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50年6月，成都总府街派出所内，几名市民正在吵吵嚷嚷，差点动手打起来。
原来一名女学生小崔和家附近茶食店的伙计小朱私奔了，两个小年轻一时兴起，刚刚跑到汽车站就吵了一架，姑娘小崔气呼呼跑回了家。
没想到此时找女心切的崔父已经报案了，说女儿小崔被拐卖，民警和家里的亲戚、朋友找了一圈，最后见小崔毫发无损得回来。
事情已经闹大，崔父可不想女儿因为“私奔”毁了名声，将来还要嫁人！于是他又拉着小朱闹到了公安局，偏说小朱拐骗了自己的女儿。
于是崔家人和朱家人就在派出所吵了起来，弄得民警们也是一脸无奈。
最后，他们单独将小朱和小崔带到审讯室询问。
小朱说了两人吵架的缘由——他们在汽车站捡到一个钱包，小崔偏要留在原地等失主，而小朱认为赶路要紧，等到两人安定下来了，再交给派出所。
平时娇生惯养的小崔见小朱怎么都不愿意让着她，一气之下就回去了。
小朱说完，将这个钱包拿了出来。
这个钱包里面有旧版人民币7万元，两把钥匙和一张纸。
民警也没有想到，这对小情侣捡到的这张纸，竟然关系着一则保密局特务的机密刺杀行动，这私奔闹剧，竟然引出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案件！
（一）
这张纸条上其实只有一行字——春熙路226号，旁边画了一幅简要的地图，标记好了地点。
而这个地名，派出所的顾庆斋顾所长正好熟悉，他可是关系到当时组织正在保护的一名“特殊人物”刘梦行
刘梦行，浙江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经在“复兴社”下属的报馆做一名编辑。
此人文笔极好，也因此被军统头目戴笠注意到，戴笠就将他调到军统业务处专门处理文字档案工作。
刘梦行也算是戴笠的亲信之一，曾经任命为机要档案管理小组副组长(组长由戴笠兼任),军衔也由上尉晋升至上校。
而且在戴笠死后，毛人凤依旧重用他。
刘梦行没有做过特务的工作，但他对军统局、保密局的机密档案可谓了如指掌。
1948年，中共地下党接触到了他，希望他能认清形势，及时回头。
这些年来，对所有核心档案都很熟悉的刘梦行早就已经看出了国民党败局已定，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两个月之后，刘梦行弃暗投明，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立下大功。
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第一时间安排刘梦行的妻儿和老母亲前往香港暂时避一避。
1949年5月，他们隐名埋姓，在组织安排下前往北平。
此时刘梦行也来到了北平，因为其重大立功表现，受到了李克农的亲自接见。
李克农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时，他只请求组织能够保障他全家的安全。
开国大典之后，刘梦行全家搬到了成都，就住在春熙路226号。
他们一直相当低调，刘梦行也改名为郭汝春，这一家人连来成都都是分三批前往的，一路上都被严密保护。
成都公安局街道了指令，对他们一家继续保护。
因为春熙路226号就在顾所长的管辖范围内，他自然是牢记于心。
不仅每天都要询问郭先生一家的情况，每周上级领导来的时候，他还会穿着便衣陪着领导一同在226号周围转一转。
所以郭所长在看到这张纸条时，立刻警惕起来，一刻都没有敢耽搁。
他先向两名年轻人询问了这个钱包到底是怎么捡到的。
小崔说，他们来到汽车站的时候刚巧错过了一班车，所以买了2个小时后的车票。
两人吃了点面条，回来的路上看到两男两女在打架，吵得相当激烈，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后来有公安的巡逻组经过，看热闹的和吵架的马上就四散走开了。
小崔突然之间发现了人群原来站着的地方，有一只钱包。
这个钱包是绿色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小崔捡到之后，就因为要不要等失主和小朱闹翻了。
这纸条虽然不起眼，但对顾所长而言却是惊天大雷，他马上带着钱包前往二分局，向上级汇报。
