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宛如阿修罗》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昆德拉就提到一个永恒轮回的世界，触目皆是廉价的宽恕、无耻的冷漠、对残暴的浪漫化。在这个世界中，人的“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

如今的情况并没有更好。标榜自由与民主的“历史终结论”似乎终结，近年发生的战争与政治事件并看不出历史在永恒地进步。生活于其间的我们，也在亲历着道德感地不断下降、智识不再崇高和被仰望、人心更加疏离和淡漠、青年人的生命力也日渐萎缩……

在这个世界，怎样才能保持自身的强健？

在其经典名作《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书中，尼采给出了回答——

“历史教育唯有追随强劲的、新的生命之流（例如不断新生的文化），换言之，唯有在它受到更高力量的引导和支配，而不是纵容它自己支配和引导的情况下，才是有益健康和前景光明的。“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是尼采最为深远的作品之一，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看待历史的态度和观念。该书最早出版于1874年，目前国内已有的译本大多没有注释或仅有少量注释，而尼采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戏仿和反讽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鉴于此，清华历史学者周思成以文本与注释1:2的比例对文中涉及的大量历史、哲学背景以及典故、反讽等做了详细的注释，并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导读，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重新思考历史于当下的意义。

▲周思成亲笔签名本▲

终结历史的历史哲学？

“在任何时代，渴求对过去的知识都仅是为了服务于未来和现在，绝不是为了削弱现在，不是为了将生机充沛的未来斩草除根。”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做了一个有些惊悚甚至有些残忍的假设：在近代的常识世界中，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一切皆是独一无二，严格地说，一切历史事件仅发生一次——如果中世纪时在非洲某个偏僻之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尽管“在这期间有三十万黑人在难以描绘的凄惨中死去”，尽管这场战争残酷无比，但由于它是独特的，并且转瞬即逝，所以也就轻易被人原谅和遗忘了，甚至很难为它寻出什么意义、重要性，就像《庄子》所谓“蛮触之争”。昆德拉用了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它——morte d’avance，即还未消逝便已死亡。但是，若是有朝一日，“十四世纪这两个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永恒轮回，无数次地重复，那么战争本身是否会有所改变？”

作家回答道：会的，因为它将成为一个突出的硬疣，永远存在，此举之愚蠢将不可饶恕。

若法国大革命永远地重演，法国的史书就不会那么以罗伯斯庇尔为荣了。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的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一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和一位反复轮回、不断来砍法国人头颅的罗伯斯庇尔之间，有着无限的差别。

《本杰明·巴顿奇事》

同一者的“永恒轮回”（die ewige Wiederkunft），是尼采晚期哲学中备受争议的一个命题。按照昆德拉的解释，在永恒轮回的世界中，人的“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而建立在轮回不存在前提上的世界，则触目皆是廉价的宽恕、无耻的冷漠、对残暴的浪漫化……一句话，是一个道德深深沉沦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历史上的暴力、残酷和罪恶，是否仅仅因为发生一次就真的“被卑鄙地许可了”，姑且不论；习惯于线性看待时间的现代人，首先会将“永恒轮回”当成一种反历史的循环论——它似乎以一种最彻底的循环论消解掉了历史学的意义。

不过，比起历史学的意义或无意义，“永恒轮回”学说更关键的是它的伦理层面。这其实是尼采对每一个个体的灵魂拷问：

假如在某个白天或者某个黑夜，有个恶魔潜入你最孤独的寂寞中，并且对你说：“这种生活，如你目前正在经历、往日曾经度过的生活，就是你将来还不得不无数次重复的生活；其中决不会出现任何新鲜亮色，而每一种痛苦、每一种欢乐、每一个念头和叹息，以及你生命中所有无以言传的大大小小的事体，都必将在你身上重现，而且一切都以相同的顺序排列着……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与它相比，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那会怎么样呢？

根据一个人对这一质问的回答，就可以判断这个人的生命力究竟属颓废沉沦，还是积极向上：据说前者听到恶魔这句话，只会如遭重击，“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诅咒这个如此胡说八道的恶魔”；而后者却会欣喜地脱口而出：“你真是一个神，我从未听过如此神圣的道理！”这正是尼采的回答——即便如此，也不必悲观、沮丧和颓废，永远要“肯定生命本身，哪怕是处于最疏异和最艰难的难题中的生命”；永恒轮回就是这样一个难题，但也正是对生命的“最高的肯定公式”。

