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菲涛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相关的劳动纠纷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因为用工主体界定难、关键证据举证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存在一定困难，影响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为此，浙江省宁波市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拓展线上调解渠道，创新多元联合调解工作新模式，实现劳动纠纷早发现、早化解。
试点建立一站式调解中心
快递员林先生入职某快递驿站后，因丢件、破件被扣高额赔偿，辛苦干了一个月，不仅拿不到工资，还倒欠公司不少钱。为此，林先生向宁波市鄞州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申请调解。
在调解员的多次联系和敦促下，快递驿站负责人终于来到调解室，和林先生核对了派件费用、签下调解协议，并通过就近的仲裁派出庭对协议进行了仲裁审查确认。林先生如愿拿到了劳动报酬。
记者了解到，鄞州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成立于2023年5月，是浙江首家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室。该调解中心由仲裁员、法官、律师、行业专家等人员组成联合调解专家团，通过派驻、轮驻、联合调解、集体研讨等方式，每周4次为劳动者和平台企业开设“专家门诊”。
同时，该中心注重靠前防范，定期走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的企业，开展用工指导，编写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护“百宝书”，深入招聘会现场提供咨询解答，从源头减少劳动纠纷的产生。据悉，该调解中心运行以来，累计调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207起。
而在宁波市海曙区，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的合一生活园区为试点，成立一站式调解中心，服务周边100多家企业的近千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线上调处便利用工双方
“我同意这个调解方案。”在鄞州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的大屏幕上，传来某平台公司负责人的声音。屏幕前坐着的是本次调解的申请人外卖配送员陈某和调解员叶旭东。“请电子签名对调解笔录予以确认。”随着叶旭东的提醒，双方对调解结果予以认可。这也意味着这起纠纷线上调解顺利完成。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熟悉网络操作的特点，该调解中心打造线上调解渠道。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鄞州区近九成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系通过线上处理。
而这背后，离不开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推广的“数字仲裁庭”。
在另一起网络主播与传媒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仲裁中，申请人表示开庭当日需要出差，无法到庭。经双方同意后，仲裁员在开庭当日指导当事人进入“数字仲裁庭”，组织双方举证、质证。查清事实后，仲裁员耐心细致地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意向。最终，申请人在出租车上就完成了线上开庭和调解。
依托浙江省智慧仲裁平台，宁波打造了13家“数字仲裁庭”，覆盖全市，实现劳动者庭审调解、证据交换等全流程网上办理。2024年，宁波两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网络办案率55.52%，案件审理时间平均降低50%。
多元联合调解化解纠纷
姚先生与A公司订立自由职业者协议后，被派往E平台下的外卖站点从事骑手工作，劳动报酬由B公司以“劳务费”的名义发放。随后，姚先生在劳动报酬结算上与三家公司发生纠纷，多次协商无果。
2024年7月，姚先生向海曙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求助。调解中心初步判断姚先生与三家公司均不存在劳动关系，随后联系工会、法院等部门，对该案进行联合调解。经过多次沟通，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不完全适用的现实，宁波积极联动人社、法院、司法、工会、工商联、企联等6个部门和宁波市律师协会等资源，从法律援助、法律法规释义、矛盾共同化解全方位出击，助推劳动纠纷早发现、早化解。
同时，宁波推出调解协议仲裁审查、司法确认等方式：经基层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故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或法院提出仲裁审查或司法确认申请，经确认后，仲裁委或法院将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
据悉，通过上述机制，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化解成果可以及时转化为具有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及时化解纠纷，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
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负责人童志雄表示，在总结鄞州、海曙试点的基础上，2025年将在全市推行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努力实现一站式调解机制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