这个线索层层上报，最后上级要求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二分局分局长罗秀忠亲自负责调查清楚。
中共成都市委社会部和成都市公安局社会处最高长官杜贵宝非常重视，他和顾庆斋、罗秀忠三人亲自前往现场查看。
三人对比那张地图，非常肯定此人就是冲着“郭先生”去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对郭先生的保护，同时，加紧找到钱包的主人到底是谁。
因为字条发现当天是6月28日，所以专案组迅速建立后，代号为“628”。
专案组一共有五名成员，组长是市局社会处二科科长詹子兴担任，分局侦讯股长文材生担任副组长，其他三明成员都是二分和总府街派出所的民警。
专案组碰头后立刻开始研究起那个绿色的钱包。
这是一只女式钱包，从折痕上看已经用了很久了。
此人将钞票放的比较整齐，但这张字条是随手塞进去的，专案组认为这应该不是特务本人，而是特务委托传递消息的中间人。
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旧币两三万元，这只钱包材质普通，钥匙也是用棉线编在一起的，可见这钱包里的7万元对于失主而言并非一个小数字。
这名女子如果不知道纸条的用途，丢失钱包之后应该会向派出所报案。
于是专案组先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询问是否有人来报案。
得到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这天并没有人来报案。
看来，传递消息的特务已经有所察觉，不可能守株待兔等着失主来报案的，那么这个线索就断掉了。
不过，对于办案经验丰富的专案组侦查员们来说，还有其他的办法。
他们开始从地图的纸张着手，寻找蛛丝马迹。
这张纸细看之下是一张从学生作业本或者笔记本撕下来的一张纸，画图的墨水是普通的蓝墨水。
这个画图的人一看就不是什么专业搞画图或者美术的，但他画得比较认真，可以清晰辨别。
大家拿来了放大镜，仔细辨别这钢笔的痕迹，最后判断这人用的钢笔尖应该是玻璃笔尖，也就是说此人用的是一支蘸水笔。
这说到此处，侦查员康保法的父亲来警卫室寻找康保法，警卫室打来了电话。
原来康保法母亲今天五十大寿，康父从单位下班之后顺道带儿子一起回去。
康保法被临时调到专案组，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就想要赶紧把已经准备好礼物拿出去给父亲，托父亲送回家，自己暂时就不回去了。
但这时候文材生喊住了康保法：“我记得你的父亲是印刷厂的老工人，能不能请他进来看看这张纸，说不准他能看出什么线索来。”
康保法一听眼神一亮，马上出去把父亲喊了进来。
（二）
康父是在印刷厂工作40年的老工人了，他仅仅看了一眼，就断定说：“这张纸是从成都东升印刷社印刷的一种黑色封面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这笔记本一共一百页，生产数量不多，一般被报馆、医院等单位收购了，只有极少数被私人带走作为笔记本使用。”
没想到专案组意外收获了这个有用的线索，他们对康父连连感谢。
侦查员们继续商讨，玻璃笔尖又很特殊，一般要写大量文字的报社记者或者公司职员都不习惯用这种笔，只有平时书写比较少的医生会使用。
于是，大家都把重点放在了医院。
侦查员换上了便衣，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印刷公会的介绍信，分组前往各家医院或者诊所，寻找康父说的那种黑壳子的笔记本。
这一查就是两天，结果大家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
看来这么查又耗时又没有效率，大家又坐到了一起，再次探讨起下一步要怎么做。
这时候，一名侦查员突然说：“我们可以查一查钥匙，去找锁匠！”
为什么呢？
钱丢了，失主可能心疼一阵子，没有去报警；但是钥匙丢了，要去重新配一把钥匙。
这个建议一下子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调查的方向也从医院到了锁匠。
终于，调查有了显著的进展。
