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创作，靠戒律形成创作规律，也就是经常约束自己，适应创造规律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独创性。可以说，戒律成就好的作家。
初学写作者会大量阅读范文，会模仿其他作家来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摸索经验，要学得像，还要有一定的个性表达，却往往容易出现很多问题。模仿得很像，就失去了个性，而突破了模仿对象的束缚，虽然显得有个性，但很容易剑走偏锋，弄成了四不像，或者说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只有长期坚持写作的人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当然这种风格要获得读者的认可，不然只是认为形成了语言风格，读者不认可，写作者也照样写不成作品。作家写作不能胡言乱语，不能信马由缰，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能依照一定的戒律来写作，而这种戒律来源于写作实践。并不是读了关于写作理论的书就一定会写作，也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都能成为作家，而是依照一定的戒律来写作，才可以逐渐掌握写作规律，突破已有的认知局限，获得一定的创造能力。当然，初学写作者戒律太多，看了太多的创作理论，模仿了太多的作家，就会被束缚手脚，不敢搞写作创新，也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最终弄成了邯郸学步。写作需要写作者依照一定的戒律，而不是完全没有节律，更不是被所有的戒律束缚手脚。
在写作理论方面，有很多理论是互相抵牾的，甚至一个作家认为应该如何写，另一个作家恰恰推翻了他的理论，正好和他相反。有的作家认为应该写正能量的，有的作家认为应该写负能量的，尤其要发现社会的阴暗面，暴露出来；有的作家认为应该在作品中加入一些哲学理念，而有的作家却认为应该保持自然主义，不能加入任何哲学理念，要原原本本地还原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要读者自己去领悟；有作家认为写作应该用华丽的词语，不然就味同嚼蜡，而有的作家却认为写作应该平平淡淡才是真，应该大巧若拙，用朴素的语言写出不平凡的事，写出不平凡的感情；有的作家认为写作就是为人生的艺术，而有的作家认为写作只是谋生的手段，和人生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作家认为写作就是为了谋生，算作谋生的手段，为了挣钱而不是什么艺术，而有的作家认为写作就是一种艺术，长期搞写作就是搞艺术创造。作家认为的创作理论不同，秉持的创作理念不同，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即便作家吹嘘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的，也没有几个读者真正相信。读者有一定的鉴别力，并不会完全被作家忽悠。
读者可以读大量的作品，进行横向对比，心中有一个标准，知道什么样的作家写得好，什么样的作家写得差。但读者这种标准是主观的，并非完全客观，很可能比较偏激，但读者并没有察觉。毕竟人和人认识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很多读者读同样一本书，获得的感触是不一样的。读者认为某一本书比较好，可能带了认知偏见，也就是说那本书只适合于某个读者或某一类读者，却并不适合所有的读者。作者创作的时候心中装了读者，知道写的文章要给谁看，而不是乱写一气。作者心中有戒律，知道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来写，也知道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种表达过程中，作者的创作手法正好契合了读者的接受心态，就产生了奇妙的反应。通过文字达到了心灵相通的地步，而这个时候，读者会认同作者的思想，进而喜欢作品，喜欢作者。而作者并非漫无边际地写作，心中有一定的戒律，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倘若作者成了御用文人，就没有什么好的发展势头了，或者说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因为他们产生了很大的认知偏差，认为该写的往往是不该写的，认为不该写的往往是该写的，也就不再秉持社会的良心。
读者需要看到的是作者的真情，而不是矫情，也不是看到说谎话的套路。但很多作者并不认同读者的看法，总是云里雾里，云山雾罩，说车轱辘话，说假大空的话，用了很多漂亮的修辞和美丽的词语，却没有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最终弄得文章仿佛很绚烂，却华而不实，成了银样蜡枪头。倘若作者只是为了混饭吃，这样写无可厚非；倘若作者为了搞创作艺术，就要严格要求自己，追求更好的创作目标，用更好的语言来写，要说真情，要写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不能胡乱应付，更不能误导读者。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非常自由，其实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基础，而不是胡乱来写，更不是只写直抒胸臆的话，而没有委婉的修辞。黄庭坚的“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的创作方法适合于初入写作门径者，汪曾祺说的“随便”也是有了坚实的创作基础之后才会达到的境界，似乎随心所欲，却成了“刻意经营的随便”，而不是真的很随便。
心中有戒律的作家会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按照这种风格发展下去，会写出好的作品，但作家是搞创作艺术的，需要搞内容和语言方面的创新，而不能只是躺在原有的作品上吃老本。作家需要遵守一定的戒律，当创作成熟之后，各种艺术手法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就没必要刻意遵守戒律了。就像孔子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当作家创作成熟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黄遵宪说的“我手写我口”的境地，也可以达到汪曾祺说的“随便”的境界。
