使是鲜卑族裔和镇将军官们，也因为“六镇鲜卑”的身份被“近洛鲜卑”们视为不开化的边鄙之众。
这种政治上的孤立导致六镇内部各阶级自我认同的产生。“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六镇起义失败后，高欢、宇文泰等人正是打着这一旗号才能将大量六镇降户聚拢在自己周边。
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忽视更是成为促成六镇叛乱的直接导火索。“及蠕蠕（柔然）主阿那瑰叛乱，镇民固请粮廪，而景不给。镇民不胜其忿，遂反叛”。
虽然六镇之变的直接导火索是镇将于景措置不当，未能及时处置镇民粮廪不足的问题，最终酿成泼天大祸。但“而景不给”的背后，或许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农耕文明相较于游牧文明最大的优势或许不是产量，而在于稳定性。从《魏书·灵征志》的记载来看，牛、羊等牲长的旺季是5月至7月，但此时却也是六镇“大雨雪”、“寒雪”、“陨霜”、“大霜”频发的时段，这些对于六镇畜牧业无疑是灭顶之灾。
畜生
《灵征志》同卷有载：“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镇官马为虫入耳，死者十四五。虫似螝，长五寸已下，大如箸”。与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不同，畜牧业几乎无法抵抗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影响。为维系六镇的军事作用，北魏长期通过“租输三等九品制”由幽、定、安等州向六镇输送粮食。
但这种运输之消耗不可谓不大，以沃野镇为例，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资料计算，其军粮由薄古律等镇运往，其中运输压力最小的薄骨律镇距离沃野360公里。而距离最长的安定镇距离沃野为794公里，可谓货真价实的千里馈粮。
在举国征讨柔然的大形势下，运输压力所产生的争议自然会被暂时搁置，然而一旦六镇成为实打实的边镇，不复之前的关键，千里馈粮自然就成了一笔必须要算一算的经济账，而在这种衡量的天平之下，边缘化的六镇与烽火连天的汉水、淮河战场，孰重孰轻自不必说。
《魏书帝纪卷九》所载，正光五年北魏改州为镇的诏书曾经委婉提到：“以其诚效既亮,方加酬锡,会宛郢驰烽,朐泗告警,军旗频动,兵连积岁,兹恩仍寝,用迄于今。怨叛之兴,颇由于此”。显然当时的朝廷也十分清楚，六镇之叛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对六镇供给的失序。
这种失序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物资的短缺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六镇再难充当抵御柔然时的物资征发中心，因此，北魏采纳源怀的建议，在六镇要害处修筑城防，期望以此节约军资、集中军事力量。
但漠南地区东西横亘两千里土地，如此大规模的修筑工程，其徭役皆需要由镇民们承担，本就因粮食不足而日益窘迫的镇民们自然备受其害，此举无疑进一步激发了镇将群体和镇民之间的矛盾。
正光五年时叛乱镇民几乎不约而同对豪帅、军吏所居住的镇城进行围攻，一方面是为了宣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些镇城才有能够活命的充足粮饷。从这一点上来讲，若只是将六镇之乱视为一场反对汉化政策的暴动，确实是有失偏颇的。
金代契丹之乱其实也是同理。虽然完颜亮迁与契丹之乱不无关联，然而实际上，金自立国以来就持续执行这向南的战略部署，根据余蔚《完颜亮迁都燕京与金朝的北境危机——金代迁都所涉之政治地理问题》的说法。
“它（金国）在东、西、北三面之“谦退”，是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方向，一个在本政权盛时始终倾尽全力对抗、打击的对象，即宋政权。”而完颜亮的政策，只是“有力推动而非扭转这一战略倾向。”
到了完颜亮时期，在女真猛安谋克们已经中心转南的前提下，为了继续支撑北境防线，只能继续以当地的契丹猛安谋克以及汪古、塔塔儿等归降部落作为防御力量。
这些军队按照构成可以分为签军和招讨司属部两大类，前者为本身就驻扎在西北边疆的签军部队，包括永屯军分番屯戍军，后者则是辽灭亡后西北边地的契丹等部族，这些部族会根据不同规模和实力分为猛安谋克、乣和部族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部队，相比于签军，这些招讨司属部更加类似于金代版本的六镇部落民，军事色彩更加单薄一些。为方便管理和安抚，金人在属部设立勘事官处理其内部狱讼，并在灾时进行赈济，非战时，则同样会向其征收粮饷马驼等物资。
