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合度超过99.999999%。”

看到报告上显示的数字,范新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为了这一天,他们足足等了25年。

01

1991年5月23日,是修武县的集市日。

中午时分,魏淑敏骑着那辆黄河牌自行车,带着四岁的儿子去县城置办物品。

“都这个点了,人咋还没回来。”

眼看着天已经黑了下来,老婆和儿子还没回来。

曹正红实在等得着急,叫上大哥曹正清,骑车朝县城方向赶去。

兄弟俩一路查问,却一无所获。

回程途中,他们走到池塘边上的一座废弃机井房,大门敞开着。



曹正红打着手电筒,光束照入井中。

就看到水面上飘着一个小小的身影,面朝下双臂展开。

正是他的儿子。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跪在井边,想伸手去够孩子。

曹正清立刻报了警。

修武县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孩子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这时,井水中又漂起一具女性尸体。

曹正红一眼认出了魏淑敏,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魏淑敏全身赤裸,身上还有明显的性侵痕迹。

在现场,勘查人员没有发现血迹。

井房外的麦田里,一条明显的拖拽痕迹向远处延伸,麦子全部倒向机井房方向。

循着这条痕迹,警方在麦田里找到了魏淑敏的一只白色鞋子。

天亮后,警方扩大了搜索范围。

拖拽痕迹一直延伸到通往县城的一条乡村小路上,这是河湾村村民赶集的必经之路。

麦田拖拽痕迹的起点附近,地面上还残留着一些冲刷不掉的暗色斑点。

土质松软处,一组清晰的足迹指向机井房。

“案发地是这里。”警方判断。

随着勘查的推进,更大的疑问浮现:

魏淑敏的衣物和自行车去了哪里?

惨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村民来往频繁的路边,凶手为何如此大胆?



02

第二天,法医王卫华在魏淑敏体内发现了凶手留下的精斑。

他用消毒后的玻璃瓶,小心收集好,然后用自己动手制作的容器,进行封存。

“这是破案的关键。”他对前来询问的专案组成员说。

解剖结果同时证实,魏淑敏肺部没有水,她不是溺死的,而是遭到击打头部后死亡,随后才被抛入井中。

早晨,专案组负责人范新河带队重返案发现场。

这一年他28岁,刚刚升任修武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魏淑敏母子案是他接手的第一桩重案。

调查取证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范新河让一名警员骑自行车从魏淑敏家出发,模拟她当天的行程。

测试结果显示,魏淑敏应在中午12点15分左右经过案发地点。

范新河立即组织人手走访周边居民,询问当天在案发地点附近的异常情况。

“那天中午12点多的时候,我在这条路上看到一个男的。”

一位村民回忆道。

“光头,穿白背心,身高一米七左右,瘦高个,他在池塘边走来走去。”

另一位村民也证实看到了类似特征的男子:

“也大概是那个时间,我骑车路过时,一个男人正蹲在池塘边。

看到我,他立刻站起来,我有点害怕赶紧离开了。”

在案发地点发现一组自行车轮印,从乡村小路转向田间小道,最终消失在100米外的水塘边。

警方立即调来抽水机,三小时后,水位下降到能够看清塘底。

果然,水塘里躺着一辆黄河牌自行车,正是魏淑敏的那辆。



“他抛弃了自行车,可能是不想引人注意,说明凶手很可能就在附近活动。”

范新河分析道。

警方将水塘彻底抽干,仔细搜寻可能的凶器和魏淑敏的衣物,但一无所获。

凶手精心处理了这些可能暴露身份的物证。

“会不会是个惯犯?”专案组成员提出疑问。

范新河目光投向了距离案发现场一公里远的新河农场。

这个农场关押着642名囚犯,他们在管教人员的看管下外出劳动。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农场的囚犯都是剃着光头的。

经过排查,案发当天只有畜牧队的16名囚犯在案发现场附近活动。

其中15人都能证明自己当时的位置,唯独一名叫梁刚领的囚犯,说不清自己在案发时间段的去向。

“那天中午我在睡觉。”

梁刚领声称,但他的同伴当时去食堂吃饭,没人能为他作证。

更可疑的是,梁刚领的身高、体型与目击者描述的可疑人员高度吻合。

审讯过程中,警方在梁刚领的囚服袖口发现了血迹。



经过化验,这些血迹与魏淑敏的血型一致,都是AB型。

可梁刚领坚称自己与案件无关。

就在所有证据都指向梁刚领时,物证鉴定中心传来结果:

从魏淑敏体内提取的凶手精斑血型为O型,而梁刚领是A型血。

凶手仿佛人间蒸发。

范新河反复审视案发现场,反复走访证人,但毫无进展。

魏淑敏母子的命案成为了悬案。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破此案,誓不罢休!”

范新河在办公室墙上贴下这句话,提醒自己不要放弃。

03

岁月飞逝。

专案组原班人马逐渐退休、调动,唯有范新河始终坚守岗位,

他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魏淑敏母子案的卷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翻阅一次。

法医王卫华也始终保管着那份珍贵的物证。

2010年,焦作市公安局建立了DNA数据库。

范新河立即带着保存了近20年的物证前往比对,但没有匹配结果。

失望之余,他继续等待。

2012年,公安部的DNA数据库进一步完善。

范新河再次提交比对申请,结果依然是空白。

等待,继续等待。

2016年5月4日,范新河接到了省公安厅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让他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5.23案件嫌疑人的DNA对比上了,在商丘市宁陵县。”

范新河带着专案组立即奔赴商丘市宁陵县,这里距魏淑敏案发地点两百多公里。

警方锁定的嫌疑人是一名75岁的老人:史从朗。

站在史从朗面前,范新河眉头紧锁。

这位头发斑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与当年的犯罪嫌疑人形象相差太远。



当年的凶手应该是30岁左右的青壮年。

25年过去,也不过五十多岁。

“DNA不会出错。”

省公安厅的技术专家反复确认过检测结果,史从朗与案件有关联。

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以普查为名采集了史从朗的DNA样本,同时与他闲聊家常。

“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范新河问。

“焦作市修武县。”

史从朗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1991年,去看我儿子。”

时间、地点的吻合让案件突然有了进展。

但比对结果很快传来:

史从朗与凶手的DNA不匹配。

既然史从朗不是凶手,为何他的DNA会与案件有关联?

有可能是史从朗的直系亲属。

警方立即调查史从朗的三个儿子,逐一采集DNA样本进行比对。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三个人全部排除了嫌疑。

案情再次陷入僵局。

这时,一个反常的信息引起范新河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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