在7月1日，专案组分开调查，其中一名侦查员史溢在和老锁匠老吴了解情况时，意外得知有人在三天前的下午找他配过两把钥匙。
这配钥匙的女人家就住在附近，人们都喊她“金宝嫂”。
金宝嫂三十多岁，是名家庭妇女，每天买菜都会从老吴的摊位前走过。
金宝嫂待人热情，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给邻居送一些，时间久了，他和老吴也就熟悉起来。
有时候金宝嫂家中有点小零件坏了，请老吴到家里修一修，老吴也是顺手的事情，从不拒绝。
金宝嫂家中收拾得整整齐齐，她要照顾六十多岁的婆婆和十一岁的女儿。不过老吴从没有见过他的丈夫，只在家里的照片上看到这个男人的长相，比较斯文。
史溢一听非常开心，他请老吴务必保密，不要告诉别人今天有人找他调查过，随即赶紧回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了解金宝嫂和家人的情况。
金宝嫂名字就叫叶金宝，是成都本地人，1936年，她嫁给丈夫严德颐，三年后生下女儿。
叶金宝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也没有养活自己的手艺，家中的开销都靠丈夫严德颐。
严德颐，37岁，成都人，家中祖辈从商，他从医专毕业之后就在国民党军队里面担任实习军医，后来晋升为中尉医官。
不过严德颐并非从军队里面正常退伍的，他是悄悄跑回成都的。
根据他自己交代，他是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所以自己离开了。
在回到成都之后的一段时间，严德颐还被国民党追缉，只能又躲到了乡下的亲戚家中。
等到风声过去了，他回到了成都，自己开了一家诊所，因为有战场的经验，他治疗外伤十分在行，也渐渐有了名气。
后来一位华侨富商开了一家私人的“华光医院”，高薪聘请严德颐，他就在华光医院里面一直做到了现在。
一看到“医院”两个字，专案组就兴奋起来，看来刚开始大家的方向就没有错。
此时已经是晚上，大家简单吃了晚饭，一边吃一边讨论着，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首先，他们要确定钱包的失主就是叶金宝，可以用钱包里面的钥匙试一试能不能打开他家的门。然后，另一组则去光华医院调查，这个医院是否发放过康父所说的那种黑壳子笔记本。
其实光华医院之前侦查员调查过，他们确实有这么一批黑壳笔记本，很快就用完了。
本来医院要继续采购的，不过觉得采购堆积在库房也是浪费，就让医院里的主任、护士长用完之后自己去买同款笔记本，购买发票可以直接拿到医院报销。
当时接待侦查员的是一名负责行政的小老头儿。
小老头请主管医务的副院长以检查业务为由，将各个科室的笔记本都收了上来，结果发现有十六本这样的笔记本，页数都是全的，没有被撕过。
专案组怀疑，这个严德颐其实有两本笔记本。
（三）
侦查员直接找到了院长，告诉他现在这个负责外科的严主任是有问题的，请院长配合他们通知全院医务人员将手中需要报销的发票全部交上来。
果然，严德颐交上来的发票显示他买了两本笔记本，他交上来的是没有撕纸的那本，所以躲过了第一轮检查。
现在，侦查员就要找一找这本撕过纸的笔记本在哪里了。
另一边，调查叶金宝的侦查员请居委会帮忙，搞了一次卫生大检查。
居委会主任说，他们会找机会和叶金宝一家闲聊，专案组再乘机去看一看钥匙是否能打开他们家的大门。
这个办法很好使，侦查员一试，这把钥匙正是叶金宝家大门的钥匙。
这样看来，严德颐夫妻俩的嫌疑是逃不掉了。
有了钥匙这个铁证，专案组原本可以直接逮捕这夫妻俩了。
但组长詹子兴觉得这个案子非同一般，不能他们自行主张，他先向中共成都市委社会部长兼成都市公安局社会处长杜贵宝请示了一番。
杜贵宝指示，对嫌疑人先严密监视，不能让他们察觉到异常，一定要继续挖下去，看他们和什么人接触，挖出背后的特务链。
詹子兴非常谨慎地向上级请示，这家一共4口人，他们专案组只有6个人，人手紧缺不说，还没有交通工具，生怕跟丢了。
杜贵宝点头称是，马上给他们加了人手，还给专案组安排了两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
于是，6人信心满满地开始监视严德颐一家。
但他们监视了整整一个月，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