通过这种间接管理的方式，金国可以以较为低廉的维持成本在西北布置一条人数相对密集的军事纵深，以实现对草原部落的防御和预警。对于部落民而言，通过提供粮饷马驼和人力资源，他们也能得到金朝的庇护，减少因兵祸天灾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可能。
然而，这种相对公平的合作模式在完颜亮时代被彻底打破了，“正隆五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契丹丁壮。”所谓“尽征”是一个什么概念？按照《金史简编》的说法，在当时，“凡是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都在被签发充军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文网上所说签军，多指辽金时期两国强行签发汉人为军，尤其是金人征宋时强迫征发两河等地汉人平民充军为炮灰的劣迹。但从《宋会要》《金史》等文献记载来看，“签军”一词的含义相当广泛，并不局限于汉人，也包括契丹、渤海民等部族。
如《金史》记载：“契丹入户，累经签军立功者，官赏恩利与女真同”，根据《汉儿、签军与金朝的民族等级》的分析，签军的性质和待遇会因为所签之人的族别和地域有所不同，其中契丹地位次于女真、渤海人，虽强于汉儿（指北地汉人）和南人（南方汉人），却依旧属于三等族群。
从之后的结果来看，这次大规模的军事征发，其调度和规划几乎是一地鸡毛。其签军方式之粗糙，让这场军事动员彻底成为一场闹剧。
可以说，正隆中倾尽国力、尽起“西北路契丹丁壮”南下，无疑进一步激化契丹与女真之间的矛盾。金制“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每有征伐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即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或许因为其氏族制度残余的影响，金国的军事动员政策相对粗暴，很少考虑对于日常生产的兜底保护。
更为关键的是，北境契丹本就与更北方的邻居连年征战，双方已然结下生死血仇，他们如果被调往南方，其部落将长期处于毫无军事保护的境地之下。如此，即使他们侥幸得免于战阵，当他们从南方归来，面对的也极有可能是已经被烧成白地的家园。
截止此时，事情也并非没有转机，契丹人曾向海陵王派来的燥合、杨葛两位使者陈情，诉说厉害。然而或许是因为了解海陵王对于挥军南下的执念，担心被海陵王怪罪，燥合不仅没有转述契丹所请，而是继续强征契丹为兵，杨葛虽预见此事可能酿成大乱，却同样未敢上奏，最终在惶恐不安中忧惧而死。
就这样，金国失去了消弭叛乱的最后机会，《金史·世宗纪》记载：“海陵南伐，天下骚动。是时，籍契丹部人丁状为兵，部人不愿行，以告使者，使者燥合畏海陵不以告，部人遂反。”
在这种情况下，西北路招讨司译史撒八（一称萨巴）等杀死招讨使完颜沃侧及燥合等人，推举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率领契丹人发动起义。起义虽然起自西北路，但很快引动上京乌古敌烈部、信州、济州、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以及东北各地契丹民群起响应。
从表面看，六镇之变和金代契丹之乱都是因迁都而引发的军事动乱。但这种归因却有些失于宽泛，尤其是六镇之变，人们常将这次变乱归结于汉化鲜卑和六镇鲜卑的离心和割裂。
然而实际上，迁都之后军事和经济上的长期忽略或许才是致使六镇之民尽皆反叛的直接根源。灾害频发、兵祸不断、腐败横生，被漠视的镇民已然失去安身立命之基，只能在野心家的裹挟下死中求活，就像薛海波所说，六镇暴动不过是镇民们“为生存而反抗”。
至于金代的契丹之乱同样如此，当朝野上下都在有意无意的忽略北境契丹的哀告和骚动后，后者的倒戈相向就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薛海波《“为生存而反抗”--论北魏六镇经济与六镇暴动的原因》
2、乔桂英《六镇起义的气候因素探析》
3、郁冲聪《论北魏六镇的军粮问题》
4、彭丰文《碰撞、交融与认同：北魏六镇社会与六镇起义的再认识》
5、余蔚《完颜亮迁都燕京与金朝的北境--金代迁都所涉之政治地理问题》
6、孙文政《金代上京路军事研究与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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