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8日，《人类新史》获得第十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年度书籍。
《人类新史》是一场对人类命运叙事的颠覆性追问。当我们习惯于用"农业革命""国家起源"等宏大概念串联历史时，这本书以考古学与人类学的锐利目光，揭示出这些"公理"背后隐藏的现代神话性。两位作者带领读者穿越时空，在季节交替的原始部落、无中心组织的早期城市、充满责任而非占有的财产观念中，重新发现人类社会的多元与流动。那些曾被忽视的"分岔路"——分裂演化、三种自由、支配三要素——不仅解构了线性进步史观，更让我们看到：所谓"文明正轨"，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浪花。
作为大卫·格雷伯的学术遗作，这部作品凝结了他对官僚制与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更饱含着对人类可能性的炽热信念。当世界陷入困顿迷茫时，《人类新史》试图从被遗忘的过去采撷思想火种——若历史从未注定走向封闭与等级，未来又为何不能重拾开放与创造？这份追问，正是我们献给所有不甘被单一叙事束缚的思考者的礼物。
第十二章
万物的黎明
（部分）
本书从呼吁提出更好的问题开始。我们首先观察到，追寻不平等的起源必然意味着制造一个神话，一场堕落，一种对《创世记》前几章的技术性变体，而这些在大部分现代版本中呈现为一种刨除了一切救赎希望的神话叙事。在这些叙事中，人类顶多只能指望对我们固有的卑劣境况做些小修小补，幸运的话，还能采取重大行动阻止迫近的大灾难。截至目前，唯一与之不同的理论是假定不平等没有起源，因为人类是天生就有些残暴的生物，我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悲惨与暴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由我们自身的自私和竞争本性驱动的“进步”或“文明”本身就是救赎。这种观点在亿万富翁中极为流行，却对其他人没什么吸引力，包括科学家在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它并不符合事实。
大部分人天然地对故事的悲剧版本感到亲切，或许不足为奇。原因不仅在于它与《圣经》的渊源。更美好更乐观的叙事西方文明的进步终将使每个人更加幸福、富足和安全至少有一处明显的缺陷。它无法解释为何那样一个文明不能自然而然地传播；换言之，为何欧洲列强在过去的差不多500年间要用枪指着人们的脑袋以迫使他们接受那个文明。（还有，如果处于“蒙昧”状态天然是悲惨不堪的，为何有那么多西方人一旦可以选择，就会在第一时间迫不及待地转而投奔那种状态。）在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盛期，每个人似乎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个时代天真地相信“进步的步伐势不可当”，但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杜尔哥式的进步观从未真正主导过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理论，更别提当时的政治思想了。
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很可能满脑子都是衰落和解体的危险。他们中很多都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认为大部分人类没有进步的能力，因此盼望这些人能肉体灭绝。即便是那些不这么想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改善人类境况的启蒙方案着实天真得可怕。我们今日所知的社会理论大部分产生于这些反动思想家之列，这些人回看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震荡，关心的更多是家国之中日益增长的苦难和公众暴动，而不是海外人民的灾难临头。因此，社会科学的构思和搭建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①启蒙运动的擘画，即科学进步和道德进步的统一以及改善人类社会的方案，哪里出了问题？②为何好心好意修复社会问题的努力却常常招致更坏的结果？
这些保守思想家发问，为何启蒙革命家这么难以将理念付诸实践？为何我们不能想象一种更理性的社会秩序并通过立法使其成为现实？为何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热情最终却制造出恐怖？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
姑且不论其他，这些关心事项有助于解释让雅克·卢梭这个不太成功的18世纪瑞士音乐家，为何会持续不断被拿出来讨论。那些主要关心第一个问题的人将卢梭视为首位以典型的现代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那些主要关心第二个问题的人将卢梭塑造为无知的终极反派，是个认为非理性的既存秩序可以被简单扫除的头脑简单的革命家。很多人认为卢梭个人要为断头台负责。相较之下，今天鲜有人阅读19世纪的“传统主义者”，但这些人其实很重要，因为是他们，而非启蒙哲学家，真正孕育了现代社会理论。很久以来，现代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例如传统、团结、权威、地位、异化、神圣，都是首先在诸如神权主义者德博纳尔德子爵（Vicomte de Bonald）、君主主义者德迈特斯伯爵（Comte de Maistre）或者辉格党政客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类人的著作中被提出的，他们认为，尤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拒绝严肃对待这些顽固的社会现实，招致了（他们坚称的）灾难性后果。
这些19世纪激进派和反动派之间的争论从未真正终结，而是不断地以不同形式重新浮现。例如，如今右派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启蒙价值的捍卫者，而左派则是其最激烈的批判者。但是在论辩的过程中，各方都在一个关键点上达成了共识：确实有过某种“启蒙运动”，它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转折，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场决裂的结果。启蒙运动被视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依据某种理性的理念重塑社会的自觉工程。也即，真正的革命政治。很明显，18世纪之前就有过起义和愿景运动。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些启蒙之前的社会运动如今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为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例，其中人们只是主张回归某种“古代之道”（通常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或是声称依据上帝（或是与之类似的本土存在）的启示行事。
顺着这套论述，启蒙之前的社会是“传统”社会，建立在社区、身份、权威和神圣之上。在这些社会中，人们不论进行个体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归根结底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更像是习俗的奴隶，或者充其量是无法阻挡的社会力量的代理人，这些力量被他们投射为宇宙中的神、祖先或其他超自然力。据信，只有启蒙之后的现代人才有能力自觉干预历史并改变其进程；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似乎突然达成了共识，也不管他们对于改变历史进程是不是个好主意有过多么激烈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