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这卡里有八千块，是爸这些年攒下的。"
他递给我那张旧得发黄的银行卡时，手微微颤抖，"密码是你妈的生日。"
我接过那张卡，心里泛起一丝苦涩。
八千块，在这个城市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可我知道，对于一个木匠来说，这已是全部家当。
01
我叫李小雨，今年二十七岁，普通得像这城市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有着安稳却不够富足的生活。
十七年前，母亲带着我改嫁给了这个叫王建国的男人。
他是个木匠，那种传统的、固执的木匠，从不使用现代工具，坚持用最古老的方式做最朴素的家具。
母亲嫁给他的那天，我躲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夜。
我恨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恨他闯入了我和母亲的生活，恨他身上永远散发着一股木屑和汗水混合的气味。
第一次叫他"王叔"时，他笨拙地笑了，露出了参差不齐的黄牙，那笑容在我看来既难看又可笑。
母亲常说他是个好人，可在十岁的我眼里，好人这个词太过苍白，苍白得不足以填补我内心对亲生父亲的渴望。
小时候，每当看到别的孩子被亲生父亲高高举起，我都会躲在角落里偷偷落泪。
王建国看到了，但他从不靠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水果糖，放在我的书桌上，然后轻轻带上门离开。
他的木工房是我们家最大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木料和工具。
我上初中的那年，母亲病倒了，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母亲每天早出晚归是在附近的服装厂做工，而王建国的木工活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他们一直瞒着我，想让我以为我们的生活很富足。
母亲住院的那段日子，王建国每天都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于医院和工作室之间。
他的手上多了更多的茧和伤痕，脸色也越来越憔悴，但每次见到我，他都会挤出一丝笑容："妈妈很快就会好的。"
母亲出院的那天，他卖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木工工具。
我偷偷听到母亲为此跟他争吵，他只是摆摆手说："工具可以再买，但你不能再病倒。"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粗糙的男人，或许真的爱着我的母亲。
02
上高中时，我开始叛逆，经常和王建国顶嘴，甚至故意叫他"外人"。
母亲为此哭过，而他只是默默地走出家门，在院子里抽完一整包最廉价的香烟。
我高二那年参加数学竞赛，获得了市级二等奖。
当我带着奖状回家时，发现王建国正在院子里做一个小书架。
"这是给你的，"他说，"你的书太多了，都堆在地上不好。"
那个书架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但每一个接口都严丝合缝，光滑得找不到一丝毛刺。
我没有道谢，只是把书架搬进了房间，但那晚，我第一次仔细打量它，发现底部刻着一行小字："小雨的书架，建国制。"
那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被粗糙的大手艰难写就。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不算最好的，但对于我们家来说已是莫大的光荣。
王建国难得地喝了酒，红着脸对邻居们说："我闺女考上大学了，以后是大学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称我为"闺女"，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上大学需要钱，很多钱。
我知道家里并不富裕，想过放弃，但王建国坚决不同意。
"上，必须上，"他说，"爸——我有办法。"
他差点脱口而出的那个"爸"字，让我的心颤了一下。
大学期间，每个月他都会按时汇来生活费，虽然不多，但从未断过。
我的室友们都有智能手机，而我还在用着一个按键机，直到有一天，一个特快专递送来了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部入门级的智能手机和一张字条："听说大学生都用这种手机，学习上应该用得着。"
落款是"王叔"，不是"爸"，似乎是怕我嫌他越界。
大二那年寒假，我回到家，发现王建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他还是那个沉默的木匠，但身体明显佝偻了许多。
我问他累不累，他只是摇头："不累，就是最近眼睛有点花，做细活时看不太清楚。"
那个寒假，我第一次主动坐在他的工作室里，看他做木活。
他的手法很慢，但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有力，像是与那些木头有某种心灵感应。
"这木头啊，它有自己的脾气，"他说，"你得尊重它的纹路，它才会听你的话。"
那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这么长的一段话，声音里带着对木工的痴迷与敬畏。
大三那年，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我从学校赶回家时，王建国正跪在母亲的遗体前，像一座雕塑般一动不动。
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一直跪着，直到双腿失去知觉，被人搀扶着才站起来。
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大多是母亲在服装厂的同事和邻居。
王建国安排好一切后，对我说："你妈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你大学毕业，你要好好学习。"
那天晚上，我透过门缝看到他坐在母亲的照片前，无声地流泪。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爱我母亲，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3
母亲去世后，我以为王建国会放弃供我上学，毕竟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他已经尽到了责任。
但他没有，依然每月按时汇款，甚至金额还略有增加。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很少回家。
每次通电话，他总是简短地问候几句，然后就沉默，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们的对话总是在尴尬中结束。
工作的第三年，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林。
他是个普通的上班族，性格温和，看上去就是那种会疼爱女人的男人。
我们相处得很好，半年后，他向我求婚了。
我答应了，然后犹豫了很久，才给王建国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传来他沙哑的声音："好事，好事。"
婚礼前一周，王建国坐了六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来到省城。
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又瘦了一圈，背也更驼了，但精神看起来很好。
他托运来了一套他亲手做的家具：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和一对床头柜。
"这是我给你的嫁妆，"他说，"不值钱，但结实，能用一辈子。"
我摸着那些家具，每一寸都打磨得异常光滑，连最细小的接缝都严丝合缝。
这是一个老木匠的心血和骄傲。
小林很喜欢这些家具，称赞它们做工精良，远胜过那些工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
王建国难得地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婚礼前一天，他叫我单独出来，塞给我一张银行卡。
"这卡里有八千块，是爸这些年攒下的，"他说，声音有些颤抖，"密码是你妈的生日。"
我拿着那张卡，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不多，"他补充道，"但希望能帮到你。"
我点点头，把卡放进钱包，心里泛起一丝苦涩。
八千块，在这个城市连一个季度的房租都不够，可我知道，对于一个老木匠来说，这已是全部家当。
婚礼那天，当主持人问"新娘的父亲是否愿意把女儿交给新郎"时，王建国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明显是新买的西装，有些不合身，但被熨得一丝不苟。
"我愿意，"他说，声音出乎意料地坚定。
然后，他转向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我为"女儿"："我的女儿，我以你为荣。"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充实，小林是个顾家的好丈夫，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还算舒适。
王建国很少来看我们，每次来都是匆匆地住一晚就走，似乎怕打扰我们的生活。
04
半年后的一天，我们家的洗衣机坏了。
小林说想买一台新的，但我们的积蓄刚好用来付了房子的首付，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突然想起了那张银行卡，那八千块钱。
"或许可以先用这笔钱，"我对小林说，"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存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银行。
排队等候时，我有些忐忑，不知道那卡还能不能用，毕竟已经放了半年多。
终于轮到我了，我走到ATM机前，插入卡片，输入密码：我母亲的生日，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屏幕跳转，显示着余额查询的结果。
我看着那个数字，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