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这卡里有八千块,是爸这些年攒下的。"
他递给我那张旧得发黄的银行卡时,手微微颤抖,"密码是你妈的生日。"
我接过那张卡,心里泛起一丝苦涩。
八千块,在这个城市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可我知道,对于一个木匠来说,这已是全部家当。
01
我叫李小雨,今年二十七岁,普通得像这城市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有着安稳却不够富足的生活。
十七年前,母亲带着我改嫁给了这个叫王建国的男人。
他是个木匠,那种传统的、固执的木匠,从不使用现代工具,坚持用最古老的方式做最朴素的家具。
母亲嫁给他的那天,我躲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夜。
我恨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恨他闯入了我和母亲的生活,恨他身上永远散发着一股木屑和汗水混合的气味。
第一次叫他"王叔"时,他笨拙地笑了,露出了参差不齐的黄牙,那笑容在我看来既难看又可笑。
母亲常说他是个好人,可在十岁的我眼里,好人这个词太过苍白,苍白得不足以填补我内心对亲生父亲的渴望。
小时候,每当看到别的孩子被亲生父亲高高举起,我都会躲在角落里偷偷落泪。
王建国看到了,但他从不靠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水果糖,放在我的书桌上,然后轻轻带上门离开。
他的木工房是我们家最大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木料和工具。
我上初中的那年,母亲病倒了,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母亲每天早出晚归是在附近的服装厂做工,而王建国的木工活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他们一直瞒着我,想让我以为我们的生活很富足。
母亲住院的那段日子,王建国每天都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于医院和工作室之间。
他的手上多了更多的茧和伤痕,脸色也越来越憔悴,但每次见到我,他都会挤出一丝笑容:"妈妈很快就会好的。"
母亲出院的那天,他卖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木工工具。
我偷偷听到母亲为此跟他争吵,他只是摆摆手说:"工具可以再买,但你不能再病倒。"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粗糙的男人,或许真的爱着我的母亲。
02
上高中时,我开始叛逆,经常和王建国顶嘴,甚至故意叫他"外人"。
母亲为此哭过,而他只是默默地走出家门,在院子里抽完一整包最廉价的香烟。
我高二那年参加数学竞赛,获得了市级二等奖。
当我带着奖状回家时,发现王建国正在院子里做一个小书架。
"这是给你的,"他说,"你的书太多了,都堆在地上不好。"
那个书架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但每一个接口都严丝合缝,光滑得找不到一丝毛刺。
我没有道谢,只是把书架搬进了房间,但那晚,我第一次仔细打量它,发现底部刻着一行小字:"小雨的书架,建国制。"
那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被粗糙的大手艰难写就。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不算最好的,但对于我们家来说已是莫大的光荣。
王建国难得地喝了酒,红着脸对邻居们说:"我闺女考上大学了,以后是大学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称我为"闺女",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上大学需要钱,很多钱。
我知道家里并不富裕,想过放弃,但王建国坚决不同意。
"上,必须上,"他说,"爸——我有办法。"
他差点脱口而出的那个"爸"字,让我的心颤了一下。
大学期间,每个月他都会按时汇来生活费,虽然不多,但从未断过。
我的室友们都有智能手机,而我还在用着一个按键机,直到有一天,一个特快专递送来了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部入门级的智能手机和一张字条:"听说大学生都用这种手机,学习上应该用得着。"
落款是"王叔",不是"爸",似乎是怕我嫌他越界。
大二那年寒假,我回到家,发现王建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他还是那个沉默的木匠,但身体明显佝偻了许多。
我问他累不累,他只是摇头:"不累,就是最近眼睛有点花,做细活时看不太清楚。"
那个寒假,我第一次主动坐在他的工作室里,看他做木活。
他的手法很慢,但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有力,像是与那些木头有某种心灵感应。
"这木头啊,它有自己的脾气,"他说,"你得尊重它的纹路,它才会听你的话。"
那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这么长的一段话,声音里带着对木工的痴迷与敬畏。
大三那年,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我从学校赶回家时,王建国正跪在母亲的遗体前,像一座雕塑般一动不动。
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一直跪着,直到双腿失去知觉,被人搀扶着才站起来。
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大多是母亲在服装厂的同事和邻居。
王建国安排好一切后,对我说:"你妈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你大学毕业,你要好好学习。"
那天晚上,我透过门缝看到他坐在母亲的照片前,无声地流泪。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爱我母亲,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3
母亲去世后,我以为王建国会放弃供我上学,毕竟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他已经尽到了责任。
但他没有,依然每月按时汇款,甚至金额还略有增加。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很少回家。
每次通电话,他总是简短地问候几句,然后就沉默,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们的对话总是在尴尬中结束。
工作的第三年,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林。
他是个普通的上班族,性格温和,看上去就是那种会疼爱女人的男人。
我们相处得很好,半年后,他向我求婚了。
我答应了,然后犹豫了很久,才给王建国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传来他沙哑的声音:"好事,好事。"
婚礼前一周,王建国坐了六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来到省城。
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又瘦了一圈,背也更驼了,但精神看起来很好。
他托运来了一套他亲手做的家具: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和一对床头柜。
"这是我给你的嫁妆,"他说,"不值钱,但结实,能用一辈子。"
我摸着那些家具,每一寸都打磨得异常光滑,连最细小的接缝都严丝合缝。
这是一个老木匠的心血和骄傲。
小林很喜欢这些家具,称赞它们做工精良,远胜过那些工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
王建国难得地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婚礼前一天,他叫我单独出来,塞给我一张银行卡。
"这卡里有八千块,是爸这些年攒下的,"他说,声音有些颤抖,"密码是你妈的生日。"
我拿着那张卡,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不多,"他补充道,"但希望能帮到你。"
我点点头,把卡放进钱包,心里泛起一丝苦涩。
八千块,在这个城市连一个季度的房租都不够,可我知道,对于一个老木匠来说,这已是全部家当。
婚礼那天,当主持人问"新娘的父亲是否愿意把女儿交给新郎"时,王建国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明显是新买的西装,有些不合身,但被熨得一丝不苟。
"我愿意,"他说,声音出乎意料地坚定。
然后,他转向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我为"女儿":"我的女儿,我以你为荣。"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充实,小林是个顾家的好丈夫,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还算舒适。
王建国很少来看我们,每次来都是匆匆地住一晚就走,似乎怕打扰我们的生活。
04
半年后的一天,我们家的洗衣机坏了。
小林说想买一台新的,但我们的积蓄刚好用来付了房子的首付,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突然想起了那张银行卡,那八千块钱。
"或许可以先用这笔钱,"我对小林说,"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存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银行。
排队等候时,我有些忐忑,不知道那卡还能不能用,毕竟已经放了半年多。
终于轮到我了,我走到ATM机前,插入卡片,输入密码:我母亲的生日,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屏幕跳转,显示着余额查询的结果。
我看着那个数字,一时间愣在了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