《本杰明·巴顿奇事》

又一篇“不合时宜”之作

“我自己的时代也尚未到来，有些人是死后才得以诞生的。”

尼采对新书问世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

新书的出版商弗里契（Ernst Wilhelm Fritzsch）此前为尼采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一篇，按照他与尼采的协定，该系列的第二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和第一篇一样，也首印 1000 册。但是，第二篇的销量尤其糟糕。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问世之际，适逢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德意志民族获得统一。在战后德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乐观主义、国家主义呈一边倒之势。特别是“历史主义”（Historismus）思想，主张一切存在都可以且必须从其“历史性”加以理解，强调“时间”“叙事”“秩序”“继承”“连续性”“整体性”等概念，认为历史是由具有意志力和目的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人类行为组成，舍此之外，不存在启蒙理性那般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人的本质仅仅展现在他的历史之中。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是“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的结合”，是 19 世纪德国学术界和市民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尼采又是逆流而行，他在书中不仅质疑德国的军事优势能否带来文化复兴，批评德国市民阶级的文化教育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比他的同时代人更能完美地捕捉到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衰败和被动情绪，对于尼采来说，历史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疾患，它培养了一种沉思的、以研究为导向的人格。……历史学家们，在尼采笔下变成了被动的观察者，淹没在了档案之中，无法行动或创造，不断降格为‘历史后宫中的阉人’”。

14 年后，就在尼采濒临崩溃、精神错乱的前夕，他写道：“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我只在找不到盟友，孤立无援的时候才攻击这些东西。” 既然如此，时代对他报以冷嘲和漠视，不亦宜乎？直到后来，他才甘心承认：“我自己的时代也尚未到来，有些人是死后才得以诞生的。”在今天看来，《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的“不合时宜”，又是一种“合乎时宜”，因为尼采的关切、批判，透入现代文明自我认识的膏肓、时代的深处，其切时性和紧迫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在尼采的早期著作中，除了《悲剧的诞生》，后续影响之深远、受关注程度之高，又非《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莫属。

《暴雨将至》

人的记忆、历史的重负

“无论微末的幸福还是极致的幸福，总是同一种事物使幸福成其为幸福，那就是能够遗忘，更学究气的表述则是：在自我存续期间非历史地进行感觉的能力。”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始于人的记忆问题。今天看来，记忆和历史严格说来很不一样：记忆是“体验性”的，“历史记忆”是亲历过历史事件（战争、革命、大屠杀等）的个人或集体的经历，这些经历事后被复原并转化为叙事。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第一章就提出，记忆是人和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动物仅活在当下，永远被拴在“此刻”的木桩上。于是，动物没有能力反思自身，因为它无法同早先的状况拉开距离。唯有人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能反诸己，这种特殊的意识使得人类的思想既能展望未来，又能回顾过去。换言之，动物唯有无意识的当下，而人类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皆源于人特有的意志，皆有选择性。记忆连着现在，人对过去的回忆，常由当下引发（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兴趣也常是从他当下的兴趣、从过去和现在的联系引发的）；记忆也连着未来，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人若丧失了全部历史意识，就好比一个人清早醒来，却记不得他说过做过的任何事，只能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因为，正常情形下，记忆在人清醒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拉在一起，并且同他现在的知觉和明天要说要做的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人创造了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借以创造的重要手段和材料，便是记忆。人是如此热衷于保持他的记忆，以至于“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即将倒下的千钧一发之际，或是快要溺水身亡的时候，他一生的故事还是会迅速地在眼前掠过”。

《暴雨将至》

然而，尼采提醒，别的动物是“非历史地活着的”，但活得相当快活和餍足；相反，“历史地活着”的人，记忆于他是一种福音，亦是一种诅咒。人所记得的东西，常要“裹挟着挣扎、苦难和倦怠袭向人”。如果放纵这样的历史感侵占人的全部意识，如果人只懂得从历史来理解自身，总是将自身的视野推到无限遥远的过去，被无尽的知识涌入和淹没，那么，人这种会记忆的、历史性的动物就会得病，丧失行动和创造的能力。尼采叹惋，人“每每执着于过去：无论他跑多远，跑多快，总是拖着这一枷锁”。这具枷锁时而会变得沉重无比，让人不堪承受，让生命力枯竭。“如果一个人始终只想历史地感觉一切，那就好比一个人强迫自己不得入眠。”人若是无法从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就成了背负过去蹒跚前行的奴隶。

因此，人同时需要“非历史”的感知和生存，也就是“能够遗忘、将自己封闭在有限视域中的技艺和力量”。尽管人无法像动物那样即刻遗忘、彻底遗忘，他仍需要遗忘：“人的所有行为皆要伴随遗忘：恰似一切有机物的生命不仅需要光，也需要暗。”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更将善于遗忘视为人的天性健康强壮的标志。积极的遗忘，是人特有的意志行为，就像一个“守门人”，阻截那些导致生命过载、消化不良的体验和知识，为新的意识，为治理、预见和谋划腾出地方。人的记忆能力，以及人学会遗忘的能力，共同构造了人这一特殊的主体。

三种历史学及其“利弊”

“我们既是过去世代的结果，我们也就是他们的迷乱、激情、谬误甚至罪行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彻底挣脱这一锁链。”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第二、三、四章标举和剖析了三种历史学——“纪念式历史学”“好古式历史学”“批判式历史学”。

纪念式历史学为实干家和奋斗者提供了崇高的“垂范、导师和慰藉”，他们从历史中目睹“诸多个人奋斗的伟大时刻构成了一个链条；由此，人类的峰峦历经千年彼此相连”，于是欢欣鼓舞，去为艰难甚至希望渺茫的伟大事业奋斗和拼搏。尼采对纪念式历史学的态度是相对肯定的，因为“对一切时代的伟大事物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信念，是对世代变幻和人生苦短的一种抗议”。但是，为了塑造伟大榜样及其连续性，为了追求激励人心的效果，不免要牺牲真实的历史因果，于是，历史常被刻意美化粉饰，甚至“近乎肆意虚构”。

《暴雨将至》

对于生活的“用”或“利”，好古式历史学提供了一种精心保全和呵护的“过去”，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提供了栖身乃至逃避之所，使之乐天知命，安于现状。仿佛那同一个熟悉的（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即使“穿越重重黑暗和混乱的漫长世纪”，也还历久弥新，绝不像一片飘零的落叶，而是（用尼采的比喻）有一种树大根深的舒适和安全感。不过，好古式历史学始终局限在狭窄的视域中，“把一切事物看成同样重要，从而把每一个别事物又看得过于重要”，滑向一种缺乏鉴别能力的相对主义；又或者，对古物、旧俗的执着和痴迷，使得历史学不惜一切代价将鲜活生动的事物进行防腐处理，“不再维系生活，而是将之制成干尸”，人就完全丧失了行动和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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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式历史学旨在破除前两种历史学营造的幻景，是“那种打破过去、消解过去的力量”。它用冷酷无情的手术刀，揭露人的过去、人的历史无非是一系列“迷乱、激情、谬误甚至罪行”，是种种残暴、贪欲、压迫和不义。原来，纪念式历史的丰碑之下，掩藏着多少枯骨和不能见天日的罪恶，由此，人对伟大事物和古老事物的敬畏感消解了。在批判式的透镜下，人醒悟到一切都是不义的，都必须接受审判乃至处决。唯有如此，他才能较少牵挂地面对此在和未来，并且“给自己一个后天培植的过去”。

但是，批判式历史学既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若念念不忘生活就是不义，便会产生一种嫌恶和摒弃，进而对生活悲观。由此，批判式历史学引诱人去渴求终结、虚无：“生成的一切总应当要归于毁灭；所以最好，不如不生。”

总之，“纪念式历史学”崇尚伟大，利在激励奋斗，其弊也肆；“好古式历史学”维系传统，利在提供安适，其弊也拘；“批判式历史学”谴责不义，利在寻求解放，其弊也刻。

《本杰明·巴顿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